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是整个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想真正了解中国文化，需要深入领会中华礼乐文明，把握其核心精神。站在情、礼关系的视角上看，“通情达礼”即体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情是中华礼乐文明形成的基础。《礼记·曾子问》言：“君子礼以饰情。”不过，古人很重视人情之真，对矫饰之情则持批评态度，故言“巧言令色，鲜矣仁”。真情成为善、贵、信等价值评断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古人对脱离人情的礼表达了质疑。总体来看，古人以为礼是一个关乎人情的存在。人情大体分为好、恶两端。好恶之情与礼的关系主要有两种：一是以礼达情，即通过礼来抒发人的情感；二是以礼节情，即通过礼来节制情感的放纵无度。古人一则从利生成人的角度讲求“以礼达情”，一则从养生合道的角度强调“以礼节情”。二者共同服务于立人成德这一人文化成的目标。

礼的思想基础在于合理，而所合之理实为情理。情礼关系的实质即情理关系。“理”为事物之条理、秩序，莫非自然，要在于顺。“礼”与“理”的关系是粲然之“文”与内涵之“理”的对应关系。相对具体事物而言，特定的事物蕴含着特定的理，事物与理对应。相对礼而言，则特定的礼与特定的理对应，其目的就在于以文相别。“礼”与“理”的关系建基于具体事物之上，故绝不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言“理”与“礼”。对应于具体事物之理的礼文虽然“至繁”，然如能规约于理，则可实现以简驭繁而不烦。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实践中还需处理好另一个问题，即“以义制仪”的问题，也就是处理好变礼的问题。古人以为“礼者，义之定制。义者，礼之权度。礼一定不易，义随时制宜”。由此可见，作为“礼之权度”的“义”乃是“随时制宜”的伦理原则，它是制礼的依据。相较而言，礼仪则是具有一定稳定性的定制。由于礼义随时制宜，也就自然会不断冲击礼仪之定制，进而引发变礼与制礼的问题

中西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突出差异在于对人的性情问题的理解与价值评断不同。与西方传统文化凸显自然与文明的断裂与对立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礼乐文明，强调自然与文明的连续、质与文的统合，这背后隐含着对人之自然性情的价值肯定。在中华礼乐文明中，人的自然性情代表着生存的真实性，是文明创生的摇篮与理想的归所。然而，伴随中国现代性发展中理性至上原则的凸显，作为“文”的人道原则与制度规范可能会逐渐与人之自然性情相疏离，呈对立之势，由此将引发人的生存的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思考中华礼乐文明中本乎性情的文化立场殊为必要，正所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

中华礼乐文明在本乎性情的基础上，强调立乎情理。本乎人情并不意味着纵情肆欲，而是要发乎情，止乎理。今日社会生活中，人们在阐发务实求真、崇尚自由的理想诉求时，往往极力凸显自然性情的合法性、合理性，却忽视了情理所包含的自我规范与良知发明等更为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寓意，由此很容易引发纵情肆欲、精于为己等不良现象，故有必要结合传统情理思想进行适当调整。

总而言之，中华礼乐文明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通情达礼”则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它对当代国人精神世界与社会生活的启示可谓是深远和多元的。

（摘编自华军《“通情达礼”：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

逍遥游

聂鑫森

贺先生圣臣是江南大学中文系声名赫赫的老教授。他的专长是古籍校勘与论证，最为人钦服的是《庄子》研究，写过许多振聋发聩的专著。他字“散木”，也是取自《庄子》书中，自谦为无用之材，但“不材”即可免遭斤斧之苦而尽天年。

贺先生的样子，尤其是五十岁以后，极似一棵瘦矮枯黄的杂树，一点儿也不起眼。他的个子也就一米六高，背有些弯，平头，脸色蜡黄，唇上蓄两撇八字胡，说话时露出两颗大门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中文系的办公楼，立在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庭院里，是彼此相连的双层木结构小楼，飞檐翘角，古色古香。有一天黄昏，不知何故，起火了，电铃骤响，让所有的教职员迅速撤离。贺先生当时正在办公室撰写讲义，同室的年轻教师陶淘慌忙丢下手中的书，往门外奔去。陶淘是教现代文学的，自己也写小说，在文坛已有相当的知名度。

贺先生一声大喝：“你跑什么？如果我跑，是因为我死了，就不再有人能这么好地讲《庄子》了。”

陶淘连忙恭敬地侧立门边，说：“贺先生，您请！”

事后，贺先生对陶淘说：“我让你等一下，是想提醒你，什么事都不必慌乱，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

陶淘说：“是，是。”

“文化大革命”来了。贺先生很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小将隔三差五拉着他去游街批斗。他被戴上一顶很高很尖的纸做的帽子，胸前挂着一块黑牌，上写“打倒反动学术权威贺圣臣”，手里提着一面铜锣。他没有一点沮丧之色，从容地走着，锣声响得有板有眼。

