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比于中国传统的思想，奥玛·珈音的许多表现都是“似曾相识”的。奥玛·珈音的诗意，使我想起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也使我想起庄子说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而联想到李白的“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所谓“淡漠的悲哀”，到底是有的。《鲁拜集》有另一方面对于我是新鲜的，这熟识与新颖的汇合就是《鲁拜集》吸引力的来源。我意识到新颖的方面，是一个数理学者的观点、信仰和感情。精通天文和数学的奥玛·珈音一定意识到，宇宙的规律可以探知，并可以用严密而美妙的数学方式表示出来。研究自然科学的人，都靠着一个不可少的信仰来鼓动及支持探索需要的苦功─宇宙的真理是简单而美妙的；更根本一层的规律，更显得简单而美妙。这个信仰有宗教的力量，因而有感情的成分。

从另一方面说，研究科学者也是人，也经历体味到人事的复杂、命运的渺茫和人生的脆弱。他最高的逻辑告诉他，不管他剥去了多少层宇宙的秘密，不管他能多精密地计算天体的运动，物体的性质，他永远不能了解自己，永远不能了解人生最关键的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生死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这些问题需要能满足心灵的答案，主观的答案。这是客观科学不可能供给的。一般人当然同样地有这些疑问，也同样地找不到答案。所不同的是，研究科学者知道数学在科学范围内的伟力。他有过求答成功的经验，因而树起一个比一般人较高的绳衡答案的标准。他深信宇宙是庄严，美妙，有一定法则的，但是人的死生问题是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这就是奥玛·珈音“淡漠的悲哀”的起源。

（摘编自黄克孙《鲁拜集·序》）

[注]奥玛·珈音，波斯著名诗人、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亦为《鲁拜集》的作者。

材料二：

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其诗歌的总体艺术特征。他作诗不存祈誉之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他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又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饮酒序》）由此可见他的创作态度。陶诗的声吻和节奏，舒缓而沉稳，给人以蔼如之感。陶诗多用内省式的话语，坦诚地记录了他内心细微的波澜，没有夺人的气势，没有雄辩的力量，也没有轩昂的气象，却如春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读者的心中。他的诗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流露，一片神行。但因其人格清高超逸，生活体验真切深刻，所以只要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就有感染力。正如宋人黄彻所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

陶诗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一种开创，就是将日常生活诗化，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重要的意义和久而弥淳的诗味。在他以前，屈原、曹操、曹植、阮籍、陆机等等都着重于关乎国家政治的题材，陶渊明着重写普普通通的生活，用家常话写家常事，写得诗意盎然。

具体地说，陶诗的艺术特色可以概括为“情、景、事、理的浑融”。陶渊明描写景物并不追求物象的形似，叙事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透过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之事，表达高于世人之情，写出人所未必能够悟出之理。陶诗重在写心，写那种与景物融而为一的、对人生了悟明彻的心境。他无意于模山范水，也不在乎什么似与不似，只是写出他自己胸中的一片天地。陶诗发乎事，源乎景，缘乎情，而以理为统摄。在南风下张开翅膀的新苗，伴随他锄草归来的月亮，依依升起的炊烟，不嫌他门庭荒芜重返旧巢的春燕，在中夏贮满了清阴的堂前林，床上的清琴，壶中的浊酒，都已不是寻常的事物，它们既是客观的又是体现了诗人主观感情与个性的，既是具象的又是理念的。《拟挽歌辞》（其三）便是情景事理四者浑融的佳作：

荒草何莽莽，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首诗先写亲友为自己送葬的情事，“荒草”、“白杨”烘托出悲凉的气氛。然后说人皆有死，谁也不能避免，而一个人的死去对活着的人来说并无太大的影响，不必过于执着。最后两句以理语作结，统摄了全诗。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陶诗中的“理”不是抽象的哲学说教，而是在生活中亲自体验到的，其中包涵着生活的情趣。陶诗表现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是探求其奥秘和意义的结晶，而这一切又是用格言一样既有情趣又有理趣的语言表现的，取得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清人潘德舆说陶渊明“任举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是中肯之论。

（节选自《陶诗艺术及其渊源》，袁行霈《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