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西方，解释学大体上说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它经过了好几个世纪漫长的酝酿过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成为一有重要影响的理论。这就是说，解释学成为一种“学”也有一个多世纪了。

在中国，本来也有很长的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并且形成了种种不同的对经典注释的方法。例如在汉朝多用所谓“章句”的方法注释经典，分章析句，一章一句甚至一个字一个字地详细解释。据《汉书·儒林传》说：当时儒家的经师对五经的注解，“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至魏晋注释经典的方法为之一变，玄学家多采取简明带有思辨性的方法。王弼释《周易·系辞》“言不尽意，书不尽言”，提出“得意忘言”的玄学方法，而开一代新风。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些佛教名词概念很难翻译，因此采用了音译的方法，如“般若”“涅槃”等等，但“音译”的名词概念如不加以解释很难懂，于是在佛经后面常常有“音义”或“音训”之类为之解释。其时并有僧人提出某些翻译的原则，如隋彦琮建“八备之说”，齐大亮立“五不翻之义”。这些有关翻译方法和原则的资源如加以利用，或亦对中国之“解释”理论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以来，我国代有“类书”之编纂。《辞海》说：“类书，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方法编排，便于寻检、证引的一种工具书。”《太平御览》的“天部”列“元气”“太初”“太极”等条，没有对“天”作专门解释，但对“元气”引用了二十几种古书作了说明。《渊鉴类涵》的“天部”，引用了几十种古书对“天”的解释，而对“太初”等未列条目。对不同“类书”的编纂原则和方法加以分析研究以及从中探索对名词概念的选取和解释，能否对中国的“解释理论”的建立有一定意义？

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往往是和当时西方流行的其他哲学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解释当然和西方解释学发展的情况完全不同。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对经典的解释往往也是和当时的哲学思潮联系在一起的。

今天，我们应在传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主动借鉴西方解释学，以便我们对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提倡某些可以利用的资源。最后，我必须再说一下，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力气了。

（摘编自汤一介《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学人》第13期，1998年3月）

材料二：

我在《能否创建中国的解释学？》一文最后说：“我的这一想法可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样，那至少可以起一个作用，这就是我们不必再花时间从这个方面费力气了。”现在我想，我这个说法也许太消极了。为此，我打算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在中国先秦时期，已有数种对古代经典注释的书，这里我们先取三种不同的注释方式作一分析。

第一种我们把它称为历史事件的解释，如《左传》对《春秋》的解释，当然还有《公羊传》与《谷梁传》，这两种对《春秋》的解释与《左传》不同，这里暂不讨论。据杨伯峻推算《左传》成书的时间，我们可以说《左传》是目前知道的最早一部对经典进行解释的书。《春秋》隐公元年记载：“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这句话有很长一段叙述注释。《左传》的叙述单独也可以成为一完整历史事件的叙述，但它确确实实又是对《春秋》经文的注释。像《左传》这种对《春秋》的解释，对中国各种史书都有影响。

《易经》本来是古代作为占卜用的经典，虽然我们可以从它的卦名、卦画、卦序的排列以及卦辞、爻辞等等中分析出某些极有价值的哲理，但我们大概还不能说它已是一较为完备的哲学体系。《系辞》把《易经》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对它作了整体性的哲学解释。这种对古代经典作整体性的哲学解释，对后世有颇大影响，如王弼的《老子旨略》是对《老子》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周易略例》则是对《周易》所作的系统的整体性解释。如此等等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不少。

如果说《左传》对《春秋》是一种叙述事件型的解释，《系辞》对《易经》是一种整体性哲学的解释，那么《韩非子》对《老子》的解释则主要是一种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在《韩非子》的《解老》和《喻老》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其主要部分是为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作论证的。在《韩非子》的《解老》中大都是用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喻老》则是更为鲜明地对《老子》作社会政治运用型的解释，篇中大都是用历史故事说明统治者的成败、国家兴衰之故等等来解释《老子》。

如果我们再从先秦典籍中找其他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也许还可以找到若干不同的解释形式，但我认为上述三种可能对后世影响最大。

最后，我必须再次作点说明，本文只是想对中国历史上对经典的注释作一粗浅的梳理，以揭示“解释问题”对当下中国文化、哲学、宗教、文学等等诸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种梳理的工作对建立“中国解释学”或有若干意义，或无甚意义，有俟贤者之批评了。

（摘编自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01期）

把栏杆拍遍

梁衡

（1）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作家的只有一人，这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2）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永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时隔千年，当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

（3）比如这首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4）我敢大胆说一句，这首词除了武圣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这样有金戈之声的力作。虽然杜甫也写过“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军旅诗人王昌龄也写过“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但这些都是旁观式的想象、抒发和描述，哪一个诗人曾有他这样亲身在刀刃剑尖上滚过来的经历？“列舰层楼”“投鞭飞渡”“剑指三秦”“西风塞马”，他的诗词简直是一部军事辞典。他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

（5）谁能懂得他这个游子的心情，实际上是亡国浪子的悲愤之心呢？

（6）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

（7）他得的是心郁之病啊。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辛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永遇乐》）

