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

文本一：

珠海望远

冯英子

到珠海的第二天，珠海度假村的副董事长吴兆声先生在中餐部的楼上请我们吃晚饭。餐厅靠海那边，是一式的大玻璃窗，从窗中望出去，海上风光非常美丽，澳门历历在望，九洲港外的横州岛和细岗岛，也隐约可见。我忽然想到，这个楼才是地地道道的望海楼。

从这个楼上望出去，极目千里，尽是南海风光。珠海市在珠江的出海口，与新会的座门为邻。厓门的山叫作厓山，1279年，宋元的最后一战，就发生在这里。那一年，宋将张世杰与元军主帅张弘范在此会战，不幸战败。宰相陆秀夫恐被俘受辱，负着小皇帝跳入海中，许多忠臣追随其后，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这是赵宋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想不到如此平静、如此美好的海域，当年曾经是决定两个朝代胜败的场所。在珠海几天，我几乎一直在思考着这段历史。

从珠海的香洲区到拱北区，有一段路是沿海而筑，人少，路静，海浪拍击着堤岸，发出“哗哗”的声音。我几次徘徊在这条迷人的路上，有时站在海边的礁石上，一阵风浪，衣履尽湿，浑身感到凉意。想到杜牧那句“折戟沉沙铁未销”的诗，我也很想能够找一点儿沉沙的折戟，追思一下前朝的战争，为什么江山如此美丽，人民如此勤劳，有着200多年统治经验的赵宋，却敌不住新兴的政权？为什么甘为对方奔走的，有许多赵宋王朝的将军？

这恐怕要从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谈起了。他惩于五代军人的拥兵自重，用此计消除割据，集兵力于自己手中。赵宋以后，藩镇割据之局不再存在，大将奉命出征，回师部队上缴，兵不识将，将难拥兵，节度使之类不过是个空名罢了。从集权这点来看，自然不是坏事，可惜他忽略了另一个方面，就是只管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忽略了外部的敌人。中央虽然膨胀，四肢却相对萎缩，缺少了缓冲和中间地带，金兵一出，可以直捣东京，赵宋君臣，望风披靡，割地称臣，以儿皇帝自保。元军来犯，他们也是打一仗、败一仗，逃到海边，终至灭亡。说得透彻一点儿，历史自有它发展的规律，非个人的主观意志可左右，厓山的败亡，正是赵匡胤自己撒下的种子。

当然，也有人看到了这个危机，文天祥就是其中之一，他任兵部尚书后，就主张“分境内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数日齐备，有进而无退，日夜以图之”。可惜被认为是“迂阔”。一个人病入膏肓，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良、平不能用，扁鹊、华佗也只能束手，赵宋之亡，不在于厓山之战，而在于自缚其手足。

张弘范覆亡赵宋之后，在厓山立过一块碑，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来歌颂自己的功劳。这种如此高调的行为引起遗民以及后世的谩骂，人们纷纷对他进行谴责。有传闻说，后世有人在“镇国”前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灭宋于此”。所谓的“宋”将张弘范灭宋，其实是后人的一个美好愿望，但实际上张弘范没有当过一天宋臣。自古一朝天子一朝臣，张弘范孝忠元朝，无可非议。腐朽没落的王朝必然被新兴王朝替代，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解放以后，原来刻有张弘范题字的石碑被航道部门炸毁，直到1964年秋，当地政府请田汉先生题写了“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13个行草大字，刻在近岸的奇石上，以纪念这悲壮的历史。

珠海的风景实在很美，有海，有山，有湾，有滩，有四季常青之树、八节盛开之花，每一个宾馆、每一家酒店都是一个小小的花园，这么多小花园又组成了珠海的大花园，花团锦簇，光辉灿烂，而且古代建筑的巍峨同现代的富丽调和在一起，九洲城是天安门的缩影，珠海宾馆却是江南园林的再造。总的说来，它比深圳典雅，比厦门开阔，作为一个经济特区，也确实具有许多有利条件。我望着珠海新会间的海域，一直想着厓山之战的情景，但历史决不会重复，看来我倒是忧天的杞人了。

（有删改）

文本二：

小品文是很小的。人家或以为它太小了，只配供人消遣，不能载道。我则以为除供人消遣外，还须载道，其寿命才能长久。不过，道也有个分别，假如我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所说倘真是道，也未免太艰深了。小品文所载之道，应该是众人应该明白而且都能明白之道理，那便有普及的价值了。世间不少长篇大论，因太长太大，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有工夫去读它；又因其说理复杂曲折，也只有以读文章为职业的人才能读得懂，这便没有普及的价值。小品文短小，读来不甚费时，所述之理浅显，读来不甚难懂。有此两个长处，小品文可作普及文化与教育之良好工具。要小品文能载道，又要它能普及，便须文章作得很好。就形式说，当为短小。短小之法，我也可以举一些，曰，不要导论，不要结论；反之，只要一个本论。近来常见三五百字之小品文，其开端便占一两百字，太不经济。小品文虽极短小，内部仍可以有严密的组织，仍可以有起承转合。一句抽象之道理，可以写三两句具体之说明，正面说了，还可以说反面。总而言之，小品虽经济，然而是“文”章。

（节选自周谷城《泛说小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