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将“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其实这个对称的说法并不是很准确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说法律本身能维持社会秩序，而是说社会上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法律还得靠权力来支持，还得靠人来执行，“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并不是说乡土社会是“无法无天”，或者说“无须规律”。我们可以说它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这里所说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这种政治的权力来推行的。

礼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礼是可以为人所好的，所谓“富而好礼”。这显然是和法律不同了，甚至不同于普通的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所加之于个人的。人可以逃避法网，逃得脱还会因此而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做了不道德的事。见不得人，那是不好：受人唾弃，则是耻。礼则有甚于道德：如果失礼，不但不好，而且不对、不合、不成。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双目所视，十指所触的，即使在没有人的地方也会不能自己。礼是合式的路子，是经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性地服膺于传统的习惯。

礼治在表面看去好像是人们行为不受规律拘束而自动形成的秩序。其实“自动”的说法是不确的，只是主动地服于成规罢了。孔子一再地用“克”字、“约”字来形容礼的养成，可见礼治并不是离开社会，而由本能或天意所构成的秩序。

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以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无法被保证。尽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老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合作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

“法治”和“礼治”发生在两种不同的社会情态中。这里所谓“礼治”也许就是普通所谓的“人治”，只是“礼治”一词不会像“人治”一词那样容易引起误解，以致有人觉得社会秩序是可以由个人好恶来维持的了。礼治和这种个人好恶的统治相差很远，因为礼是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在维持这种秩序。礼治社会是并不能在变迁很快的时代中出现的，这是乡土社会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有删改)

材料一：

茶最初是作为药用进入人类社会的，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有茶，在考古学对茶叶、茶器等尚无新的发现以前，还不能提供出具体的年代来。可以肯定的是，自开始有茶起，直到战国时代以前的很长时期内，有茶的地方还仅限于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当然，在这个期间内，西南地区中巴蜀一带的茶，曾以“贡品”的形式，进入到中原地区。到了战国时代，七雄并起，战事频繁，茶才由茶树原产地的四川、贵州、云南等省经由水路和陆路先后传入后来的产茶地区。不过，还应指出的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仍是茶的药用时期，因此，《六之饮》[注]中把晏婴所处的春秋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以前的周公时代，并上溯到神农氏时代，都作为茶的饮用时期，这是没有科学根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陆羽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的根据，是神农氏撰有《食经》，其中曾提到饮茶。实际上，古代人往往汇录议论性质相关的文字成书，而用一位思想或行事与此议论相称的古人题名，由于神农氏是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方面的创始者，所以就把《食经》托为神农氏所撰。陆羽据此而把神农氏说成是饮茶的创始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茶由药用时期发展为饮用时期，是在战国或秦代以后，因而《六之饮》中举出司马相如和扬雄，认为他们是汉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三国以后的两晋时代，《六之饮》中举出了饮茶的刘琨、张载、陆纳、谢安、左思等五人，另再参照《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也以两晋时代的为多，说明两晋时代已是一个饮茶风尚迅速普及的时代;到了唐代，饮茶之风大盛，并进而说明有不少地方已形成了“比屋之饮”，这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但是，从《七之事》中所引的史料来分析，在两晋时代，南方的饮茶风尚已较北方为盛，而陆羽并未就此加以阐述，同时，他也未参照《七之事》中所引史料，在《六之饮》中举出南北朝时代有着饮茶风尚的人，这都不能不说是《茶经》中的不足之处。

由此可知，《六之饮》所说的唐代以及唐代以前的这段饮茶历史，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为了指出这段饮茶历史中的关键性史实，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有两件事。一是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曾有“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之句，这说明自公元前316年以后，四川的饮茶风尚已开始向陕西进而向中原地带传播。二是晋代以后的南北朝前期，南方的饮茶风尚仍较北方为盛。如北朝西魏杨街之在所著《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中，述及北魏有些人鄙薄地把茶称为“酪奴”，并说“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所谓好，即是喜好饮茶。

（摘编自吴觉农《茶经述评》）

材料二：

由于交通与通讯技术都十分落后，因此僧侣求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茶文化的传播。我国茶文化依赖这种人际传播形式，在日本、朝鲜等邻邦得到了普及，而这些国家也则通过将我国茶文化与自身本土文化相融合，创造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茶文化体系。另外，人口迁移在我国茶文化传播中也发挥出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内传播来看，西晋迁都导致茶文化中心南移的现象展现出了人口迁移在茶文化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从茶文化的国外传播来看，广州、福建等茶文化发展繁盛的地区所出现的劳动力输出等现象，也推动着我国茶文化向东南亚国家的传播。

