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②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③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④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为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⑤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⑥“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⑦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⑧在我们社会的急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节选自《乡土中国·乡土本色》，有删改）

屠呦呦和她的学生

疟疾，与艾滋病和癌症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世界三大死亡疾病之一。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此病。感染和死亡者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很多病人死亡，只是因为他们用不起昂贵的传统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问世，成为当之无愧的“救命药”。在疟疾重灾区非洲，青蒿素已经拯救了上百万生命。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自2000年起，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约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因该疗法避免了疟疾导致的死亡。津巴布韦自2008年开始推广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本世纪初，津巴布韦疟疾患病率为15%，到2013年这一比率已下降至2.2%，青蒿素抗疟药物的普及和推广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国的复方蒿甲醚使疟疾患病人数减少了78%，死亡人数下降了88%；在西非的贝宁，当地民众都把中国医疗队给他们使用的这种疗效明显、价格便宜的中国药成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中药研究所2001年申报中药学博士点成功后，她于2002年又招收了博士生王满元。王满元现任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中药药剂学系主任，他第一次“认识”自己的导师屠呦呦，是通过一个笔记本。这个32开深绿色的笔记本，记载着她年轻时对中药中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一些信息。2002年，王满元刚刚入学时，屠呦呦将这本笔记郑重赠与弟子，让他对植物化学有所了解，在当时的王满元看来，这本写满了中药化学属性的笔记“依旧不过时”。王满元说，透过泛黄的扉页，仿佛看到了一位严谨笃行的学术前辈每日伏案的瞬间。这本扉页上写着“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笔记，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当时屠呦呦刚刚接手中国抗疟疾药物研发的“523”项目，在科研资料不易得的情况下，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每获得，她就抄录其中，纤毫必录。

2002年，屠呦呦承接“中药标准及相关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专项中有关青蒿的子项目，当时，唯一的组员杨岚研究员将要去日本进修。因为缺人手，当时刚刚成为屠呦呦博士生的王满元，就被要求进组。彼时，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会打车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相关研究。“屠老师究竟算西医还是中医呢?”王满元记得，每次有人这么问她，屠呦呦都不作回答。作为她的弟子，王满元知道，中医西医之争，屠呦呦并不关心。“屠老师一辈子做科研的奔头儿就是利用科学技术探索中药更好的疗效，她对我的培养也是坚持这个信念。”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普解析等课程。“屠老师是一个特别执着、坚定、事业心特别重的人，心无旁骛。”

令王满元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平时有做剪报的习惯，尤其关注健康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经常让王满元寻找相关资料补充知识。在非典期间，她和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合作，研究青蒿素类药物对非典疫情可能的治疗效果。王满元说：“他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和朴素的科学信仰。她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做科研，在找到你关注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

2011年度，屠呦呦喜获拉斯克等国际大奖。相比青蒿素的抗疟能力，屠呦呦在得奖后，尤为关注的，还有这个奖对于中医药学的意义。在颁奖典礼上，屠呦呦表情平静地讲述完青蒿素的研发历程后，她才颇有些激动地说：“要呼吁进一步发掘传统中医药，继承发扬、继承提高、继承创新。中医药是伟大宝库，对世界人民健康的潜力还有待继续发掘。我们老祖宗替我们保留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我们找到了青蒿素，解决了全球迫切想解决的问题。类似的传统药还有很多。”

（摘自《屠呦呦传》）

相关链接：

①屠呦呦，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突出贡献是创制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2015年10月，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②为了让191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尽快应用于临床试验，屠呦呦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报告。领导不放心地问：“试药有风险，再说你刚得过病毒性肝炎。”屠呦呦当仁不让：“不，我是组长，这是我的宝贝，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当年，她的表态令很多人惊叹：这位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江南女子有着鲜为人知的女汉子的一面。

（摘自《北京文学》）

冬十月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上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征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上悦，乃不点中男。

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瑀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

太宗贞观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践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慢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贞观君臣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