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一段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这些年所讲述的中国故事中，普遍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在讲故事的艺术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一味求新，普遍学西方，但如何对待中国自身的叙事资源，如何在故事中建构起中国风格、中国语体的文化自觉还不明显，二是中国小说迷恋凡俗人生、小事已经多年了，这种写作潮流，最初起源于对一种宏大叙事的反抗，然而，反抗的同时，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小说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

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呢？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公正地对待历史和生活。只看到生活的阴暗面，只挖掘人的欲望和隐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样的写作很难在精神上说服读者。因为没有整体的历史感，不能以宽广的眼界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偏狭、执拗，难有温润之意。这令我想起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所说的，他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钱穆所提倡的对历史要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既是他的自况之语，也是他研究历史的一片苦心。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可是，“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那里一直大有市场，所以，很多作家把现代生活普遍简化为欲望的场景，或者在写作中单一地描写精神的屈服感，无法写出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姿势，写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灵魂的面貌也越来越阴沉，慢慢地，文学就失去了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

精神视野的残缺，很容易使作家沉陷于一己之私，而无法在作品中展示更广阔的人生、更高远的想象。而好的小说，不仅要写人世，还要写人世里有天道，有高远的心灵，有渴望实现的希望和梦想。有了这些，人世才堪称可珍重的人世。中国不少当代小说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唯独写不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因为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他们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跳，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我们何曾见到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充满力量的心灵？那些读起来令人心惊肉跳的欲望故事中，有几个写到了灵魂深处不可和解的冲突？为现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折磨的作家，那就更少了。

很多小说都成了无关痛痒的窃窃私语，或者成了一种供人娱乐的肤浅读物，它不仅不探究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拒绝说出任何一种有痛感的经验。作家们只要一开始讲故事，马上就被欲望叙事扼制，根本无法挣脱出来去关心欲望背后的心灵跋涉，或者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困境。

欲望叙事的特征是，一切的问题最后都可以获得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唯独灵魂叙事，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就是探究那些过去未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因为这些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只有勇敢面对这样的根本提问，人才有可能成为内在的人，文学才能称之为寻找灵魂的文学，木心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确实，作家如果没有完成精神成人，文学所刻画出来的灵魂就肯定是单薄的。

当下时代，写作门槛已越来越低，各种方式流行的中国故事实在太多了，有些是满足于读者一种阅读的趣味，有些是消费性写作潮流的产物，但最值得倡扬的，还是完成了一种精神的那些中国故事。毕竟，一味地展示欲望细节、书写身体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写作，才是有灵魂的、值得敬重的写作。我相信后者才是中国文学精神流转的大势。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看到这一精神大势的变化，也唯有如此，在中国故事中所创适的中国形象，才是健全的、成熟的、真正有中国气派的。

（摘编自谢有顾《如何完成中国故事的精神》）

唐诗中的“浊汴清淮”意象

滕汉洋

汴河是一条古老的运河，与淮水本来并不直接相通。自隋炀帝开通济渠，汴水始自陈留偏离旧道汇入淮水。

汴河引黄河水为源，因此也便成为一条浊河。唐人多关注这一特殊的水质现象。高适的《东征赋》云：“出东苑而遂行，沿浊河而兹始。”这里所谓的“浊河”，即汴河。日僧圆仁取道汴河回国时记：“汴州以来，傍河路次人心急恶不善，能似所吃汴河水之急流浑浊也。”以汴水喻人心的急恶不善，可谓能近取譬。

浑浊是汴河留给唐人最为深刻的印象，唐人因此常以“浊水”代指汴河，并将其引为诗歌意象。白居易《茅城驿》云：“汴河无景思，秋日又凄凄。地薄桑麻瘦，村贫屋舍低。早苗多间草，浊水半和泥。最是萧条处，茅城驿向西。”茅城驿是汴河上的水驿。汴河两岸本多平原，如白居易所言，真可谓“无景思”也。加上秋日凄清，此时又正是汴河水浅难行之时，“浊水半和泥”的汴河也自然成为这种凄凉萧条的一部分。此外，汴水浑浊既是常态，则汴水澄清也便成为一种瑞象。姚合《寄汴州令狐相公》云：“汴水从今不复浑，秋风鼙鼓动城根……诗好四方谁敢和，政成三郡自无冤。”以汴水澄清比喻令狐楚治理汴州的政绩，堪称“浊汴”意象的绝妙反用。

至唐代，“清淮”成为具有吟咏价值的诗歌意象。杨谏《月映清淮流》赋、徐敞及佚名的《月映清淮流》诗，皆唐人的省试作品。“清淮”这一意象被引入省试诗赋，说明其文学审美价值已经逐步经典化。唐诗中大量与运河行旅相关的“清淮”意象，既是这种经典化过程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为这种经典文学意象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扩散性影响。

