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与法律是古代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主要手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二者具有不同的理论表达，对这两种手段的运用方式也各有侧重。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德治法治并重逐渐形成传统。当前，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需要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充分发挥法律和道德共同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

德治是对儒家为政以德、以礼治国的一种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法家思想，强调通过严明法令来维护君主统治和社会秩序。许多学者认为，“商周之变”与“秦汉更替”的治理思想变化，对古代中国德治法治并重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商周之变”是德法关系的一次大变革。“商周之变”颠覆了商朝“祖先即为天神”的天命观，把天塑造为具有道德人格的主体，确立了天命靡常、与天同心才能以德配天的观念。以德配天要求从内心检视自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欲望，从而符合天道的要求。这就使得“礼”这一德的规范化形式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商朝假借天命的刑罚观念也因此受到限制，这为西周提出“明德慎罚”打下了思想基础。以德节制罚、以德引导政令的治理理念逐步形成。“秦汉更替”是德法关系的又一次大变革。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秦以专任法治而强，实现大一统。代秦而兴的汉朝，经过数十年思想更迭，逐渐接受儒家“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德主刑辅”治理思想。到隋唐时期，“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日趋成熟。

古代中国的德治法治并重模式具有鲜明特征。为政以德关乎能否服众，一旦失德，就是有违天命，政令、刑罚就会失去正当性。德治法治并重是一种建立在共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秩序追求，即以价值共识、道德教化、礼制规范以及一定的国家强制，实现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善治秩序。刑罚也是一种维系秩序的重要手段，但在传统价值取向上只是为了“济德礼之穷”，不可以滥用。德治与法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共同维系国家长治久安。

礼法结合、德法共治是中华传统法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德治和法治都认同儒家伦理观念，在内在价值方面具有共同基础。德治法治并重的重要思想，在规范体系和实施体系上都得到充分体现。

德治与法治各有其“典”“则”。“典”是指礼法体系的基本经典、基本法则，确定国家治理的主流价值和主要规范。德治之“典”主要是官方倡导学习的一系列儒家经典，这些既是阐释德治义理的经典，包含大量关于礼的基本规则，也为其他社会规范形式提供基本价值原则。法治之“典”主要是历代的刑书与律典。“则”是各种形态的具体规则，规定行为准则、政务标准等。德治之“则”主要散见于各种礼制、民约与规则之中，法治之“则”主要表现为各种政令、条例、事例和司法成案等。这种“德”“法”各“有典有则”的规范体系是相互衔接、相互渗透、综合为治的。德治法治并重不仅体现在规范体系的融通上，还体现在实施体系的完备上。古代中国把家庭、家族视为个人人格养成的亲属团体。家被赋予一定的自治权，亲属之间的纠纷有些可以在家的内部自行解决。地方政府负责本区域内律典、政令的实施，以强制力保障秩序安定，同时又注重道德教化作用。比如，一些州县和乡里设有彰瘅亭和申明亭，由德高望重的乡绅旌表嘉善、申诫顽劣。国家对大典、大政负责，但也允许乡贤、书院、家族、牙行等团体，以内部章程、规约、自律规则等规范形式实行自治。

新时代法治与德治的内涵和方式与古代有很大差异，但在两者结合方式、规范体系融通、组织实施方面，传统治理经验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摘编自张生《从德治法治并重传统中汲取治理智慧》）

材料一：

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任务，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对我们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我们要牢记嘱托，牢固树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大力践行“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时刻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本，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要坚持农田就是农田、农田必须是良田的发展共识。我们要用“长牙齿”的硬措施进一步压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源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打好种业“翻身仗”，解决好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对标国内外最高水平，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重视发挥种业集团的行业引领龙头作用，要重视推进品种审定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与时俱进，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引导企业致力于种业基础性前沿性研究，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早日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我们还要坚决抵制“舌尖上的浪费”，通过引导餐饮行业提供小份菜、开展形式多样的爱粮节粮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方式，让“光盘”理念存之于心、践之于行，努力建设节约型社会。

（摘编自《南方日报》2022年3月8日《聚焦“国之大者”守护粮食安全》)

材料二：

近日，国务院宣布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就是要回答农用地土壤质量家底问题。

我国分别在新中国成立初和改革开放后进行过两次土壤普查。时隔多年重启这项普查，最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粮食安全。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全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粮食产量高，同时也是世界第一粮食进口国，国际粮食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对我国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中央反复强调，“越是有粮食吃，越要想到没粮食的时候。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我们还需要掌握土壤现状和变化趋势。在人们印象中，江南是鱼米之乡，但目前的真实状况是，耕地持续北移、南方自然条件更佳，雨水充足，粮食作物可以一年二熟甚至三熟，但北方光照和雨水则差了不少，粮食作物多为一年一热，这对耕地产能有很大影响。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显示，我国现有19. 18亿亩耕地，但位于6度以上坡度的耕地占近23%。

此外，土壤质量、健康安全是各方关心的大事。我国耕地利用强度比较高，化肥用量相当核人。农业农村部提供的数据显示，4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倍，但化肥用量增加了6.2倍。同时，耕地盐碱化、强酸化都比较严重。因此，土壤污染状况、是否重金属超标等，都就要先盘点清楚。掌握了这些基本情况，如何修复和利用耕地就有了方向。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3月2日《做好土壤普查护航粮食安全》）

材料三：

习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要认识到，农业现代化是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基础，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保障，其关键就在科技进步，核心是通过科技的力量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绿色发展水平，使农业产业包含更多的科技含量、更大的就业容量、更好的生态质量。

在实际行动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要健全稳定的农业科技支撑机制。在这一过程中，要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使其更多投向农业数字技术创新等领域；鼓励和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农业数字技术、农业数字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抵押物的信贷活动，提升农业数字技术创新活动的融资能力；积极探索适合农业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税收管理制度，通过设立农业科技金融资助专项经费、对农业科技型企业实施投资补助等，拓宽农业科技型企业融资渠道。要保障农业科技行动顺利开展，必须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要持续夯实农村和偏远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还要看到，智能终端等设备是农业数据采集、整合、共享、利用的窗口，是查询、了解、掌握农业生产信息、产品供求信息、农业交易信息的载体，要切实加快智能终端设备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应用普及。

（摘编自《中国经济网》2022年8月9日《把握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着力点》）

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隶书，父友欧阳询甚重之。太宗尝谓侍中魏征曰：“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征曰：“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辩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一无舛误。

贞观十五年，迁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尝问：“卿知起居，记录何事，大抵人君得观之否？”遂良对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书人君言事且记善恶以为鉴诫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黄门侍郎刘洎曰：“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太宗以为然。

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多见采纳。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

永徽六年，高宗将废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及遂良以筹其事。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无愆妇德。先帝不豫，执陛下手以语臣曰：‘我好儿好妇，今将付卿。’陛下亲承德音，言犹在耳。皇后自此未闻有愆，恐不可废。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再三思审。愚臣上忤圣颜，罪合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遂良致笏于殿陛，曰：“还陛下此笏。”乃解巾叩头流血。帝大怒，令引出。长孙无忌曰：“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谓李勣曰：“册立武昭仪之事，遂良固执不从。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事若不可，当且止也。”勣对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帝乃立昭仪为皇后，左迁遂良潭州都督。显庆二年，转桂州都督。未几，又贬为爱州刺史。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选自《旧唐书·褚遂良传》，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