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汉卿之于元曲，莎士比亚之于欧洲文艺复兴，都堪称是标志一个时代的“文化巨人”。文艺界一直热衷于将两位大家在悲剧创作上进行比较。

关汉卿和莎士比亚在设置人物来推动剧情发展上，都突出了主要人物的重要性和次要人物的辅佐性。他们的悲剧中，都只有一个突出的中心人物。关汉卿的《窦娥冤》中，中心人物自然是含冤赴死的窦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中，中心人物则显而易见地分别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当然，莎士比亚的另外两部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心人物是处于矛盾漩涡中心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两对情侣，但他们都是可以当作一体看待的。两位戏剧家的核心人物设置手法，区别于后来出现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双主角、甚至多主角的戏剧人物设置。体现了较为保守的戏剧人物设置手法，符合单一戏剧线索的要求。

关汉卿的戏剧人物全部是善恶分明、正邪明晰的典型人物。正面人物就是一身正气、意志坚定、抗争到底的典型，反面人物则是狡猾奸诈、恶毒卑鄙、瞒上欺下的典型。这种人物的脸谱化，和中国戏曲的角色脸谱处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体现了由于时代的限制，文人思维的固定性一时无法改变。相比之下，莎士比亚的人物则显得比较丰满和富于多面性。他所描绘的每一个英雄都有其自身不可消弭的缺陷：哈姆雷特的优柔寡断、奥赛罗的性急冲动、麦克白的好胜野心等等。这些都是人类性格共同的缺憾，这样的处理，使得英雄的形象既不被刻意夸大，又显得明朗鲜活、真实可信。

关汉卿的悲剧《窦娥冤》说的是劳动妇女受欺压冤枉的故事，所以主人公自然是社会的底层百姓，而且还是在封建时代地位最卑贱的女性形象。她们力量微薄，信任所谓的王法，寄希望于皇家任用的所谓清官，然而却总是事与愿违。这部悲剧既揭示了剧中主人公受压迫被欺凌的悲惨命运，也颂扬了她们的坚毅反抗精神。而莎士比亚的主人公则必须是贵族。这是由他所处时代的局限和受到古代希腊罗马悲剧传统的影响造成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只有在拥有高贵血统和高尚灵魂的贵族男女身上，才有可能演绎灾难性的悲剧。而低贱的平民是没有资格成为悲剧主角的，他们的故事只能被写入喜剧中供人嘲弄。

造成人物命运的原因，中外两位戏剧家的看法也不一致。关汉卿的人物之所以最后陷入悲剧的结局，是因为社会势力和当权者的残暴，以及异族对汉民族的残害。所以，他会安排一系列代表社会病态的丑恶与奸邪，如抢劫、霸占、巧取豪夺、贪赃枉法等恶行来造成主人公的悲剧。可见，他表现的是悲剧的客观性。莎士比亚则相反。他强调悲剧人物的行动必须出自他们本人的意志和内心，即悲剧人物之所以走向不幸结局，不能归咎于客观原因，而应该由自己负责。另外，他的悲剧还存在人物被命运摆布，逃不出命运的宿命论色彩。

（节选自秦伊楠、贾宁的《闪耀在东西方的戏剧之星——莎士比亚和关汉卿的比较》，有改动）

白皮鞋

【苏丹】阿卜·白克尔·哈里德

天色暗下来了，水汽预示着将有一个不愉快的黑夜。我坐在市场的一家咖啡馆里，苦苦地思索着下月的日子该怎么过……我在责怪着自己由于一时冲动买了一双白皮鞋。按我这样地位的小职员来说，真不该如此，就是想买也该等下月再说。我埋怨我干的荒唐事儿。正在烦恼的时候，耳旁传来一声声叫擦皮鞋的声音……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一个约摸十一岁的孩子，披着一件不称体的长衬衣，两条瘦腿活像竖在地上的两根细棍，苍白的圆脸庞上长着一对炯炯发光的、满是孩子气的大眼。或许他早就以为我会坐下来的，所以竟没来得及等我张口告诉他这双皮鞋还是刚上脚的，他的两只小手就已经在身旁的小木箱里匆忙地翻寻着什么了，我也就顺势脱下了我的皮鞋。

他严肃而又小心翼翼地卷起衣袖，从木箱里取出一个铁匣，立刻埋首在这项“艰巨”的工作里。我百般无聊地看着电影院前熙来攘往的人群，现在不比公共假日那天，很少见到中学生的影子。站着的尽是些套“吉尔巴”^【注】或穿着形形色色衣衫的童工，男女摊贩杂在人群里跑来跑去兜售吃食。我本以为这个孩子很快就会擦完的，而他不时顾盼着影院前的观众，低声问身旁另一个孩子：

“听，开演了吧？”

“我早看过了，你要瞧，你自个儿去吧！”

