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经济上，这段均衡期（1660—1730年）应当被理解为一段稳步增长而非停滞不前的时期。整个欧洲商业繁荣。西方世界到处都建起漂亮的新古典风格的交易所。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商品市场都在更加高效地运作。银行也迅速增加，比如英格兰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每一个欧洲国家都修缮道路、扩建港口，并开凿运河、搭建桥梁。直到1654年，柏林仍然不过是小河旁一个拥有五千居民的定居点，但到1740年，它已成了一座拥有将近十万人口的宏伟城市。维也纳从一个阴森的中世纪堡垒变成了瑰丽壮观的帝国首都。

——摘编自[美]大卫·哈克特·费舍尔《价格革命：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材料二   明清时期商业城镇的发展十分迅速。清代中叶直隶、河南、山东商业城镇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达40%以上。商业城镇中人口超过府城者至少有10多个，人口规模超过一般州县城的为数更多。新兴商镇的大量崛起使城市数量大大增加，这些商镇在行政建置上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其人口规模和市场辐射功能很多已超过一般州县城，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后的发展中升格为行政中心城市。清代中叶，冀鲁豫三省可视为流通枢纽和地区性商业中心的城镇有30余个，已超过三省的府城总数，这些商业城镇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改变着传统行政中心城市的绝对统治地位。

——摘编自许檀《明清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材料三   在西方，最早有关明清“停滞论”的表述出现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而后，著名学者魏特夫、佩雷菲特等也对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表了类似见解，这些断言使“停滞论”在西方世界得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认同。这样一种超稳定、无变化、停滞的中国社会面相在国内也同样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而有关“停滞论”的反思很早之前就出现了。

——摘编自朱浒《明清中国社会停滞了吗？——中西比较的视野》

材料   宋代商业革命，对于中国的商业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宋代的商业革命，我国实现了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并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倾向。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转向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

——摘编自刘毓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商业革命浪湖及启示》

简单说：好像汉代是在社会上层节制资本，而下层则没有力量管；唐代注意社会下层，由国家来计划分配，而让上层的富民能自由发展。至于汉代之盐铁政策起于武帝征伐匈奴，向外用兵，而唐代租庸调制之破坏，以及茶盐诸税之兴起，也由于玄宗以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而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则汉唐并无二致。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一   元代商税税率较轻，至元七年（1270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宋元时期，制度化的抑商内容已五去其四，仅在专卖制度中有部分保留。“通商”一词在《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出现的频率陡然增高，仅《宋史》一书，“通商”一词即出现近50次。《金史》《元史》等史籍中，也出现不少“通商贾”“通商惠工”“力墙通商”的记载。在宋元时期的商业政策中，虽然抑商仍未消失，但通商“日益复兴”，通商已深度地参与到国家治理之中，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材料二   “抑末”是明代的一项宏观的国家经济管理政策，主要是平衡各经济部门的关系，驱使游惰之民归于南亩，保证有足够多的人手从事农业生产，维护传统社会的稳定。而国家理性地对待商业，实行“通商”，则主要是为了足边、裕国、便民，解决国家面临的重大难题，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制度层面，商人已享有和庶民同等的政治、经济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地位和权利，解除了束缚商人近两千年的枉格。不过，也应注意到……文化观念的发展具有相对的滞后性，抑商观念仍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制度与行为也会有不相一致之处，抑商行为当然也不可能立即消失。明万历以后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张明富《明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材料一：山西乔家大院是保存最完整的晋商大院（如图）

材料二：荷兰东印度公司堪称现代公司治理和组织制度的创立者，它有一个董事会，可是由于人员较多，所以公司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委员会手中。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与股份构成相对应，任何一个商会都没有绝对控制权，但在公司的实际运作中，权力还是控制在阿姆斯特丹商会手中。每个商会监督并装备自己城市被允许派出的商船，而各商会允许派出的商船是根据其股份总额分配的。有了这样的制度保障，荷兰东印度公司进行了另一项制度创新，即发行股票。因为其合理的管理结构，保障了股民的利益。其鼎盛时期，股息高达40%。

材料三：圈地运动还引发了农村经济变革，如大农场的建立、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等。农村经济变革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英国的农业属混合型结构，种植业和畜牧业差不多各占50%。随着畜牧业比重的提高，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成为多余；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以及后来的工业革命也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引发了农业革命。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耕作制度、生产的规模化程度、农业机械化等都明显提高，使农业释放了大批的劳动力。

——宋蓓《国外城市化发展路径评述》

材料一   “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诏河北诸郡发镇兵增筑城垒”。端拱二年时人称“河朔郡县，列壁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焉”。……元丰三年（1080）曾巩奏疏称西北五路“嘉祐城堡一百一十二，熙宁二百二，元丰二百七十四。熙宁较嘉祐一倍，元丰再倍，而熙河城堡又三十有一”，可见西北筑城数量之惊人。西南地区本非重点建城之处，但在皇祐四年（1052）侬智高起义爆发之后，当年六月，“朝廷惩岭表无备，命完城”，十月，诏令南下平定侬智高起义的狄青“凡城壁尝经焚毁，若初无城及虽有城而不固，并加完筑”。北宋仁宗庆历之后，每年财政赤字为300万贯，英宗治平二年（1065），赤字超过1570万贯，导致财政吃紧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边地城池的营建。

材料二   相比之下，近里州县城市城墙失修的状况更为普遍，宋朝县邑鲜有修建罗城者。严禁地方占留钱粮的基本纲领，要求地方州县除必要开支外，其余皆要输送京师，故而修筑城墙的经费需向朝廷申请或由本地人户出资。正如南宋建炎间李纲所说：“东南久平定，郡县无城闉。”明确指出北宋地方修建城池重边地，轻腹地的问题：“朝廷所以备御夷狄者，皆在边郡，城池、器械一切备具，故敌未易攻。金人内犯，乃扰吾腹心，而中原郡县积习承平之久，城池堙颓，并无器械，何以御敌？”

——摘编自来亚文《宋朝腹地“郡县无城”与“小城大市”现象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