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中国文化传统来看，“家—国”之间具有某种价值上的同构性，因此，中国的老话说：“国之本在家”，“积家而成国”，《大学》讲：“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在家孝亲，推之事君；在家悌兄，推之事长，通过“孝”与“悌”在价值观念上的延展，实现从“齐家”到“治国”的跨越，“家齐而后国治”，以及最终达到德化天下的境地。所以，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孝悌”所支撑的“家”，既具有生存论上的核心地位，同时在社会的“修齐治平”层面上也居于核心部位。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恰恰在这里，有着“公”与“私”的鸿沟：“家”似乎属于私德，似乎很难跨越到公共领域去。

在以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中，“家”与“国”的同构性关系一直受到很大诟病，似乎政治上的专制与家庭的伦理观念有着极大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家”与“国”则分属两界，有其不可通约之处。如果不能在这个关键部位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传统的“修齐治平”就再难在现代社会立足。

事实上，在现代社会，我们同样可以在更为积极的层面上来理解“家”的作用。一如西方的宗教改革，改革之后的基督教新教对于现代社会有着极大贡献，如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做的分析那样；在现代社会，家庭成员的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包括孩子对父母的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恩爱与尊重，以及孩子们之间的相互尊重——这样培育出来的家庭关系对现代社会同样非常有益。但是，在现代文化中，受限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家”在政治—道德建设中的作用始终是缺位的。霍耐特在分析现代社会时非常敏锐地看到，“自由主义思想，把家庭领域只是看成一种单纯给定的，没有什么进一步影响的结构，从而忽略了它在现代社会的政治—道德的建设中的作用”。这一评价是非常有见地的，深刻地揭示了西方社会因自由主义作祟而在认识“家”的社会作用方面所存在的盲区。

在《自由的权利》一书中，他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亲密关系”与“家庭关系”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一个民主性的共同体，是多么依赖于它的成员究竟有多少能力去实现一种相互合作的个人主义，就不会长久地一直否认家庭领域的政治—道德意义。因为要想让一个人把他原先对一个小团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用来为社会整体的利益服务，这个人必须拥有的心理前提，是在一个和谐的、充满信任和平等的家庭里建立的。”霍耐特的论述有着强烈的实践智慧，具体点出了在现代社会中“家”的政治—道德意义，算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和万事兴”。“家”不再是宗法式的共同体，“家”作为专制温床的时代，也早已过去。现代家庭恰恰是培养共同合作，相互支持的重要机制。确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人性不是一个“个体”的自然本性，而是在“家”中教化出来的德性之人。从对最亲近之人的爱“推及”到对他人的爱，进而“推及”到对宇宙的爱，这正是“家”的教育的重要内容；“家”具有非常重要的教化功能，是“个体”得以社会化的最初和最重要的环境。在现代社会中，“家”所培养出来的善于合作的“个体”正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在“修齐”与“治平”之间找到新的联接点，中国文化传统重视“家”的传统，就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的价值观念有重大意义，这是其他价值观念得以发挥的基础。没了这个基点，整个价值系统中的其他规范就会飘摇欲坠，社会就会迅速进入失范状态。

（节选自孙向晨《重建“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

材料二：

“家”是中国文明构成的总体性范畴。相比于犹太—基督教文明和古希腊文明从其起点上就不屈不挠地摒斥“家”，儒家文明对社会伦理、政治以及经济关系的建构，始终是从“家”出发，形塑家国一体的秩序体系。这一“缘情制礼”的反复努力，不仅构成两千多年来中国文明的大传统，也与民间丰富的小传统若合符节，不仅决定我国传统文明的制度和伦理底色，也是更具坚韧性和独立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民情的基础。即使20世纪初以来，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家庭革命”甚嚣尘上，家庭结构和模式、传统家国关系频受挑战，但作为“文化—心理结构”的“家”并没有被根本撼动，反而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重建舶来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思想的依据。由此可见，不理解“家”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明的实质特点及其构成和变迁。

其次，“家”在中国文明中的上述地位，立足于作为实体的家已成为“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之源的事实。今天，若戴着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眼镜来打量“家”，视其为纯粹的权利、利益和权力关系的受体，而忘却其在生活和历史中形成的作为情感和生命意义的承载，甚而忘却其作为现代人之丰富的情感需求（爱情、亲情以及依赖性）的港湾，我们就很难深入把握中国人的日常情感和伦理结构，也难以在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共情的研究。

（摘编自肖瑛《“家”作为方法：中国社会理论的一种尝试》）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由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在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乡土中国·家族》）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很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

二十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为了我的腿，母亲的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尽管医院已明说我的病目前没办法治，但母亲不死心，她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钱买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服用，让我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可母亲仍不放弃，直到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这对于瘫痪病人实在太悬了。后来母亲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她提醒我说。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一样锲而不舍。

三十岁时，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母亲为什么早早地走了呢？迷迷糊糊中，我似乎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老天爷可怜她，就召她回去了。”这让我心里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几年前，老街坊们就提醒过我：“到小院儿去看看吧，你妈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听了心里一阵抖。还说，我家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小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起来，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花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再过一年，母亲去世，我们搬离了同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儿，悲痛弄得我们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外边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来到老院子，老街坊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但我再难看见它了，因为老院里扩建了小厨房什么的，过道窄，摇着车进不到里面的小院儿。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着车进去看看。

我告别了老街坊，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选自《史铁生作品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