茶专著、茶文学的流通，则在我国茶文化的国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中发挥出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如陆羽所创作的《茶经》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茶文化典籍，不仅在我国国内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具有较高的影响力，而且也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直至今日，已经被翻译为多个版本的《茶经》仍旧在中外茶文化交流中持续做出着贡献。与此同时，许多国外茶文化爱好者也在对我国茶文化做出了解的基础上，通过创作专著的形式推动着我国茶文化的海外传播，如日本荣西法师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创作了《吃茶养生记》这一日本第一部与茶文化相关的著作，这部著作在日本社会的茶文化普及过程中彰显出了重要价值。

事实上，当茶叶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时，在此基础之上的跨区域传播就已经出现。从这种模式的表现形式来看，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跨区域传播途径包括汉朝时期出现的丝绸之路、唐宋时期出现的茶马古道。基于这种形式的茶文化传播，让我国茶叶与茶文化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并且在我国茶文化向西方国家、东南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展现出了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编自栾著《浅谈茶文化的传播途径及历史演变过程》）

狐狸的窗户

(日)安房直子

是什么时候了呢？是我在山道上迷路时发生的事。我要回自己的山间小屋去，一个人扛着长枪，精神恍惚地走在走惯了的山道上。是的，那一刻，我是彻底的精神恍惚了。我不知怎么会胡思乱想起过去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子来了。

当我在山道上转过一个弯时，突然间，天空一下子亮得刺眼，简直就好像是被擦亮的蓝玻璃一样……于是，地面上不知为什么，也呈现出一片浅浅的蓝色。

“咦？”

一刹那间，我惊呆了。眨了两下眼，啊呀，那边不是往常看惯的杉树林了，是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原野。而且，还是一片蓝色的桔梗花田。

我连大气也不敢喘。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走错了，竟冷不防闯到这么一个地方来了？再说，这山里曾经有过这样的花田吗？

立刻返回去！我命令自己道。

那景色美得有些过分了，不知为什么，让人望而生畏了。

可是，那里吹着让人心旷神怡的风，桔梗花田一直延伸到天边。就这么返回去，未免有点让人觉得惋惜了。

“就稍稍歇一会儿吧！”我在那里坐了下来，擦去汗水。

就在这时，有一团白色的东西，刷地一下从我的眼前跑了过去。我猛地站了起来，只见桔梗花“刷刷”地摇出了一条长线，那白色的生灵像个滚动的球似的，向前飞跑。

没错，是一只白狐狸，还是个幼崽。我抱着长枪，在后面紧追不舍。但很快就被小狐狸甩掉了。

“欢迎您来！”

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身后是一家小店，门口有块用蓝宇写的招牌：“印染·桔梗屋”。

在那块招牌下面，孤单单地站着一个系着藏青色围裙，还是个孩子的店员。我顿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知道，他就是那只小狐狸变的。

“我给你染染手指头吧？”

狐狸说着，用四根染蓝的手指组成一个菱形的窗户，然后架到我眼前，快乐地说：

“您往里瞅瞅吧。”

在小窗户里，我看到了美丽的狐狸妈妈。小狐狸告诉我，很早以前，它的妈妈被人用枪打死了。

狐狸接着说：“后来，仍然是这样一个秋日，风呼呼地吹，枯梗花异口同声地说：‘染染你的手指吧，再用它们搭成一个窗户！’从此我就不再寂寞了。不论什么时候，我都能从这扇窗户里看到妈妈的身影了。”

我也染了手指。

在窗户里，我看到了一个从前特别喜欢，而现在绝不可能见面的少女。

我想付钱，可一分钱也没有带。

狐狸说：“请把枪给我吧。”

我把枪给了小狐狸。收下了我的枪，小狐狸送给我一些蘑菇。

我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我一边走，一边用手搭起了小窗户。这回窗户里下着雨，朦胧中我看到了我一直怀念的院子，院子里还扔着被雨淋湿了的我的长靴。家里点着灯，传出两个孩子的笑声，一个是我的声音，还有一个是我死去的妹妹的声音。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一场大火烧毁了我们的家。这个庭院，现在早就没有了。不过我想不要紧，我拥有了了不得的手指啊！

我要永远珍惜这手指头。可我回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习惯性地洗手。

一切都完了！

第二天，我决定再到狐狸家去一趟，重染一遍手指。

我一连好几天都在林子里徘徊，但却再也没有出现那片桔梗花田，也没有看见那只白色的小狐狸。

(有删节)

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侃，晋大司马。潜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薄，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痛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梁肉，麾而去之。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项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义熙末，征著作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命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①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攀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浔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浔阳，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弘欲邀延之坐，弥日不得。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潜不解音律，而高素琴一张，无弦，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元嘉四年，将复征命，会卒，时年六十三。谥号靖节先生。

(选自宋本《陶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