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土地是承载万物的媒介。《礼记》云：“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因为土地的重要性，对土地的依恋也成为人类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心理情结。尽管“恋土情结”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世界上的各个民族也都有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现象，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恋土情结”却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持久。在费孝通先生看来，传统中国就是乡土社会，如《乡土中国》一书所描述的：“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乡土”才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底色。可以说，对土地的依恋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基因，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逻辑。

作为一种物质和元素，土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传说，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文化共识和集体记忆。早在先秦流行的中国传统“五行”观念中，土就是居中的，最为尊贵也最为重要。中国人不仅把土地看作是一切生命的母体，也把土地看作是死亡和灵魂的归宿。在中国传统社会，“入土为安”也是一种重要的死亡和丧葬观念。选择一方“风水宝地”，不仅能够护佑自己，也可以护佑整个家族。中国人信仰的“风水观念”也与土地密切相关。

中国人对土地的崇拜和依恋在汉语和汉字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乡土”“风土人情”“土生土长”等词语都体现了对土地的依恋。中国古代常常用“社稷”来代表国家，“社”，即土地神，“稷”则是谷神。在中国文化中，土地及其所生的谷物成为“国家”的代表，这当中体现的即是农业民族的土地崇拜观念。

在中国传统社会，几乎每个村落都有土地庙，里面伺奉着“土地公公”或“土地奶奶”。在乡民的眼里，土地神是一方乡土的保护神。“一方水土一方人”，正是通过这样一种对土地的崇拜观念和祭祀仪式，日复一日，这方土地上的人们就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社会”。可以说，中国文化饱含了对土地的历史记忆，从神话传说到民间信仰再到我们的语言词汇，处处可见“恋土情结”的印记。

对土地的依恋和崇拜伴随了中国文化的始终，并沉淀为一种中国特色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不论游子、战士还是商人或移民，他们都会带一包家乡的泥土在身边。“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土地既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也是一种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

土地给中国人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也是一种安全感和稳定感。正是千百年来对土地的辛勤耕耘，形塑了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也影响到了士人的价值观，“大人不华，君子务实。”一向是中国圣贤先哲所倡导的一种精神。

中国人对土地的情感也造就了另一个文化基因，那就是平和。固守土地使中国人变得十分温和，乐天知命，安土重迁，这样的民族本能地反对暴力和侵略，追求和平。“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更是把“安土”和“修身”联系在一起，如《礼记》中所言：“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土地与“乡土”情结也影响着中国人的交往观念。远亲不如近邻，中国人的社交圈子往往局限在他们生长的那块土地上，“乡土情谊”在中国人的交往观念中显得十分重要，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特征。改革开放以来，“乡谊网络”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浙江的温州人就用“一人带一人去，一家带一家去”的方法，把很多同乡和产业带到了世界各地。“乡土文化资本”“乡谊关系”成为华人交往实践和交往理念的重要特色。

在人与土地的关系中，中国文化主张“天、地、人”的和谐共处，这种观念无疑是一种中国智慧，对于今天的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也极富启示价值。立足新时代，只有深刻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中国文化中的“恋土情结”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发展，我们才能真正地建立“文化自信”，并在社会层面实现“天时、地利、人和”的协调发展。

（摘编自潘祥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恋土情结”及其扬弃》）

材料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造成了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也造成了中华文化凝聚力的高度集中，因而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自觉性非常强烈，这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决定的。余光中经历了“双重放逐”，先是到因政治因素与大陆相隔的宝岛台湾，后来又赴美留学，在另一个不同文化的海外生活，他先是接受台湾另一种政治形态的熏陶，后又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也曾对传统文化产生怀疑，但是思维中固存的“落叶归根”的想法让多愁善感的诗人的乡土情结尤为浓重，以致后来他意识到他的西化是苍白和空虚的，然后清醒地回归并坚定传统文化的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一种乡愁情结中对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坚守。

余光中对于乡愁的看法是：“所谓乡愁，原有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层次，不必形而下地系于一乡一镇。地理当然不能搬家，民族何曾可以改种，文化同样换不了心，历史同样整不了容。乡愁并不限于地理，他应该是立体的，还包含时间。一个人的乡愁如果一乡一镇就可以解，那恐怕只停留在同乡会的层次。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魄唐魂，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这段话映射出他认为乡愁中应包含的“文化回归”和对中华民族血脉的认同。“真正的华夏之子潜意识深处耿耿不灭的，仍然是汉魄唐魂，乡愁则弥漫于历史与文化的直经横纬，而与整个民族祸福共承，荣辱同当。”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投射于他的诗中，更是表现出余光中对故园的渴念以及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摘编自傅天虹《诗国的游子—论余光中诗歌的原乡性》）