独立来看，唐代运河行旅诗中的“浊汴”与“清淮”意象各有其意义承载。而从唐代的运河交通来看，汴河、淮河与邗沟连接两京和东南地区，汴、淮交汇处作为不同文化区域的分界线，最易引发“秦地故人成远梦，楚天凉雨在孤舟”（李端《宿淮浦忆司空文明》）的感叹。从运河行旅的角度来看，由淮入汴或是由汴入淮所引起诗人情感的波动，无疑是传统的地域分野观念借助运河交通所产生的文化影响。

由淮入汴或由汴入淮的情感波动固然与“山川地脉分”等传统文化认知相关，但更直接的是与行旅之人的旅途观感相联系。如李嘉祐《游徐城河忽见清淮因寄赵八》云：“自缘迟暮忆沧洲，翻爱南河浊水流。初过重阳惜残菊，行看旧浦识群鸥。朝霞映日同归处，暝柳揺风欲别秋。长恨相逢即分首，含情掩泪独回头。”诗由“忽见清淮”而引发，由浊汴与清淮交汇处的特殊水质现象，引起“长恨相逢即分首”的感叹。在这首诗里，“浊汴”和“清淮”两个诗歌意象结合在一起，已经超越了两者各自独立时候的内涵指向，重新生发新的意蕴。

除了具象地表现汴淮交汇处的地理现象及抒写由此引发的心理感受，唐人相关的浊汴清淮意象还进一步引申。如刘禹锡《浪淘沙九首》其三：“汴水东流虎眼文，清淮晓色鸭头春。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诗由汴淮交汇处渡口的不同水质现象，表达世事人生流变不常之理。孟郊《憩淮上观公法堂》云：“淮水色不污，汴流徒浑黄。且将琉璃意，净缀芙蓉章。”用浊汴清淮交汇而淮水自清的现象，喻清净之心不染尘俗的佛理。这些诗歌中的意象，超越了对运河交通地理的书写，是“浊汴清淮”这一文学意象的合理拓展。

（选自2021年2月8日《光明日报》，有删改）

材料一：

罗素在《中国问题》里讨论我们民族的性格，指出三个弱点：贪污、怯懦和残忍。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由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的弱点。

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小孩们大半欢喜虐害昆虫和其它小动物，踏死一堆蚂蚁，满不在意。用生人做陪葬者或是祭典中的牺牲，似不仅限于野蛮民族。罗马人让人和兽相斗相杀，西班牙人让牛和牛相斗相杀，作为一种娱乐来看……这类事实引起一部分哲学家，如中国的荀子和英国的霍布斯，推演出“性恶”这样一个结论。

有些学者对于幸灾乐祸的心理，不以性恶为最终解释而另求原因。最早的学说是自觉安全说。拉丁诗人卢克莱修说：“狂风在起波浪时，站在岸上看别人在苦难中挣扎，是一件愉快的事。”卢克莱修以为使我们愉快的并非看见别人的灾祸，而是庆幸自己的安全。霍布斯的学说也很类似。他以为别人痛苦而自己安全，就足见自己比别人高一层，心中有一种光荣之感。苏格兰派哲学家如培恩之流以为幸灾乐祸的心理基于权力欲。能给苦痛让别人受，就足显出自己的权力。这几种学说都有一个公同点：就是都假定幸灾乐祸时有一种人我比较，比较之后见出我比人安全，比别人高一层，比别人有权力，所以高兴。

这种比较也许是有的，但是比较的结果也可以发生与幸灾乐祸相反的念头。比如我们在岸上看翻船，也可以忘却自己处在较幸运的地位，而假想自己在船上碰着那些危险的境遇，心中是如何惶恐、焦急、绝望、悲痛。将己心比人心，人的痛苦就变成自己的痛苦。痛苦的程度也许随人而异，而心中总不免有一点不安，一点感动和一点援助的动机。有生之物都有一种同类情感。对于生命都想留恋和维护，凡遇到危害生命的事情都不免侧然感动，无论那生命是否属于自己。

由此可知，遇着旁人受苦难时，心中或是发生幸灾乐祸的心理，或是发生恻隐之心，全在一念之差。一念向此，或一念向彼，都很自然，但在动念的关头，差以毫厘便谬以千里。念头转向幸灾乐祸的一方面去，充类至尽，便欺诈凌虐，屠杀吞并，刀下不留情，睁眼看旁人受苦不伸手援助，甚至落井下石，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冤气弥漫、黑暗无人道的场所；念头转向恻隐一方面去，充类至尽，则四海兄弟，一视同仁，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老有所养，幼有所归，鳏寡孤独者亦可各得其所，这样一来，世界便变成一团和气、其乐融融的场所。野蛮与文化，恶与善，祸与福，生存与死灭的歧路全在这一转念上面，所以这一转念是不能苟且的。

