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不仅要加强现代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等“硬实力”建设，也要促进价值观、行为规范等“软实力”提升。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金融文化这一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个方面的实践要求。“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这五个方面的实践要求，是我们党对金融工作本质规律和发展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于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指明了努力方向。

材料一   【守住底线科学统筹】

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明确强调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是没有风险没有安全问题，而是通过发展来化解风险挑战。但没有国家安全，发展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新冠疫情以来，叠加乌克兰危机爆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重创，世界各国受到巨大冲击。当前推动经济发展，必须保障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把国家安全放在重要的位置，为发展营造稳定的环境。要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积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材料二   【守正创新自信自立】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一切伟大的文明都是以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一整套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模式、文化传统、逻辑结构在内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国之“理”。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起“知识—话语”体系和霸权，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在西方知识范式下，使用西方概念和理论范式诠释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容易造成“南橘北枳”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这样才能避免在西方知识体系及文明框架下丈量自我，真正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等重大理论问题，真正用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为世界普遍认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将进一步彰显其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这也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美，那也是单调的。无论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一方面，要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使命和任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两个结合”的创新性产物。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数字化时代信息化浪潮迅猛发展，大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形态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以及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善于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为世界文化大繁荣发展贡献中国力量。人类文化本就是一幅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姹紫嫣红的多彩画卷，文化的交流不仅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更是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必要前提。

文化是多样的，人类文化也正是因为多样性才具有相互借鉴的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在鼓励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推动世界优秀文化“走进来”，在尊重世界民族不同文化形态差异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价值、挖掘共通文化，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不同质的文化形态，以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精神化解质疑、消弭误解，寻求世界文化最大公约数。

中国传统社会中，“调解”“说理”“评理”等解决矛盾纠纷的方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礼之用、和为贵”的理念，追求和谐、和平、和睦、祥和“礼治秩序”的社会理想。采取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方式消弭矛盾，把依法调解和依礼调解贯通在一起，实现“无讼”“息讼”“德化”与“和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不懈的追求。

20世纪60年代初，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的“枫桥经验”；70年代末，枫桥人率先在全国开展对“四类分子”评审“摘帽”工作，为全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枫桥干部群众积极探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办法，效促进了社会稳定；90年代末以来，针对经济发展中产生的矛盾，“枫桥经验”发源地创设了“四前四早工作法”“矛盾化解五分法”、平安建设机制、大调解机制，有效地就地预防和化解了矛盾。这些做法都体现了“评理”“说理”“调解”这种传统治理理念和方式在现代的运用和其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从乡村拓展到社区、网络等新空间，从社会治安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个领域，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