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一切艺术的问题都是韵律问题。要弄懂中国的艺术，我们必须从中国人的韵律和艺术灵感的来源谈起。这种对韵律理想的崇拜首先是在中国书法艺术中发展起来的。学习书法艺术，实则学习形式与韵律的理论，由此可见书法在中国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我们甚至可以说，书法提供给了中国人基本的美学，中国人就是通过书法才学会线条和形体的基本概念的。因此，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

书法不仅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美学鉴赏的基础，而且代表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则。如上所说，中国书法探索韵律和形式，是从大自然中捕捉艺术灵感的结果，尤其来自动植物——猛虎的利爪、麋鹿的捷足、骏马的劲力、熊罴的丛毛、白鹳的纤细，或者苍老多皱的松枝。凡自然界的种种韵律，无一不被中国书法家模仿，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形成某种灵感，以造就某些特殊“书体”。比如一位学者看到一棵松树树干弯曲、树枝下垂而不直立，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坚韧和力量，他会将这种美融入自己的书法风格，于是我们就有了“劲松”的笔法。又如欲通晓中国书法，还必先仔细观察蕴藏在每个动物体内的形态和韵律。每种动物都有其和谐优美之处，这是一种直接出自其生理机能，尤其是运动机能的和谐。一匹腿部多毛、躯干高大的负重拉车之马，有其独特的美，正如一匹光滑灵巧的赛马有其独特的美一样。

需要注意的是，动植物的外形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蕴藏着一种动势。试想一枝盛开的梅花，具有多么不经意的美丽和充满艺术感的不规则变化！彻底而艺术化地领悟这种美，就等于领会了万物有灵的内在原则，领悟了中国艺术。这枝梅花，即使花朵凋谢或被拨落，仍然美丽无比，因为它还活着，因为它表达了一种生的冲动。每一棵树的外形都显示了一种韵律，它源自某种生命的冲动，它要生长，要拥抱阳光，要保持自己生命的平衡；它也源自抵御风暴的必要。每一棵树都是美的，因为它暗示了这些冲动，尤其是因为它暗示了一种朝某个方向的运动，一种向某个地方的延伸。它并没有想美，它只是想生存，结果却是极端的和谐与令人十分满意的美。自然界有无穷无尽的形态，这些形态总是那么和谐并且富有韵律，变化万端，无以穷尽。换言之，自然界的美是动态的美，而非静态的美。这种运动的美正是理解中国书法的钥匙。中国书法的美在动不在静，由于它表达了一种动态的美，它生存了下来，并且是千变万化、不可胜数的。迅捷稳重的一笔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是速度和力量的象征。不能摹仿，不能更改，因为任何更改都会带来不和谐。这也就是书法作为一门艺术非常难学的原因。

运动的动态原理生发出一种结构原理，这是理解中国书法的要旨。单纯的平衡匀称之美，绝不是美的最高形式。中国书法的原则之一，即方块字绝不应是真正的方块，而应是一面高一面低，两个对称部分的大小和位置也不该绝对相同。这条原则叫作“势”，代表着一种冲力的美，结果，在这种艺术的范型中，我们有了不少看似不平衡，实际却十分平衡的结构形态。

中国书法作为中国美学的基础，其中的全部含义将在研究中国绘画和建筑时进一步看到。在中国绘画的线条和构思上，在中国建筑的形式和结构上，我们将可以分辨出那些从中国书法发展起来的原则。正是这些韵律、形态、范围等基本概念给予了中国艺术的各种门类，比如诗歌、绘画、舞蹈、建筑、瓷器和房屋修饰，以基本的精神体系。

（摘编自林语堂《不懂书法，别谈中国艺术！》）

材料二：

书肇于自然。书法是自然的节奏化、韵律化。唐张怀瑾论述书法与自然的关系是“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讲书法艺术的表现形式根源在客观现实，所谓“囊括万殊”就是指对万物的高度概括；二是指书法在反映现实的时候，不是像绘画雕塑那样去直接表现自然中的个别物象，而是把“万殊”裁成“一相”，所谓“一相”就是把万物化作“点”“线”。书法的这种高度概括性，为欣赏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天地。