这一转念关系如许重大，而转好转坏又全系在一个刀锋似的关头上，好转与坏转有同样的自然而容易，所以古今中外大思想家和大宗教家，都紧握住这个关头。各派伦理思想尽管在侧轻侧重上有差别，各派宗教尽管在信条仪式上互相悬殊，都着重一个基本德行。孔孟所谓“仁”，释氏所谓“慈悲”，耶稣所谓“爱”，都全从人类固有的一点恻隐之心出发。他们都看出在临到同类受苦受难的关头上，一着走错，全盘皆输，丢开那一点恻隐之心不去培养，一切道德都无基础，人类社会无法维持，而人也就丧失其所以为人的本性。这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极平凡而亦极伟大的发现，一切伦理思想，一切宗教，都基于这点发现。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是人类文化的泉源。

（摘编自朱光潜《谈恻隐之心》）

材料二：

霍布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他的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在自尊心产生之前克制他的自爱心。我认为这是人类唯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这一点，就连对人类的美德大加贬抑的人也是不得不承认的，因此，我不怕任何人提出反对的意见。我认为怜悯心是我们这样柔弱和最容易遭受苦难折磨的人最应具备的禀性，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人类在开始运用头脑思考以前就有怜悯心了；它是那样地合乎自然，甚至动物有时候也有明显的怜悯之心的表现。且不说母兽对幼兽的温情和在危险时刻不惜牺牲性命保护它们，我们经常看到，就连马也是不愿意踩着一个活着的生物的身体跑过去的。一个动物在它的同类的尸体旁边走过时，总是感到不安的；有些动物甚至还以某种方式掩埋它们死去的同类。走进屠宰场的动物发出的哀鸣，表明它们对所看到的恐怖情景是感同身受的。

这是纯粹的天性的运动，是先于思维的心灵的运动；这种天然的怜悯心的力量，即使是最败坏的风俗也是难以摧毁的；在剧院中，我们每天都可看到被剧中的不幸者的苦难遭遇感动得伤心流泪的观众，尽管他们当中有那么一个人身为暴君，屡屡对敌人滥施酷刑。如嗜血成性的苏拉，对不是由他造成的痛苦，也是很伤感的；又如菲尔的暴君亚历山大，尽管他每天听见被他下令杀害的许多公民的叫声无动于衷，但他从来不敢到剧院去看悲剧，因为他害怕人们看见他同剧中的昂朵玛克和普里亚姆一起叹息。

（摘编自卢梭《怜悯是人的天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列小题。

材料一：

一时，大家散后，进园齐往芦雪庵来，听李纨出题限韵，独不见湘云宝玉二人。黛玉道：“他两个再到不了一处，若到一处，生出多少故事来。这会子一定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也走来看热闹，因问李纨道：“怎么一个带玉的哥儿和那一个挂金麒麟的姐儿，那样干净清秀，又不少吃的，他两个在那里商议着要吃生肉呢，说的有来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众人听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了他两个来！”黛玉笑道：“这可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不错。”李纨等忙出来找着他两个，说道：“你们两个要吃生的，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那怕吃一只生鹿，撑病了不与我相干。这么大雪怪冷的，替我作祸呢。”宝玉忙笑道：“没有的事，我们烧着吃呢。”李纨道：“这还罢了。”

只见老婆子们拿了铁炉、铁叉、铁丝蒙来。李纨道：“仔细割了手，不许哭。”说着，同探春进去了。凤姐打发了平儿来回复不能来，为发放年例正忙。湘云见了平儿，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顽的，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顽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镯子，三个人围着火，平儿便要先烧三块吃。那边宝钗黛玉平素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深为罕事。

探春与李纨等已议定了题韵。探春笑道：“你闻闻，香气这里都闻见了，我也吃去。”说着，也找了他们来。李纨也随来，说：“客已齐了，你们还吃不够？”湘云一面吃，一面说道：“我吃这个方爱吃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说着，只见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那里笑。湘云笑道：“傻子，你来尝尝。”宝琴笑说：“怪脏的。”宝钗笑道：“你尝尝去，好吃的。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爱吃。”宝琴听了，便过去吃了一块，果觉好吃，便也吃起来。一时，凤姐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大姑娘拉着我呢，你先去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着一处吃起来。黛玉笑道：“那里找这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庵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庵一大哭。”湘云冷笑道：“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宝钗笑道：“你回来若作的不好了，把那肉掏了出来，就把这雪压的芦苇子揌上些，以完此劫。”

材料二：

《红楼梦》的意蕴中有一个层面：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过去很多人讲《红楼梦》都认为曹雪芹的世界观是讲一切归于空虚，人生没有意义。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不符合《红楼梦》的实际状况。曹雪芹的世界观体现在《红楼梦》中是把“有情之天下”作为人生的本源性存在，作为人生的终极意义之所在。“有情之天下”就在实在、生动、鲜活的生活世界之中。曹雪芹用“情”照亮了空，因此人生是有意义的。一部《红楼梦》给予读者的“悟”就在于此。怡红院群芳开夜宴，超越等级制度、等级观念，不分彼此，不拘形迹，自由平等，自由人和奴隶一起狂欢，那就是“有情之天下”。

（节选自叶朗《＜红楼梦＞的形而上的意蕴：有情之天下就在此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