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韩非主张治理天下要“事在四方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同时，“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还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据《韩非子》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是免除一切情绪影响的神袛和理智的体现，人类的本性（灵魂）便谁都难免有感情。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较为优良。即使法律所未及的问题或法律虽有所涉及而并不周详的问题确实存在，但这时如果需要运用理智，还是应该求之于多数人或全体人民。因为多数人总比少数人不易腐败。……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在一个城邦中，所有公民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极富、极贫和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人们最能顺从理性，并且很少野心，“他们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平安生活”。因此，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

——摘编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导读》

材料一   韩非认为，只是靠君主和臣下的能干来治国，国家的稳定和富强只是暂时的，能干的君臣一死，昔日的富强就会衰落；只有定下稳定的法制，才能使国家的前途不至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就要顺应人的自私自利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明确主张治国“不务德而务法”，反复强调“治强生于法”“明法者强，慢法者弱”。

——据施觉怀《韩非评传》等

材料二   把治权寄托于少数贤良，毋宁交给多数平民；法律的统治才是最好的统治。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人尽管聪明睿智，然而他有感情，因之即会产生不公道，不平等，而使政治腐化。用法律来统治则可以免却上述流弊，因为在这里，治者和被治者都是自由民，他们之间是平等的，他们都享受法律上的权利；有了法律可以遵循，即使统治者也不敢胡作非为，破坏法纪。

——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等

传统治国方略凝聚着中西方古代哲人的政治智慧，它为现代人留下了诸多思考和启迪。

材料一   孔子认为“天生德于予”，提倡德治。德治要求道德极为高尚的“圣人”治理国家，达到“修己以安百姓”的理想目标。孟子也主张统治者施行“仁政”，推行道德教化，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生活。与孔孟相比，荀子虽然更多关注人性中恶的一面，但他认为可以利用礼义教化和法律来改变人的恶性。韩非子则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情也”，因此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材料二   柏拉图早年把人的天赋善性看成政治的基础。主张靠“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推行贤人政治来维护城邦制度，将“最高尚、最公正的东西”施于公民。从人性自私论出发，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因为法治一方面可以抑制人的性恶，另一方面又能促使人向善的方向发展，因为法律的精神是“善”的，即法律应是合乎正义的。政治团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至善，其采取的途径主要是靠法治，其次是教育。在城邦中，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因此，只有以他们为基础建立的政体才是符合“中庸之道”的最好的政体。

——均摘编自崔永东《中西法律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