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2021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数据安全法》生效之后，将与《网络安全法》以及即将于11月1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一起，为保护数据资源安全提供法律依据。

《数据安全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数据权益的保护，提出了“保护个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鼓励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保障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发展”的原则，明确“国家实施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并鼓励创新。还提出了“建立健全数据交易管理制度，规范数据交易行为，培育数据交易市场”，在数据确权、数据估值、数据贸易的数字经济立法趋势上更进了一步。《数据安全法》确立数据安全保护管理各项基本制度，标志我国在数据安全领域有法可依。

（摘编自黄心怡《数据安全法正式实施》）

材料二：数据是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没有数据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数据安全法》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数据安全领域的风险隐患，加强国家数据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数据安全审查，数据安全风险评估、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等基本制度。通过建立健全各项制度措施，提升国家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有效应对数据这一非传统领域的国家安全风险与挑战，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数字经济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同时各类数据的拥有主体更加多样，处理活动更加复杂，一些企业、机构忽视数据安全保护、利用数据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社会反映强烈。《数据安全法》明确了相关主体依法依规开展数据活动，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风险监测和及时处置数据安全事件等义务和责任，通过严格规范数据处理活动，切实加强数据安全保护，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数字化发展中获得更多幸福感、安全感。

近年来，以数据为新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的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数据安全法》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在规范数据活动的同时，对支持促进数据安全与发展的措施、推进政务数据开放利用等作出相应规定，通过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充分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作用和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摘编自新华社《数据安全法：护航数据安全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材料三：数据安全的保护、数据应用的规制，面临一些此前不曾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在常态化疫情防控背景下，如何在个人信息跨区域流动与分享中确保数据安全？新基建快速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得到更广泛应用，数据的流动与交互频率将进一步提升，个人信息的提取和识别无处不在，如何在此背景下保护数据安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除了进一步完善数据管理、应用、流动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也需要多管齐下、多元规制，提升违法成本，切实维护数据安全。

做好数据安全管理，目的是创设规范、规制行为，明确相应的权利和义务，确保依法合理使用数据。需要认识到，各类数据只有在充分流动和分享过程中才能被利用起来，才能最大限度释放红利、发挥效用，给用户创造价值。因此，与数据安全相关的规制举措并不意味着过度约束，否则将对数据流动造成不必要的阻碍。一方面，规制举措需要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为数据流动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明确规制举措的范围和限度，完善相应程序，依法依规开展数据安全管理，既实现维护数据安全的目的，也起到促进数据合法、合理开发利用的效果，在数据安全和数据开发利用之间做好平衡。

（摘编自王银宏《守好数据管理的“安全阀”》）

“生态位”是近年来开始流行的一个生态学术语，其意是指一个种群在自然生态系统空间上的位置以及这个种群与自然及其他种群之间的功能和价值关系。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人类显然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但人类的生态位不是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某一固定区域，而是指人类的活动有其特定的边界并受特定规则的约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强调人与人在交往关系中要做到恰到好处，既无过及、又无不及，只有这样的行为才是善的。这也启示我们，人类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将自己置于正确的生态位并把自身的活动限定在既无过及、又无不及的范围之内，唯其如此，才能有效发挥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近代以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有两种代表性观点：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人类是世界的中心与主体，自然界的价值就是为人类的需要、利益与福祉服务；而后者认为，相较于人类，生态系统无疑具有更大的价值与意义，因而人类的实践活动不只是为自身的发展与繁荣服务，还应该为生态系统的发展与繁荣服务。不得不说，生态中心主义比人类中心主义的确前进了一大步，但又存在着某种弱化人类价值与意义的倾向。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告诉我们，人类必须坚持“不违背”的生态哲学智慧。在强大无比的大自然面前，人类要满怀敬畏之心，做到不挑战、不对抗、不违背自然规律，不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这是人类首先应具备的生态位美德。

诚然，人类必须依靠自然以供养自己的生命，但又必须反哺自然以滋养自然的生命。人类并无绝对权力无节制地掠夺自然和剥夺其他生物物种的生命，人类的另一生态位美德是要运用人类的知识、智慧与科技，合理节用自然之利，反哺滋养自然之生，促进生命共同体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近代以来人的理性扩张造成人与自然严重对立时指出，破解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出路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解”。而“和解”的路径恰恰是作为高级生物的人类必须承担起生态位责任。也就是说，生态位责任是人类生态位美德的核心，人类要在生态位责任的引领下，按照自然规律科学、合理地安排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并对自然的恩惠予以回报。

人类的生态位责任包括补偿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德国学者约纳斯将责任区分为追溯性责任与前瞻性责任。这为人类履行生态位责任提供了有益启迪。追溯性责任也就是补偿性责任，它要求人类必须对人类活动已经破坏的自然生态环境负责，竭尽全力进行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而前瞻性责任则是指人类必须对自己的经济政治决策、科学技术创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对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科学评估与预测，从而择优弃劣而行。无论是履行补偿性责任还是前瞻性责任，都要求人类通过生态环境立法、政府的制度设计、公民的生态道德践行乃至国际社会的协同合作，一方面弥补、修复我们已造成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另一方面有效预防人类对生命共同体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

（摘编自龙静云《人类的生态位美德与生命共同体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