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王安石在《答曾公立书》中说：“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南宋时，《文献通考》的作者马端临感慨：“噫！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指宋代）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朱元璋告诫臣僚：“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

——摘编自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

材料二：宋朝商税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州郡财计，除民租之外，全赖商税”。“至道（宋太宗年号之一）中，岁入（商）税课钱四百万贯；天禧（宋真宗年号之一）末，增八百四万贯”；庆历（宋仁宗年号之一）年间，商税收入更是达到“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熙宁十年，华亭县辖下的青龙镇，商税收入达一万五千贯。

——摘编自脱脱等《宋史》、徐松《宋会要辑稿》

材料一   在宋朝的一些重大事件中，无论是“黄袍加身”，还是“雪夜访普”“杯酒释兵权”，都有酒的影子。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知，北宋时期宫廷宴饮礼节十分繁琐。在东京城的酒肆里，酒客们花钱取乐，酒事活动丰富多彩。在孟元老笔下，北宋东京城酒楼众多，经营有序。酒楼经营者对酒楼中各族各色人等都以礼相待。北宋中期后，东京城的夜市分布范围极广，通宵达旦的夜市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又称“午日节”），古人认为这一天是不祥的“恶日”“毒日”，故在此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在北宋，无论是皇亲贵胄还是普通百姓，其婚嫁礼都伴随着多种多样的酒事活动。

——摘编自王佳佳《北宋东京城酒文化研究》新乡学院学报2020年5月

材料二   19世纪末，德国葡萄酒法律开始以天然糖分含量作为品质判定的标准，葡萄酒的分级依据放弃了中世纪方式，转而以化学测量评定葡萄汁来对葡萄酒分级。当时一向推崇新教的普鲁士对此大加赞赏，而实际上，德国葡萄酒市场也是一样的想法。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德国业界迎来了“黄金时代：随着德国的工业化进程，很多新型机器被投入到葡萄园的生产中。在酿酒的过程中，有些人用了一些不诚实的方法，走了一些捷径：用希腊的葡萄干代替德国原产葡萄，或是直接灌装意大利的廉价葡萄酒，甚至掺入糖水……许多诚实守信的酒庄主要求出台新的法规以保护合法权益。1892年，法规通过了第一草案：禁止恶劣的欺骗行为。

——摘编自Reinhard Lowenstein《德国近代葡萄酿酒史》

材料一   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尤其是文化领域，于唐、宋几个世纪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在这几个世纪中，除了出现许多学者撰写的无所不包的各朝历史外，还出现了佛经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大批涌现，写在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高度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玻璃一样薄，一样透明，印刷术的发明价值连城，除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的商业革命。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

——摘编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

材料一   中国早期城市制度是由《周礼》规定的。在《周礼》之后，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的权力确认。从秦汉以后到宋，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既体现为国家结构的严密，也体现为市场和社会、家庭要素的功能性导入。

——摘编自姚尚建《在城市革命之前——中国古代城市的制度巩固》

材料二   宋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化发展的高峰期，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当时，打破了唐代以来城坊制的旧格局，实行街巷制的新体制，并大力发展各类手工业、服务业、娱乐业、广告业，同时取消流传千年的宵禁，大兴夜市。而且，户籍制度也不像唐代那样严格（唐代户籍分为编户和非编户，编户称为良民，非编户称为贱民，贱民不得独立门户，须与良民共用一个户口本），流动人口统称“浮客”，在城市居住一年即可落户，不少城市，浮客已多于主户。

——摘编自刘奇《中国三次城市化浪潮的启示》

材料三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化发展加速，全国县改市和乡改镇的数目增多，使城市人口增幅较大。20世纪90年代，全国新设200多个城市和8000多个建制镇，这些城镇的设立又大大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使国有经济焕发生机，更使民营经济取代乡镇经济，并获得蓬勃发展，同时成为这一时期 城市发展的主要引擎。

——摘编自李嘉岩《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等

材料一   湖南山地、丘陵多，宜于种茶，各地皆产，安化、岳阳、平江、桃源、衡山等地尤盛。所产茶叶，初为绿茶、黑茶，绿茶销省内及部省各地，黑茶则远销于陕甘、新疆及内蒙古一带。西北少数民族习惯饮用酥酪，不喝茶就会生病。至明，朝廷利用茶叶易马，实施“联番制虏（蒙古族）”的政策。安化黑茶于1595年由朝廷正式定为官茶之后，陕、甘、宁、晋等地区的茶商领“茶引”至安化采购黑茶，运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直至明末清初，西北地区的“边茶”大部分都是由安化黑茶供应，湖南产茶的地区也逐渐扩大。

