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笤、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红色家风建设的实践主体。朱德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对革命尽责，对家庭感情较薄亦是常情，望你谅之。”毛泽东也曾向其表兄说明：“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在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封封家书家信中，无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信念、生活信仰、道德情操体现得淋漓尽致。
——摘编自魏继昆、崔保峰《延安时期中共领袖红色家风建设研究》等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家训的特点并说明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共产党领袖红色家风的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时期红色家风的意义。
材料一 儒家意在以“修己”的方式实现个性人格的塑造与完善，实现内显的心性自由和外在的无拘无束。通过“学”达到“不逾矩”，从而实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以希冀达到“内圣”的基础上以道德表率实现“外王”的境界。
材料二 在古希腊，一个有资格参与城邦政治生活的人便被称为“自由人”，能够参与城邦政治、分享城邦权力成为古希腊人政治生活的理想指引，成为个人自由的表现和根本保障。自主、自立、自强的意识与观念，造就了古希腊积极式的公民参与自由，通过参与和构建政治生活、享有政治权利的积极性外化路径之下方能实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陈诗雯《中西古代自由观之差异及超越路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儒家与古代希腊自由观的主要内涵，并简析造成两者差异的因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古代两种不同自由观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以“仁”为核心。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不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力图维护濒手瓦解的周礼，提倡“克己复礼”,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据甘筱青、文师华《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整理
材料二中唐时期，韩愈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孔孟以降，儒学正在衰落，发觉当时与佛老的竞争，面临着深刻危机。是故，韩愈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高举复兴儒学的旗帜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的统治地位为当务之急。韩愈认为通过复兴道统，即可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促使当时纷乱局势，得以全国统一，复兴王朝。
——摘编自李世伟《论韩愈尊儒排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的主要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韩愈提出复兴儒学的背景。
材料一 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关系上的大动荡和大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结构上的宗法“礼治”逐渐松弛和瓦解，从而使“士”阶层从宗法制度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进而为“百家争鸣”的兴起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摘编自周继旨《论先秦的“百家争鸣”与“士”阶层的解放》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个学派，人们总称为诸子百家。各派各家都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即相互影响，又互相批判，在思想战线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参加争鸣的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百家争鸣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材料三 朱熹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榖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明代顾亭林也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在这种战争硝烟味极浓的政治环境中，孟子向统治者推行以德化人的“王道”理论势必行不通。
——摘编自肖观梅《浅析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不被重视的原因》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百家争鸣兴起的主要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战国时期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孟子政治思想在战国时期不被重视的社会原因。
材料一 孔子以“文、行、忠、信”教育学生，孔子在《论语》中直接提及“信”的言论就有35次，仅次于仁、礼、知(智)、道、学、德等6个概念。孔子认为，不仅在人与人交往上应当诚实守信，在研究学问方面，也应当以诚信处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讲诚守信，然后才能立足于社会，若无诚不信，就难以为人们所认同，为社会所容纳。孔子认为，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最为重要，并把“民信之”看得比“足食”“足兵”更重要。“上好信，则民英敢不用情”，统治者“敬事而信”，“得道者多助”的良好局面才能形成，国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摘编自陈发初《论孔子的诚信思想》
材料二 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诚”作了概括性的总结，认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他把“诫”之“真实无妄”提升为“天理”“天道”，以“不诚无物”“真实无妄”为“天理之本然”，人事之当然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人们的精神世界面前。朱子在《中庸章句》中强调“诚”是道德修养的首要前提，是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是“诚身之本”。朱子充分阐述了“诚意”和“致知”的关系，认为二者是“相资”“相应”的，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而后意诚。他认为，探究“诚意”应与“致知”相联系，必须在“致知”上下功夫。朱子认为，学习是可以把“气质之性”转变为“天命之性”的，即可以把“不诚”转变为“诚”。
——摘编自李建军《试析宋代理学的诚信伦理思想》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孔子对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看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熹对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新发展，并综合材料一、二简析儒家诚信伦理思想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和理想信念，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摘编自季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选择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核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联，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 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先后经历了生产转型、制度转型和意识形态转型三个前后相依的历史阶段。在生产、制度转型阶段，居主导地位的是以国家强力控制为特征、以功利主义为价值观的治国理险道德主义、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不被主流政治家接受。制度转型完成以后，国家强力控制、功利主义治国理念直接导导致了政治危机。在这种背景下，先是出现了以“无为而治”为表现形式的放任主义政治理念随着新问题的出现，又发生了意识形态转型，中庸之道的治国理念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社会转型全面完成。
——摘编自张荣明《古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治国理念》
根据材料，就战国至秦汉时期社会的转型提炼一个恰当的观点，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