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然而，这一结论并没有扎实的文献基础作为支撑。直到今天，人们既没有发现《三国志演义》在元末明初流传的任何版本（稿本、抄本或刊本），也没有发现元末明初有任何人记载或谈论过《三国志演义》，也不见有《三国志演义》影响当时文学发展的任何信息。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

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但《三国志演义》未见抄本传世，海内外现存的30多种明刊本中以嘉靖本为最早，书前有庸愚子蒋大器写于明弘治甲寅仲春的《序》和修髯子张尚德写于嘉靖壬午的《引》。据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论证，上海图书馆所藏残页可能就是刘若愚《酌中志》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嘉靖元年修髯子作《引》的原本，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司礼监本，其他嘉靖本都以它为底本。司礼监本刊行后，又有朝廷都察院刊本和郭勋家刻本。于是，《三国志演义》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模仿之作便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明初采用了权力集中和政治高压的两手策略，后来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出版政策仍然沿袭元代，书籍的印刷由官府控制，对通俗文艺禁限极严。到了明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成化年间出现了士大夫私人刻书和官府间相互馈赠所刻图书的现象，这些活动不再受朝廷限制。民间刻书活动开始活跃，通俗文学的整理刊刻也出现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67年在上海嘉定县一个明代墓穴中发现的成化七年至十四年北京永顺堂刊印的“说唱词话”。据研究，这些刊本是墓主人宣昶妻子的随葬品。宣昶无论其家乡还是任所都距北京有千里之遥，照样能读到北京出版的新书，说明此类书籍流通范围之广。既然成化时期的书商们已经开始注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并且所刊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就是民间三国故事，如果当时真有一部《三国志演义》的抄本在流传，相信书商们不会不予重视和刊刻的。

到了弘治年间，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开放，朝廷也开始关注通俗文学。弘治五年五月，孝宗诏准在全国范围内搜求朝廷所未藏书籍，包括“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术、稗官小说等项”。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稗官小说”赫然在列。嘉靖本《三国志演义》前有弘治七年蒋大器所作序言一篇，此书应该就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即是说，浙江金华人蒋大器向朝廷进献了他作序的这部书，一方面自然是响应朝廷号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被朝廷认可的奇书秘籍自然是会获得奖赏的。

然而，《三国志演义》毕竟是通俗小说，此前朝廷一直严禁，这次朝廷是否宽容和重视尚未可知，所以蒋大器的献书实际上是一种试探行为。即使《三国志演义》为他本人所编撰，他也不会直接署名，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以史传为主融入民间传说而成，大可托以他人。此书进献后，也就泥牛入海，蒋氏也未能得到期望的奖赏。因为此书送达朝廷会有一个过程，而朝廷清理图书也要一段时间，加上朝廷刊刻通俗小说并非成例而是创举，刊刻本身也需时日；司礼监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些新奇有趣而其他部门又不敢贸然刊刻的通俗演义的，它们又有经济能力和社会资源来刊刻这部通俗小说，种种原因，造成了这部小说只能在嘉靖壬午这一特定时间刊刻流传的特殊现象。

（摘编自王齐洲《〈三国志演义〉曾被朝廷严禁》）

材料一：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3.9%，城市发展已从过去的增量扩张主导发展阶段逐步转向内涵品质发展阶段。当前，我国人居环境建设领域面临着城市发展规模布局与资源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不相适应，城市发展建设的能耗、资源消耗和碳排总量高，城市安全韧性不足，宜居质量与健康水平不高，交通拥堵，文化保护传承不够，城市的包容性、创新性不足等突出的“城市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新的方法手段。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成都视察时提出“突出公园城市特点”。建设“公园城市”是当今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利于在探索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实践、城市人民高品质生活新方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模式、超大特大城市转型发展新路径等方面，积累有效做法和有益经验。

（摘编自王凯《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建设没有“城市病”的城市》）

材料二：

“公园城市”理念蕴含大历史观、体现哲学辩证思维、充满为民情怀，是新时代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是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表达，是城市文明的继承创新，是人民美好生活的价值归依，是入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公园城市引领城市发展方式变革，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在公园中营建城市，以大尺度生态廊道区隔城市组群，以高标准生态绿道串联城市社区，推动公共空间与自然生态相融合，引导城市人口、生产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合理布局，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公园城市引领经济组织方式变革，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把创新驱动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引擎，大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加快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推动时代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构建形成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经济体系。公园城市引领市民生活方式变革，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引导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全面推广绿色出行、简约生活，推动现代城市生活与节约社会理念相得益彰，让市民静下心来、慢下脚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公园城市引领社会治理方式变革，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作用，搭建法治、友善、公益的合作共治平台，推动城市发展、社区治理、民主参与，形成共建共享新型社区发展共同体，实现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自范锐平《成都，公园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材料三：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战国时期张仪“因地相宜、立基高亢”修筑成都城，开启了2300余年城名未改、城址未迁的城市发展传奇。无论是李冰修筑都江堰，用漫流的水系勾勒出“天府之国”的基本纹理；还是隋唐时，遵循城园同构，挖筑摩诃池、开凿解玉溪，实现了整体形胜。成都，自古就在探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今天，作为“公园城市”的首提地和首席样板、全球唯一能遥望5000米以上雪山的千万级人口城市——成都，一座“雪山下的公园城市”，成为无数人安居乐业的首选。截至2021年末，成都市常住人口达2119.2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万亿元，人均GDP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常住人口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摘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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