（8）你看“艰辛”“辛酸”“悲辛”“辛辣”，真是五内俱焚。世上许多甜美之事，顺达之志，怎么总轮不到他呢？他要不就是被闲置，要不就是走马灯似的被调动。1179年，他从湖北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情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那首著名的《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9）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长门事”，是指汉武帝的陈皇后遭忌被打入长门宫里。辛以此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今天我们读时，每一个字都让人一惊，直让你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确实，古来文人的惜春之作，多得可以堆成一座纸山。但有哪一首，能这样委婉而又悲愤地将春色化入政治，诠释政治呢？美人相思也是旧文人写滥了的题材，有哪一首能这样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评论正邪，抒发忧愤呢？

（10）但是南宋朝廷毕竟是将他闲置了20年。20年的时间让他脱离政界，只许旁观，不得插手，也不得插嘴。辛在他的词中自我解嘲道：“君恩重，且教种芙蓉！”这有点像宋仁宗说柳永：“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倒是真的去浅斟低唱了，结果唱出一个纯粹的词人艺术家。辛与柳不同，你想，他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痛拍栏杆，大声议政的人。报国无门，他便到赣南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11）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12）说到辛弃疾的笔力多深，是刀刻也罢，血写也罢，其实他的追求从来不是要做一个词人。郭沫若说陈毅“将军本色是诗人”，辛弃疾这个人，词人本色是武人，武人本色是政人。他的词是在政治的大磨盘间磨出来的豆浆汁液。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间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作为封建知识分子，对待政治，他不像陶渊明那样浅尝辄止，便再不染政；也不像白居易那样长期在任，亦政亦文。对国家民族他有一颗放不下、关不住、比天大、比火热的心；他有一身早炼就、憋不住、使不完的劲。他不计较“五斗米折腰”，也不怕谗言倾盆。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

（13）有人说辛词其实也是婉约派，多情细腻处不亚柳永、李清照。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

（14）柳李的多情多愁仅止于“执手相看泪眼”“梧桐更兼细雨”，而辛词中的婉约言愁之笔，于淡淡的艺术美感中，却含有深沉的政治与生活哲理。真正的诗人，最善以常人之心言大情大理，能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15）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当权者不使为官，却为他准备了锤炼思想和艺术的反面环境。他被九蒸九晒，水煮油炸，千锤百炼。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知识的积累，感情的浇铸，艺术的升华，文字的锤打，这一切都在他的胸中、他的脑海翻腾、激荡，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积聚。既然这股能量一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二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歪打正着地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终于他被修炼得连叹一口气，也是一首好词了。说到底，才能和思想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像石缝里的一棵小树，虽然被扭曲、挤压，成不了旗杆，却也可成一条遒劲的龙头拐杖，别是一种价值。但这前提，你必须是一棵树，而不是一苗草。他的成名，要有时代的运动，像地球大板块的冲撞那样，他时而被夹其间感受折磨，时而又被甩在一旁被迫冷静思考。所以集三百年北宋南宋之动荡，才产生了一个辛弃疾。

（有删改）

邓骘欲弃凉州，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辅，并力北边。乃会公卿集议，曰：“譬若衣裳败坏，一以相补，犹有所完，若不如此，将两无所保。”公卿皆以为然。郎中虞诩言于太尉张禹曰：“大将军之策不可。凉州士风壮猛，庶众便习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凉州士民所以持锋执锐，蒙矢石于行陈，而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弃之，民庶安土重还，必引领而怨曰‘中国弃我于夷狄！’如卒然起谋，豪雄相聚，席卷而东，则函谷以西、园陵旧京非复汉有也。议者喻以补衣犹有所完，诩恐其疽疮侵淫而无限极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庶几败国事矣！”因更集四府，皆从诩议。邓骘由是恶诩，欲以吏法中伤之。会朝歌贼数千人攻杀长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诩为朝歌长。故旧皆吊之，诩笑曰：“事不避难，臣之职也。不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谒河内太守马稜。稜曰：“君儒者，当谋谟庙堂，乃在朝歌，甚为君忧之。”诩曰：“此贼犬羊相聚，以求温饱耳，愿明府不以为忧。”稜曰：“何以言之？”诩曰：“朝歌者，背太行临黄河去敖仓不过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万数贼不知开仓招众劫库兵守成皋断天下右臂此不足忧也愿宽假辔策，勿令有所拘阂而已。”及到官，设三科以募求壮士，自掾史以下各举所知，其掠劫者为上，伤人偷盗者次之，不事家业者为下，收得百余人。诩为飨会，悉贳其罪，使入贼中诱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杀贼数百人。又潜遣贫人能缝者佣作贼衣，以采线缝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辄禽之。贼由是骇散，咸称神明，县境皆平。

（节选自《资治通鉴·汉纪》）

频酌淮河水[注]

戴复古

有客游濠梁，频酌淮河水。

东南水多咸，不如此水美。

春风吹绿波，郁郁中原气。

莫向北岸汲，中有英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