他的几个同辈人，有的受不了这种侮辱，自杀了；有的吓得旧病复发，住了院。他对他的老伴和儿女说：“我不会自杀，也不会因病而逝，我还有几本书要写，我不能让天下人有憾事。”

后来，贺先生又被遣送去了“五七干校”，以体力劳动来改造他的思想。和他同居一室的是陶淘。这一老一少的任务是喂猪，不是关着喂，而是赶着猪野牧。他们两个人共一口锅吃饭，俨然父子。

很奇怪的是贺先生对做饭炒菜十分内行，尤其是炒菜。虽说少荤腥，蔬菜由场部统一发放，也不多，但贺先生却能变通烹调之术，或凉拌，或爆炒，或清煮，做出陶淘从没有品尝过的美味。

贺先生还采了许多艾叶，晒干，做成艾条。他说他稍懂医道，有些病可以烧艾作灸，十分见效。

陶淘的情绪越来越坏。

有一天出门牧猪时，陶淘说身体不舒服，想休息半天。

贺先生说：“好吧。”

贺先生把猪赶到不远处的山坡上，让猪自去嚼草。他坐在树下，想他的《庄子》大义。坐了一阵，觉得陶淘的举动有些异常，慌忙往回赶。

推开门，陶淘上吊在矮屋的梁上。

贺先生忙把被子垫在地上，搬来凳子，站上去，用镰刀砍断绳子。陶淘跌落在被子上。

贺先生寻出一截儿艾条，在煤灶上引燃，然后灸陶淘的“人中”穴。

过了一会儿，陶淘醒来了。

“贺先生，您不该救我！”

贺先生说：“我已至花甲，尚不想死，何况你！我的《庄子》研究，想收个关门弟子，你愿不愿意？”

陶淘哭了。他因出身不好，又搁在这似无穷期的“五七干校”，女朋友忽然来信要和他分手……

“女朋友分手，好事！不能共患难，何谓夫妻？若你们真走到一块儿，有了孩子，再遇点厄难，那才真叫惨。”

陶淘说：“我愿受教于先生。”

此后，贺先生开始系统地向陶淘讲述《庄子》。没有书，没有讲义，那书和讲义全装在贺先生的肚子里。《汉书》记载《庄子》一书为五十三篇，实存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贺先生先背出原文，再逐字逐句细细讲评，滔滔不绝，神完气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伴随着日历，一篇一篇讲过去。

贺先生讲课时，喜欢闭着眼睛，讲到他自认为得意的地方，便睁开眼问：“陶淘兄，你认为如何？”陶淘慌忙站起来，毕恭毕敬地说：“学生心悦诚服，确为高见！”

陶淘觉得生活有意思了，眼前常出现幻觉：贺先生就像那自由自在的鲲鹏，扶摇直上，“其翼若垂天之云”，自由自在，不以环境险恶为念，堪为自己人生的楷模。

世道终于清明了。陶淘当了贺先生的研究生和助手。在他的协助下，贺先生完成了几部关于《庄子》研究的重要著作。

贺先生说：“陶淘，我也该走了，我的肝癌居然拖过了这么多年，实为奇迹。庄子说，生为附赘悬疣，死为决疣溃痈。我现在把该做的事做完了，写完了书，还有了你这个传人，此生无憾。”

几天后，贺先生安详地去了，享年七十有二。

（节选自《小小说选刊》，有删改）

狄青既戮陈曙，乃案军不动，更令调十日粮，众莫测。贼觇者还，以为军未即进。翼日，遂进军，青将前阵，孙沔将次阵，余靖将后阵，以一昼夜绝昆仑关。时值上元节，令大张灯烛，首夜宴将佐，次夜宴从军官，三夜享军校。首夜，乐饮彻晓。次夜二鼓，青忽称疾，暂起入内；久之，又谕沔主席行酒，少服药乃出，数劝劳坐客。至晓，各未敢退，忽有驰报者，云“三鼓已夺昆仑关矣”。初，贼谍知青宴乐，不为备。是夜，大风雨，青既度关，喜曰：“贼不知守此，无能为矣。彼谓夜半风雨，吾不敢来也。”遂出归仁铺为阵。戊午，贼悉其众列三锐阵以拒官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及战，前军稍却，右将开封孙节死之。贼气锐甚，沔等惧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①骑兵，张左右翼出贼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复左右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侬智高复趋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忠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禽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迟明，青按兵入城，获金帛巨万，杂畜数千，招复老壮七千二百尝为贼所俘胁者，慰遣使归。枭师宓等首于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筑京观^②城北隅。时有贼尸衣金龙衣，众以为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诈邪！宁失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

青始至邕州，会瘴雾昏塞，或谓贼毒水下流，士卒饮者多死，青甚忧之。一夕，有泉涌寨下，汲之甘，众遂以济。智高自起至平，几一年，暴践一方，如行无人之境，吏民不胜其毒。先是谣言“农家种，籴^③家收”，已而智高为青所破，果如其谣。

（节选自《续资治通鉴·宋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