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诸子学尤其是近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升温，近代诸子学既与乾嘉学派具有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又与后者不可等量齐观。中国近代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近代思想家一面宣传西学，一面整理、解读中学，由此推出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国学思潮。

他们在国学上不约而同地聚焦先秦，以诸子学为重心。诸子学研究在《康有为全集》中占据了前三卷。梁启超曾经被誉为史上著述最丰的思想家，诸子学研究在他的国学研究中举足轻重，并且是其中的亮点。他对先秦学术的研究既有宏观透视，如《先秦政治思想史》等；又有个案研究，如《孔子》《老子哲学》等；此外还有学派代表的中观研究，如《儒家哲学》等。至于严复，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推挹诸子学自不待言。章太炎是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家，他的国学研究以先秦诸子为重镇，如《诸子略说》《国故论衡》等。

近代思想家注重诸子学，并非无意之举，而是有心之为。如果说惧怕文字狱是乾嘉年间诸子学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那么，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则是迫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因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诉求。他们深切地意识到，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赓续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严复指出，文化具有“国性”，是国家存立的根基，传承中华文化就是延续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强调，文化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也是凝聚民族信仰的不二法宝。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除此之外，诸子学还具有其他时期的国学所没有的特殊价值和重大意义。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第二，在近代思想家看来，先秦学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有利于提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章太炎认为，先秦诸子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提到轴心时代的世界学术时，对诸子学的超迈全球赞叹不已。可见，有别于乾嘉诸子学研究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产物。

近代思想家积极投身火热的救亡斗争实践，这为他们的诸子学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并且拥有了鲜活的实践品格。综观近代思想家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不难发现，他们的诸子学研究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旨在凝聚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自信心。近代诸子学与乾嘉学派的最大不同在于注重思想阐发而不是文字训诂。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他们对西学进行大胆改造，以此推动对诸子思想以及先秦学术的创新性解读和诠释。通过厘辨中西文化的关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借助诸子学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对于他们来说，西学只不过是手段，中学才是目的。梁启超曾经将中国近代的诸子学复兴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不忘初心，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因为对西学的借鉴而迷失在欧风美雨之中，反而更清醒、更坚定了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坚守。

（摘编自魏义霞《近代诸子学研究及其实践品格》）

鲁迅：追寻光明而宽阔的人生境界

阎晶明

鲁迅无疑是一位觉醒者。

1918年鲁迅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从1906年决定“弃医从文”开始，积累、涌动长达12年，文学家鲁迅终于真正爆发。是什么让鲁迅经历了一个仿佛无所事事的漫长等待期，迎来一次彻底的呐喊？原因之一，就是他对觉醒的迟疑，他深知觉醒者必然历经痛苦，一旦觉醒并发出呐喊，则必须有不可动摇的意志和始终不渝的坚持。为了也许自己并不能看到的将来，“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的人生总是在自我矛盾与纠葛中，始终在自我情感冲突与痛苦中思索并且写作。处在那样一个风雨如磐的旧时代，最先从思想和观念上觉醒的人们，既有看到希望曙光的兴奋，也有前路茫茫的困惑。鲁迅做出“弃医从文”的选择，是因为他意识到精神“立人”才是根本。在之后的漫长求索中，他一直在寻找前行的道路。他对故乡既怀念又远离，对家族也是在叛逆中含着隐忍。即使他已经决定要通过文艺为中国人的精神提供光与火，同时又接受母亲的要求，回国与一字不识、缠了小脚的朱安结婚。他对周作人、周建人可谓有着长兄如父般的感情，但又因琐事与周作人“兄弟失和”。

因为这种种矛盾、纠葛，因为每每需要辩驳、反击，鲁迅在世时经受了太多怀疑、误解甚至攻击。鲁迅说，觉醒者对于后人的态度，“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其次才是“指导”和“解放”。正是出于尽可能的理解，现实中的鲁迅，可以说是以隐忍、牺牲的态度，面对他在笔下所批判的许多人和事。而世人只关注他的一个都不宽恕，忽略了他的另一面。

鲁迅写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了太多的青年。他与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新书局主办者李小峰打了一场官司，然而在官司之后，他仍然把自己的作品交由李小峰出版，因为他相信李小峰仍然是一个愿意做事的青年。他主张当时的青年参与社会革命，又不愿他们付出无谓牺牲，同时又反对那些指责学生参与爱国行动的言论。

体现在创作上，匕首投枪是鲁迅杂文的突出特征，深刻揭示国民性的弱点是鲁迅小说最集中的主题，表达内心世界的矛盾甚至悲凉是他的散文诗集《野草》给人的直接印象。然而，我们更应当体会他文字背后的热情，对希望永存信念，对理想保持从未停歇的追求。《故乡》的结尾，即使在心境已经满是悲凉的情形下。他仍然不忘表达，希望就如地上的路，坚持走下去，就可以由无变有。他知道闯出一条这样的路何其艰难，但他依然不畏惧来自敌手的锋刃，自己承受冷箭、暗流，而要放别人尤其是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死火》里的那块潜存于冰谷里的石头，愿意以最后的燃烧带给别人希望。他对青年。总是怀着亲切的关爱和深沉的呵护。他记念学生刘和珍，不但写出她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也写出她始终微笑、和蔼的表情。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不同时期的论述和表达中，兼有这样一种对称的、对等的、不变的坚持，那就是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这是他心中不变的意向，更是他愿意为之付出乃至不惜牺牲的目标。谈鲁迅的人生与创作对今天有何启示，这种在隐忍中付出的自我要求。对别人尤其是青年可以获得光明、宽阔人生境界的期许，为此愿意在与误解、攻击的斗争中努力坚持的人格力量，或许最值得通过阅读、理解，而尊崇、敬仰，进而传承和弘扬。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