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钱穆关于汉唐经济制度的观点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通畅。）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对图中反映出的城市发展进行评析。
材料一 “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诏河北诸郡发镇兵增筑城垒”。端拱二年时人称“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元丰三年（1080）曾巩奏疏称西北五路“嘉祐城堡一百一十二，熙宁二百二，元丰二百七十四。熙宁较嘉祐一倍，元丰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可见西北筑城数量之惊人。西南地区本非重点建城之处，但在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起义爆发之后，当年六月，“朝廷惩岭表无备，命完城”，十月，诏令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义的狄青“凡城壁尝经焚毁，若初无城及虽有城而不固，并加完筑”。北宋仁宗庆历之后，每年财政赤字为300万贯，英宗治平二年（1065），赤字超过1570万贯，导致财政吃紧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边地城池的营建。
材料二 相比之下，近里州县城市城墙失修的状况更为普遍，宋朝县邑鲜有修建罗城者。严禁地方占留钱粮的基本纲领，要求地方州县除必要开支外，其余皆要输送京师，故而修筑城墙的经费需向朝廷申请或由本地人户出资。正如南宋建炎间李纲所说：“东南久平定，郡县无城闉。”明确指出北宋地方修建城池重边地，轻腹地的问题：“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内犯，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
——摘编自来亚文《宋朝腹地“郡县无城”与“小城大市”现象研究》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对宋朝郡县城墙的修建与维护进行评述。
材料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认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评析材料中有关宋代的观点。（要求：围绕材料中的一种或两种观点展开评论；观点明确，史论结合，多角度充分论证，逻辑严密，表述清楚。）
材料一：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楼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楼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隆庆初年，明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所奏，宣布开放海禁，漳州、泉州之民“准贩东西二洋”。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
——摘编自涂丹《明代禁海与开海之争》
材料二：康熙时本有四口通商的规定，但几十年间，外国商船绝大多数开赴广州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和惯例。乾隆十二年（1717年），西班牙商船到福建、厦门贸易。当地官吏认为“吕宋（指西班牙）为天主教长，漳泉风俗浇漓（民风不淳朴）。此等夷船终不宜使之源源而来，拟俊夷船回掉之日，善为慰遣，不使复来”。清廷的复示是：“此等贸易，原系定例准行，今若不令复来，殊非向来通商之意……慰遣之处，可以不必。”……1757年十一月初十日，乾隆正式颁布谕旨，明确宣布：“嗣后口岸定于广东，外来商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
——摘编自《清实录》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隆庆初年明廷开海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隆庆年间的开海政策。
（2）据材料二，指出乾隆初年福建地方官员和清廷在对待西班牙商船贸易问题上的分歧。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乾隆后期从“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
| A．地域性“商帮” | B．统一货币“半两钱” |
| C．纸币“交子” | D．“工官”和“匠户” |
材料一 “政论文集里的古代经济政策”
贤良文学曰：“（汉武帝实行）盐、铁、酒榷（官营），与民争利……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愿罢盐、铁、酒榷，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
——摘编自桓宽《盐铁论》
材料二 “皇家祖训里的古代经济政策”
明初，与朱元璋其争夺政权的张士诚、方国珍余部，入海为盗，“诱岛倭入掠”。因而，朱元璋一方面以“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为由，定日本等国为“不征之国”，另一方面“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防止沿海居民里通外夷。
——摘编自《皇明祖训》
（1）根据材料一，概括“贤良文学”们对汉代经济发展的认识，并结合所学辩证分析这一认识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明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其影响。
材料 《醒世恒言》卷二十《张廷秀逃生救父》中，赵昂欲害死张权，掏出银子来放在桌上，就换来巡捕杨洪“吩咐个强盗扳他，了其性命”的承诺。卷三十五《徐老仆义愤成家》中，老仆阿寄通过经商获利，重振主母家业，且勤谨自守，获得了乡人的尊重，还获得朝廷旌表，《明史》将其事载入“孝义传”而名垂青史。《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记载：“甲在舟中，看了千金，转忆十娘，终日愧悔，郁成狂疾，终身不痊”，能让李甲独自留在悔恨和痛苦中的是沉水的“百宝箱”，写尽了对公子贪图千两白银的嘲讽。
——摘编自明代中后期冯梦龙编选的“三言”
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从上述故事中提取一个情节，指出它所反映的明朝重大历史现象，并评析该历史现象。（要求：简要写出所提取的小说情节及历史现象，对历史现象的评析准确全面。）
材料一：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全国。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等。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金融业务。
——摘编自孔祥毅《明清中国金融革命及其货币商人》
材料二：鸦片战争后，典当、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继续发展。外商在1845年将银行公司植入中国的通商口岸。清末，外国银行不仅经营对清政府的贷款、而且操纵中国外汇市场，直接控制了中国金融业。受西方证券的影响，1872年轮船招商局发行了首张公司股票。1896年光绪皇帝批准设立“亦中亦西”的中国通商银行，民族银行公司由此产生。1904年和1908年清朝借鉴英日等国中央银行制度建设的经验，设立了户部及交通两家国家银行。1903年后，清政府设立商部，对银行、保险立法，赋予商部兼管证券及保险的职权；规定户部为银行的监管机关。晚清的72年间，中国发生过13次较大的金融风潮。其中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政府无力管理金融市场，社会陷入混乱。
——摘编自孙建华《晚清金融创新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变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金融业发展的表现并分析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代金融业出现的新变化并对其评析。
材料一 明初规定“服不锦绮”“服布素”。明中后期，士子冠服追求诡异，颜色鲜丽，花样多变，百姓着装也“俗尚日奢”。饮食方面，明初“筵不尚华”，自天顺、成化后，官僚和商人阶层品尝山珍海味，一桌酒席花费数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是屡见不鲜，普通人家亦“有客必设专席，餐必丰腆”。按洪武年间礼制，庶民庐舍不得超过三间、五架，不许涂饰彩色；器皿不得描金，只能用铜、铁。明中期后，这些规定皆被突破。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民国成立后，政府颁行了男女礼服形制的法令，人们可以按各自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和经济能力选择服饰。洋装在中国的流行，促成中国服饰的改良，中山装和旗袍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与此同时，政府开展了剪辫、迫令放足、破除神权、反对迷信等活动……点头鞠躬取代了传统的跪拜作揖，握手逐渐成为社交场合的常见礼节。
——摘编自张宪文等著《中华民国史》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后，国人的服装颜色从灰蓝色调为主变为五彩缤纷，从单一款式走向多样化。近十多年来，人民的住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人均居住面积逐年增加。家庭拥有小汽车在30年前不可想象。今天家庭轿车已成为许多家庭重要的交通工具。文化方面，2011年一项调查表明，国民年阅读量为：以色列60本、日本40本、法国20本、韩国11本、中国4．35本。年人均购书量：以色列64本、俄罗斯55本、美国50本，中国不足5本。
——摘编自焦润明等著《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中后期生活消费方式的变化，并说明其变化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民国初年习俗风尚变革的积极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生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