这孩子一边说着，一边玩弄着手里的木棍，一面频频抬眼留心一个闲散地等着友人赴约的青年。擦鞋的责备而又痛苦地扫了他一眼，便拿起我那擦好鞋油的一只白皮鞋放在墙角下，稍晾一会儿再打光。熙熙攘攘的顾客不知是谁在鞋上踩了一下，这一脚几乎使他前功尽弃，他掸掸灰尘，狠狠地骂了一句：“你怎么不长眼哪！”说着又伸出两只小手聚精会神地开始他的擦鞋工作。

片刻间天空里越积越厚的乌云又一次吸引了他的注意力，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地在嘟哝：“这场雨下来，看不成电影还没什么，断了我的粮可怎么办！”

雨说下就下，稀疏的大滴雨点开始落了下来。人们蜂拥地躲进咖啡馆，渐渐把我和孩子的距离越挤越远了。滂沱大雨，倾盆如注，我端着座椅退进屋里，坐下后先忙着把两只光脚丫子塞进桌肚里，但心里止不住胡思乱想起来：这孩子哪儿去了呢？准拿走了我的皮鞋……唉，多讨人喜欢的一双新皮鞋，不用费多大劲就可以脱手的。本来嘛，眼看着浓云蔽日，预示着有一场大雨，大街小巷尽是泥水，我干嘛还一定要让他再擦呢？

折磨人的整整一小时过去了。在这一小时里，我的心简直是随着表上的分针在移动，而这个小东西看来却毫不在意地计算着这一寸寸蚕食我的耐心，让我神经都快爆裂的时光。希望孩子送回皮鞋的幻想已成泡影了，这个该杀的家伙竟这么拿着我的皮鞋就溜跑了。我开始认真地考虑回去的那条道，当然，最好能雇一辆车，可是车停在大马路上；还有，钱呢？看来唯一的办法只能光着脚在我们那条既窄又危险的巷子里冒上一次险了。又过了一小时，雨仍下个不停，咖啡馆里挤得水泄不通，等着孩子把鞋送回来似乎没什么希望了，抑制不住的气恼和郁闷阵阵袭上心头。播音机响了好长一阵终于静下来了，靠在躺椅上的或是捏着帽子站久了的人都活跃起来，坐在一旁长凳上的还在热心地讨论着雨……时间将近午夜，雨势渐弱，最后天空里只飘落着星星点点的雨丝儿，人们可以回家了。人们开始离开咖啡馆，不到半小时，屋里便走空了。侍者动手收拾桌椅，示意说：你也该走了。

我低着头走出大厅，刚穿过活动门，冷不丁地一下子怔在那儿了，两条腿似乎瘫陷在淤泥里，半步也提不起来，张大了的嘴不知说什么好，一个不到十一岁的孩子——好熟的脸哟——光着上身，胳膊肘支着一只小木箱，倒在墙角里睡着了。他的另一只手紧紧捏着一包东西，我过去轻轻地摇醒了他，他跳起身来，小手揉了一阵眼睛，迷糊中他忆起了我是谁。他连忙打开布包，一边忸怩地向我道歉。我这时才发现他是那么困倦，瞌睡沉重地压着他的眼皮。付了钱，帮他披上那件不称体的、包过我皮鞋的长衬衣，我默默地踏上了归途。

满街的泥水，人们早就进入香甜的梦乡……周围是一片漫长、寂静得怕人的黑夜，电线杆上的街灯散出一团团灰白的光芒，似乎连这个也给雨水浇了个透湿。这种时刻四周见不到一点活的东西，哪怕是一只丧家的狗还是一只迷途的猫。

一幅使我无法入眠的景象萦回在我的脑际，那个孩子——我们的孩子，仿佛就坐在我床边，胳膊肘支着一只小木箱，另一只手里紧握着一双白皮鞋。

（选自1998年《世界微型小说佳作选》，有改动）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数十州兵讨之。魏征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兵运难继，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形未成，无容动众。今若遣使，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征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不劳而定，胜于十万之师。”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于匹夫之手。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竟不讨之。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太宗曰：“前代帝王，大有务广土地，以求身后之虚名，无益于身，其民甚困。康国既来归朝，有急难不得不教，兵行万里，岂得无劳于民？若劳民求名，非朕所欲。所请归附，不须纳也。”贞观十九年，太宗将亲征高丽，尉迟敬德奏言：“车驾若自往辽左，皇太子又监国定州，东西二京，虽有镇守，终是空虚。且边隅小国，不足亲劳万乘。伏请委之良将，自可应时摧灭。”太宗虽不从其谏，而识者是之。

太宗《帝范》曰：“土地虽广，好战则民凋；中国虽安，忘战则民殆。凋非保全之术，殆非抵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三年治兵，辨等列也。是以勾践轼蛙^【注】，卒成霸业；徐偃弃武，终以丧邦。何也？越习其威，徐忘其备也。”

（节选自《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