书法艺术从“万殊”发展成为“一相”，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徐悲鸿曾说：“中国书法造端象形，与画同源，故有美观，演进而简，其性不失。”这段话说明书法艺术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再现到表现的发展过程。象形文字侧重于客体，即对个别事物的描绘。当书法由具象发展到抽象，重点便转移到点线形式与主体情感之间的联系。但并非完全脱离客观，而是概括地表现自然的运动、节奏。书法反映自然的节奏韵律的目的并不是再现自然本身，而是凭借情感与自然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表现情感。例如借行云、流水的舒缓流畅的节奏表现人的愉快，借苍松盘根错节的韵味表现人的坚韧不拔。宗白华曾说：“书法反映物象中的‘文’，就是交织在一个物象里或物象与物象的相互关系里的条理、长短、大小、疏密、朝揖、应接、向背、穿插等规律和结构，而这个被把握到的‘文’，同时又反映着人们对它的情感反应，这种因情生文、因文见情的字就升华到艺术境界，具有艺术价值而成为美学对象了。”所以中国书法把人的情感、自然的韵律、点线的形式熔为一炉，三者之中关键在情。自然节奏、点线运动都是为了表现情感、意蕴。因此，书法的由具象到抽象，艺术的表现力不是缩小了，而是更自由，更广阔，也更含蓄了。

（摘编自晏浩越《中国书法艺术审美解析——中国书法的审美特征》）

忆平乐

冯至

六年前，十一月下半月里的一个早晨，我们在桂林上了一只漓江上的民船。那时正是长沙大火后，各地方的难民潮涌一般地到了桂林。抗战以来，如果说南京失守是第一个挫折，那么武汉撤退显然是第二个挫折了，大家不知道此后的局势将要怎样发展，但对于将来都具有信心。人们好像很年轻，报纸上虽然没有多少好消息，同时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可是面貌上没有一些疲倦。

在桂林住了半个多月，全国各地的一举一动都会在这里发生感应，但是一上了漓江的船，就迥然不同了，初冬的天空和初冬的江水是一样澄清，传不来一点外边的消息。我立在船头，当桂林的那些山峰渐渐在我面前消逝时，我心里想，十月的下旬在赣江上，十一月的下旬在漓江上，一东一西，中间隔着四四方方的湖南那么一个大省，但是民船，两个地方却没有一点不同，同样的船篷、同样的船身、同样的船夫撑船的姿势。从空间我又想到时间：在战前，在百年前，漓江上的航行也必定没有多少变化。山是那样奇兀，水是这样清澈，江底的石块无论大小都历历可数。此外就是寂静，寂静凝结在前后左右，好像千军万马也不能把这寂静冲破。

俗话说，桂林山水甲天下，至于山水的奇丽还要算漓江。船过了大墟，这条江水便永久被四面的山包围起来了。船在水中央，仿佛永久在一座带形的湖里，船慢慢地走着，船上的人没有事做，只有望着四围的山峰。经过长久的时间，山峰好像都看熟了，忽然转了一个大弯子，面前的山峰紧接着也改变了形象，原来船已经走出这“带形的湖”，又走入一座新的“带形的湖”里。山的转变无穷，水也始终没有被前面的山遏住。这样两天，过了阳朔一直到了平乐。

在平乐，我们找到一辆汽车要经过柳州、南宁到龙州去。往南越走越热，临行的前一天，妻的身上穿着棉衣，她说想做一件夹衣预备在热的地方穿，但恐怕来不及了，因为汽车在第二天清早就要开行。我说，我们不妨到裁缝铺里试一试。我们于是在临江的一条街上买了一件衣料，随后拿着这件衣料问了几家裁缝铺，都异口同音地说来不及了。最后到了一家，仍然是说来不及了，但口气不是那样坚决，不可能中好像含有一些可能的意味。我们也就利用这一点可能的意味向那裁缝恳求：