活界碑

丁迎新

将军来了，年逾九旬的将军脱下军装已久，心中仍装着千军万马，装着边疆，人人还叫他将军。将军是来验证一件事，一个人，他不相信媒体上看到的，唯有目睹，必须目睹。

这是新疆毗邻某国边境几十平方公里的无人区，之所以无人，是因为环境恶劣。根本不适宜人生存。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一望无边，夏天蚊虫独霸天下，号称“十个蚊子一盘菜”;冬季零下四十摄氏度，狂风暴雪是主人，积雪深达一米。这一切，将军再熟悉不过，五十年前的亲身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面前的人让将军吃惊不已，没想到他会如此老相，看上去跟自己一样老。面色黑褐，石般质地，满是皱纹如刀刻，腰背略显佝偻，步伐却矫健，精神抖擞。面对将军，他显得格外兴奋活泼。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将军放眼望去，有变化，也有些没变，是他熟悉的地方，也有他陌生的事物。只有他俩，在偌大的天地之间巡视。

居住的屋，石块垒砌，不大，但牢固，坚不可摧。屋有些年份了，一次次发黑，又一次次刷白，在荒原上格外醒目。荒凉已属于过去，如今有绿草茵茵，似一张绿毯向四方铺陈。环屋而立的是树，一排排，一行行，个个精干，像严阵以待的士兵，不分昼夜站岗放哨。

最夺目的是屋门正前方场地边的旗杆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从不停歇地飘扬。旗杆是一棵削枝去叶的树干，下接大地，上顶蓝天，虽不够光滑，不够笔直，但绝对直立向上。四面八方的树木草茎随时听从号令，向它看齐。

屋里屋外忙碌的女人，同样苍老，手脚却没闲的时候，总是有事在做。偶尔远眺的目光。天地全在视野的范围，无物可以躲避。男人嘿嘿地笑，向将军介绍，还是她。也是山东临沂的，中间曾后悔，受不了苦，跑回了家，我又把她追了回来。跟我一样，如今死都不想走了。将军的目光投注到女人的一刻，有了温度，不再冷硬。

有草了，在原先风卷沙土扬的荒原上，虽不茂盛稠密，但毕竟是有了斑斑驳驳的草。男人指着那些草说，种的，一次不行两次，一年不行两年，我有的是时间和干劲，它耗不过我。

有树了，稀稀拉拉，像针插在地上，偶尔会成排，那肯定是在特定的位置上。男人说，种树更难，我对儿子和女儿都没对它们好，眼睛盯着，用手扶着，怀里搂着。水，我舍不得喝，一口口喂给它们。搬石头围成圈，天天守着它，它不敢不活，不活就对不起我了。

将军有新的发现，这里或那里，同样是树是草，长在那一块范围的是一个国旗的形状。另一块是党徽的形状，又一块是八一的形状。平原广阔平坦，土黄草青树绿，站在远处高处看，异常醒目。以将军一生的经历，这是三个再熟悉不过的图案，也时时可见，但眼前的景象，改变了根深蒂固的荒凉，竟心潮涌动，不能自抑。男人不在意，只是嘿嘿地乐，说，反正是植草，是栽树，不如一物多用。让那边的人一眼就能明白，这是咱中国的地盘，不但我在坚守，而且一草一木都在坚守。

眼前是边境线了，将军看到了界碑。界碑只有一块，可沿着界碑，是一排长长的石头堆出来的长城，两端看不到边际。石头有大有小，有方有圆，但相互咬合穿插，像无数个人相互握手拥抱，肩腰搂缠，汇聚成强大的壁垒，生根兀立。这是什么样的工程？这里最多的是土，仅仅是土，鸡蛋大的鹅卵石都不易发现。男人凭借一个人的力量，花费了多少时间，花费了多少心思，又是什么样的毅力、斗志和干劲？

它们跟界碑一样，比我尽责多了。男人有点儿不好意思。不过，关键时候还得靠我。五十来年，劝返制止临界人员有上千吧，不多，一年不过二十次，没发生一起涉外事件。说到这，男人的自豪感又上来了，还有自信。

男人领着将军攀上一个高处，方圆几十公里尽收眼底。石墙，树木，草丛，早已置换了曾经的荒凉，处处生机。男人的大手从左指到右，转了一圈，骄傲地对将军说。我官不比你小啊，它们都是我的兵，是祖国的兵。白天晚上都在站岗放哨，戍守边疆。当年建制撤销解散，我让您犯了错误，特批我留下，我没愧对您吧？

将军忍不住了，闭了半天的嘴一声干咳，喊出了立正的口令。男人发愣，怎么还要挨训？小时候，一喊立正就意味着训斥。将军的眼里隐隐闪烁着泪的珠光，说，你站好，我给你敬个礼。

这一个军礼，沉重庄重，蕴含无限。男人的回礼是颤抖的，礼毕，哽咽着说，抱歉！我不能陪您终老了。我要在这儿守下去，死后的骨灰也埋在这些树根下，让树继续长，再壮些高些，陪它们一起往下坚守。

将军好想说，儿子，还有我呢，我们一起。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文段，完成下面小题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丛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府除，徐州张建封又请其为宾佐。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为淮西宣慰处置使，兼彰义军节度使，请愈为行军司马。淮、蔡平，十二月随度还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诏愈撰《平淮西碑》，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女近十人。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节选自《旧唐书·韩愈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