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全球化”概念产生于西方社会，最终被全球接受和使用。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相继发现必须从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上与国际接轨才能实现救亡图存。洋务运动、改革立宪都加速了中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步伐。1902年梁启超第一次提出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认为中华民族由多民族混合而成。1907年杨度认为中华民族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五四运动后，“中华民族”一词几乎家喻户晓。这次“全球化”启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是一个古老文明重新被西方规则“国际化”的过程。

材料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此时中国的外部环境是有利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美英等国提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减少政府干预，如减少个人税和企业税等，扩大海外市场；美苏冷战缓和以及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等都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条件。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中国举办北京奥运会。

——摘编自王栋曹德军著《再全球化》

材料一 先秦时期，儒法两家虽共同认识到了官吏在治国中的重要地位，但在选官层面上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荀子所说：“虽王公大人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法家则认为，个人素质、个人喜怒等因素都是主观任意的，靠不住的，严明的刑罚会使官吏望而生畏，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听命于君主，在官与官之间用“刑无等级”严格约束，使官吏无任何非分之想，以“刑治”达“吏治”。

——摘编自龙昶等《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材料二 龚自珍基于朝廷“而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三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者亦三十年”的现实，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声。魏源认为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关键在于要用“贤能之士”，用人应以“德”、“才”为标准。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变法”必须“变人”，变人必须改革“官制”。章太炎要求“在官者，非有过失罪状，为法吏所报当者，总统不得以意降调……总统与百官行政有过，及溺职受赇（贿）诸罪，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征之、逮之而治之”。

——摘编自阎青义《论近代思想家的整饬吏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