“如果你在今晚十二点以前把这件衣服缝好，我们愿意出加倍的工资。”

“加倍的工资，我不要；只怕时间来不及了。若是来得及，一件夹袍是一件夹袍，工资无须增加。”

“我们也是不得已，因为明天清早就要到柳州去。”

我们继续恳求，最后那裁缝被我们说动了，他说：“放在这里吧，我替你们赶做——”

我们把旅馆的地址留给他，继续到街上料理其他的琐事。晚饭后，一切都已收拾停当，我们决定早一点睡，至于那件夹衣，第二天清早去取，想不会有什么耽搁。想不到睡得正熟的时候，忽然有茶房敲门，说楼下有人来找。我睡眼朦胧地走到楼下，白天的那个裁缝正捧着一件叠得好好的夹衣在旅馆的柜台旁立着。他说，这件夹衣做好了，在十二点以前。

我当时很感动，我对于我的早睡觉得十分惭愧。我接过来那件夹衣，它在我的手里好像比它本来的分量沉重得多。我拿出一张一元的纸币交给那个裁缝，他找回我两角钱，说一声“一件夹袍八角钱”，回头就走了。我走上楼，把夹袍放在箱子里，又躺在床上，听着楼下的钟正打十二点。

六年了，在这六年内听说广西也有许多变化，过去的事在脑里一天比一天模糊。入秋以来，敌人侵入广西，不但桂林、柳州那样的大地名天天在报纸上出现，就是平乐也曾经一再地在报纸上读到。当我读到“平乐”二字时，不知怎么漓江两岸的风光以及平乐那晚的经历都引起我乡愁一般的思念。如今平乐已经沦陷，漓江一带的山水想必也会有了变化，还有那个裁缝，我不知道他会流亡到什么地方，我怀念他，像是怀念一个旧日的友人。

并且，在这六年内世界在变，社会在变，许多人变得不成人形，但我深信有许多事物并没有变：农夫依旧春耕秋收，没有一个农夫把粮食种得不成粮食；手工业者依旧做出人间的用具，没有一个木匠把桌子做得不成桌子，没有一个裁缝把衣服缝得不成衣服。真正变得不成人形的却是那些衣冠人士：有些教育家把学校办得不成学校，有些军官把军队弄得不成军队。

现在敌人正在广西到处猖獗，谣言在后方都市的衣冠社会里病菌似的传布着，我坐在房里，只苦苦地思念起漓江两岸的风光和平乐的那个认真而守时刻的裁缝。

一九四三年，写于昆明

（选自《山水》）

夏四月，河决东郡金堤。先是，清河都尉冯逡奏言：“郡承河下流，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鸣犊口又益不利，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九河故迹，今既灭难明，屯氏河新绝未久，其处易浚。又其口所居高，于此分杀水力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备非常。”事下丞相，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后三岁，河果决于馆陶及东郡金堤，坏败官亭、室庐且四万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对方略疏阔，上切责其不忧职，自杀。河平元年春，杜钦荐王延世于王凤，使塞决河。延世以竹落长四丈，大九围，盛以小石，两船夹载而下之。三十六日河堤成。三月，诏以延世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三年秋八月，河复决平原，所坏败者半建始时。鸿嘉四年秋，河水湓溢，败官亭、民舍四万馀所。平陵李寻奏言议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决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挑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于是遂止不塞。待诏贾让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谓之上策。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兴利除害，支数百岁，谓之中策。若只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下策也。”平帝时河、汴决坏，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仪令乐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兴役。”乃止。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会有荐王景能治水者，夏四月，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焉。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节选自《通鉴纪事本末·河决之患》）

湖南见真师^①

戴复古^②

致身虽自文章选，经世尤高政事科。

以若所为即伊吕，使其不遇亦丘轲。

长沙地窄儒衣阔，明月池干春水多。

天以一贤私一路，其如四海九州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