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晚清以来，现代“民族”观念逐渐被引入。梁启超认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他的民族主义既肯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强调了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1917年李大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民族复兴”：的思想，认为“当以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孙中山在“新三民主义”中也批评列强“不准弱小民族复兴”的观念。九一八事变爆发至整个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最为响亮的政治口号和社会性全民话语之一。

——摘编自黄兴涛等《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

材料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

——摘编自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来源、演变及其他》

材料 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家们提倡民族主义的目的，始终集中于“国家”这一点上。无论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提出的“排满”、汉族即中华民族的思想（“小中华民族思想”）,还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经过“五族共和”的时期，最后定位于将中国所有各族同化为一个中华民族的思想（“大中华民族思想”），都是在致力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国家”。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走过的历程，不仅是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即“中华民族”意识，同时也是近代国家意识，即“中华民族国家”意识产生、转换以至最后形成的过程。

——摘自 （日）王珂著《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一历史 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6 . 材料   下表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早期中国社会出现的主要口号：

材料   孙中山大事年表

——据张海鹏《中国近代通史》

材料：

材料   从日本、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欧洲“文明”观念来看，他们实际上是参与了欧洲主导的世界“文明”话语的普及。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福泽谕吉和梁启超的选择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精神文化上也需“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他们在吸收欧洲“文明”时也注意加以改造，力求为己所用。只不过，福泽谕吉倡导的“文明”，在日本明治政府的推动下产生了直接效果，也促使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认同从自卑走向自信，最终使日本跻身欧美“文明”国家的行列。而流亡海外的梁启趯看到祖国的积弱却无从实施抱负，即使祭出民族主义“文明”这杆大旗，倡导的效果也与日本大为不同，因为他的声音不具备日本那种由“舆论”转化为“政策”的条件。由于欧洲“文明”具有文明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面，如果在接受这一概念时不加以很好的改造，便有可能从文化上落入文明主义的陷阱。

——刘文明《欧洲“文明”观念向日本、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

材料 《实业计划》亦名《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国实业实现国民经济近代化的专著。1919年用英文写成，并译成汉语。全书包括自序、篇首、六大计划和结论等几个组成部分。自序讲作者写此书的动机和经过。篇首概述全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第一计划至第三计划主张在中国沿海修建三个深水港，并且以三大港为中心，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由沿海至内地整修水道、修建铁路、公路、开发资源、移民垦荒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第四计划是铁路计划，主张按中央、东南、西北、东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修建十万英里铁路，组成遍布全国的铁路网。第五计划是发展食、衣、住、行、印刷等基本生活资料生产的计划。第六计划则是开采煤、铁、石油和其他矿藏并设置采矿、冶金等设备制造厂的计划，也即是原材料和能源工业的计划。结论部分总述实现实业计划对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促进世界文明的作用，呼吁“国际资本家为共同经济利益”予以协助。

——摘编自孙中山《实业计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