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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曹雪芹有着哲学家的思想、科学家的精确、历史家的洞察、诗人般的境界，其《红楼梦》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时代的高峰。一部作品各个形象需要塑造，每个形象的个性要突出，如果缺乏艺术个性就谈不上小说创作。《红楼梦》有那么多人物，每个人物又有不同的个性，那它的艺术的个性又何在呢？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点是把文学艺术作品看成一个活物，有生命、有灵性、有血、有肉、有脉。我们欣赏《红楼梦》，就要把它看成是鲜活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生命的精华。西方文艺理论要求一件作品形象要鲜明，性格要突出，刻画要细致。写一个贵妇人，就要写她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戴什么首饰等等。大家看《红楼梦》中有多少这样的描写？林黛玉穿什么衣服，老太太长什么模样，穿戴如何等等，小说很少提及。《红楼梦》为什么不写这个，笔墨用在什么地方。林黛玉、薛宝钗一上场就几句话，很简单。他的笔墨用在刻画人物的个性上，不写外貌衣着，专抓人的“精气神”。

曹雪芹从书的一开头处处设有伏线，书的表面是一层意思，再细想其内涵还有深层意思。我们读这本书要特别重视这一点。我们看高鹗后续的四十回，是否合乎曹雪芹的创作意图，那我们就看看前面所设的伏线。如书的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及甄士隐的歌注每一句都是全书的伏笔。这段歌注的精神一直贯穿到全书，形成了《红楼梦》的个性。中国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与郭全宝合说的脍炙人口的相声《改行》，由于大量巧妙的伏笔，引得听众伏仰大笑，成为了相声的经典。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是如何写人的呢？荣国府那么多人，他们的相貌、衣着如何；贾宝玉、林黛玉个性如何，千头万绪，从何写起？曹雪芹写《红楼梦》借鉴了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以形传神”和“迁想妙得”的艺术主张，写形为了传神，只用几句话就把13岁的贾宝玉给烘托出来了。《红楼梦》最感人的描写是宝玉挨打。一般人都评论说贾宝玉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贾政是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宝玉挨打表现了两者之间的殊死斗争。但是贾政打宝玉是八旗的家法严格，贾政打前看了看宝玉、丫环，气也减了几分。后来贾母、王夫人、李纨也来了，贾母抱着被打得半死的孩子哭了起来，李纨这时又想起了亡夫也哭了起来，贾政也如泥塑木雕似的泪如雨下。在同一场合，每个人由于处境不同表现各异，精妙无比，难以言传。

《红楼梦》的艺术个性还体现在创新上，以往的小说大多千人一面，曹雪芹的书与别人不一样。这个新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像新生儿一样是从母体中生出来的。中国有句古语“温故而知新”，真正懂得新，需要先得懂得故，没有比较，就没有所谓的新。《中国小说史略》说：“（《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故事，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红楼梦》的创新为后来的文学作品和文化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摘编自周汝昌《（红楼梦）的艺术个性》）

材料二

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双目视力几乎为零，双耳皆聋，靠助听器生活。但他思维敏捷，一篇篇宏文频频见诸报刊，大著接连出版。周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稿件认真之极。每次打出小样，我校对后都要寄他审校。周先生在视力极差的情况下仍著述无休，稿必躬亲，字斟句酌，更令我感动。他的这种学者治学的严谨作风堪为楷模。先生每次托我办事，都礼数周到，十分客气，也让我暖意盈怀。周先生经常写信于我，对我的工作进行肯定，使我十分感动，现在像他这样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了。先生在1990年6月30日手书信封的背面，特附言：“我目坏，无法用稿纸按格子写，请谅解。”对我这个小编辑如此关照，令我如坐春风，如沐春雨。

如果以为周先生仅仅只是一位躲进书斋里、两耳不闻天下事的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他对时事很关心，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方针政策也时时进言建议，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1990年周先生寄来稿子《碧罗当惜——向首都市府建言》，建议恢复北京历史上的河湖水系。周先生的建言引起了市政府重视，近年来首都这方面工作做了不少，而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周先生应该是较早提出来的。