——改编自李采娇《明、清及民国时期湖南茶叶史研究》

材料二   1858年，粤商佐帆取道湘潭抵达安化，传授制作红茶技术，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转输欧、美。因价高利厚，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暴动后，着手整顿西北茶务。于原有的“东柜”（陕西、山西茶商）、“西柜”（回商）外，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大量运销湘茶。自此，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复兴，并畅销于俄国境内，产量约达100余万担之巨……红茶大盛，商民适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上自长寿，下至西乡晋坑、浯口，茶庄数十所，拣茶者不下二万人，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直至1890年（光绪十六年）后，由于国际市场上遭到印度、锡兰茶的有力竞争，湘茶的销售量才渐形减少。

——捕编自伍新福等《湖南通史·近代卷》

材料一：西班牙在征服美洲之后，在亚洲吕宋（今菲律宾）建立了新的殖民地，为了将菲律宾当地和明朝的优质产品运往美洲和欧洲，西班牙人开始探索一条可从菲律宾返回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线。1565年，航海家乌尔达内塔从菲律宾起航，开辟了一条西起吕宋马尼拉、东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全新航道，这条航道被称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航线。250多年间，无数中国丝织品运抵美洲市场，用以交换产自西属美洲的白银。银丝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主要内容，也贯穿其始终。航海技术的革新，中西两国政策上的放松都客观上为银丝贸易提供了条件。16世纪中后期，银丝贸易逐步兴起。

——据全毅《漳州月港与大帆船贸易时代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等整理

材料二：白银流入对中国的影响。

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47“钱法议”

白银流向中国（作为出口的回报）。……到1600年，这种贸易造成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白银流入从宁波到广州的华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对丝绸的旺盛需求引发土地使用方式的重大变化……（另外）到1700年，大约一半的森林植被遭到破坏（低处种植桑树、棉花、甘蔗和水稻，高处种植玉米和红薯）。

（岭南的）农民不种棉花而种植甘蔗，用加工制成的蔗糖换取华中和华北的棉花。大部分棉花经过纺织加工再出口到南洋。这样，由于对棉纺织品的需求不断增长，就推动了甘蔗逐渐取代水稻（占用原有的水田，而种植棉花则需要开垦其他类型的土地）……没有导致（也不需要）另外开垦土地来种植供市场销售的甘蔗，这样就缩减了珠江三角洲及邻近地区的水稻产量，从而增加了市场对稻米的需求。对丝绸的需求增加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水稻田被非食品类经济作物挤占的情况。

——【德】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城市规模一般不超过5000人，13世纪，英国最大的城市伦敦，4万人左右。而中国开封有一百五十万人，超过二十万人口的有六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有四十多个。

材料二   北宋时，出现了一种既轻便而又易得原料的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南宋时，通行“会子”“关子”等纸币。

材料三　宋朝的海外贸易超过前代，广州、泉州是闻名世界的大商港，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

材料四     在11至12世纪。城市普遍展开了反对封建领主、争取城市自治的斗争。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往往通过赎买获得自治权，但许多城市却依靠武装斗争获得不同程度的独立与自主。

材料五     中古西欧城市是作为经济中心出现的，……城市所集中的手工业和商业所构成的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封建制度起到了瓦解作用。……城市里的市民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前身。

材料一   上古时期，人们只称“城”，而不称或少称“城市”。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摘编自徐龙国《中国古代城市与文明起源》

材料二   中国早期城市制度是由《周礼》规定的。在《周礼》之后，古代城市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国家的权力确认。从秦汉以后到宋，中国的城市政治制度既体现为国家结构的严密，也体现为市场和社会、家庭要素的功能性导入。

——摘编自姚尚建《在城市革命之前——中国古代城市的制度巩固》

材料三   近代以来进入工业时代，经济中心城市优先增长。中国城市发生分化，部分城市衰落，而另一部分城市因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脱颖而出，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等沿江、沿海的中等城市相继发展成为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试析近代中国大城市崛起的主要条件》

材料四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国家，却也较早承受了转型时期公共卫生状况严重恶化的后果，不得不摸索出一套适应域市化、工业化发展需要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最终，英国构建出一套以地方政府为核心，辅以中央政府监督引导的公共卫生管理制度。

——摘编自王广坤19世纪中后期英国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发展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