1988年8月20日，我和周先生在他南竹竿寓中有过一席谈。他对自己做了评价：“我不把名利放在心上，我做的是傻瓜事业。我半生的红学研究除了具体的考证外，大部分是提供给研究者一些头绪，而我自己却没有继续搞下去。我不是千手千眼观音，我的贡献不在于具体单个成果，现在的青年同志承认，都说从我那儿得到过启示，但现在有些学者不承认。历史要几十年以后再检讨，许多问题是我第一次提出来的，放在那儿。由于个人精力和条件，把我限制了，无法再深入研究下去。”

（摘编自邹士方《忆红学大师周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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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婚

贾大山

树宅和树满是我在梦庄结识得最早的两个朋友。我们下乡时，就是树宅赶着大车，把我们从县城拉到梦庄的。他的个子黑粗傻大，满脸黑胡渣子，头上箍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羊肚手巾。一上车，我们都叫他“大伯”。他立刻红了脸说：

“别这么叫，我今年二十七。”

我们那一车人，对他的年岁和模样发生了兴趣，都问：

“你真的二十七？”

“这还有假？”

“结婚了吗？”

“没。”

“有对象了吗？”

“也没。”他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不行，我没吸引力。树满行，他是中学生，他有吸引力。”

“树满是谁？”我问。

“我弟弟。他行，他是中学生。”他说着，得意地甩了一个响鞭儿，两头骡子意气风发地奔跑起来。

到了梦庄，我很快就认识了树满，很快就和他混熟了。

树满比树宅小五六岁，只上过一年中学。不知是什么原因，他长得清清瘦瘦，并不漂亮，但姑娘们确实喜欢接近他。他呢，对姑娘们却一律地疏远，一律地冷漠。渐渐地，姑娘们也和他疏远了，背地骂他是个“石头人儿”“木头人儿”。

唯有小芬，对他一直很痴情。小芬那年二十一岁，高高的个儿，粉嫩的脸皮儿，一年能做三百多个劳动日。不少人给她提亲，她都回绝了，偏偏恋上了树满。树满常到我的小土屋里闲坐，小芬也常来串门儿。但是，哪次谈话也不投机。小芬说，房村明天演电影；树满则说，村西生了棉铃虫。小芬说，谁家小子结婚了；树满则说，谁家死人了。一天黑夜，我们正在一起闲谈，外面忽然下起雨来。树满要走，我给了他一把雨伞。小芬也说要走，树满便把雨伞朝她手里一塞：“给你给你！”

飞快地跑走了。小芬气得背过身，望着窗，抽抽搭搭地哭起来。

我对树满的做法十分不满。哄走小芬，我把他找回来，狠狠地挖苦他、数落他。我说，树满你太高傲了，小芬这个姑娘，多么好，哪一点儿配不上你？我又问，你到底爱不爱她？你要不爱，我就托人给她介绍对象了，你可不要后悔。

他低着头，不作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

“你不了解我的家庭情况。”

我看见，他眼里闪着泪光。

“什么情况？”我问。

他说：“我九岁上，父亲就死了，母亲把我拉扯大，全凭哥哥帮着。哥哥很不容易。现在，他二十七了，还没定婚，我怎么能走在他的前头？”

停了一下，又说：

“农村的风俗，你不懂。哥哥不定婚，弟弟要是先定了婚，哥哥的事就更难办了。爱，我还不能。”

“可是，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啊！”我说。

“不慌，我不慌。”他说。

我望着他那清瘦的、平静的面孔，心里一颤，差点儿掉下泪来。

树宅要定婚了，我和乡亲们一样地高兴。我高兴，不仅是为了树宅，也是为了树满。

一天黑夜，树满来了，对我说：

“我哥要定婚了。”

“晓得。”我问，“哪村的姑娘？”

“房村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纸，展开，放在我的小桌上，“请你做个中证人吧。”

那片纸上写着这样几行文字：

王树宅家有房屋三间，院内院外共有大小树木一十三棵，王树宅结婚后，家中房屋及树木均归王树宅一人所有。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字人   路继申

中证人

这是一个字据。

路继申，是树宅和树满的舅父。

我把桌子一拍，大声说：

“我不做，我不做！”

“做吧。”树满对我笑了一下，依然很平静，“没有这个字据，人家就不定婚，那就苦了我哥。”

“可是，你哩？”我担心地望着他说，“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不要紧。”他又笑一下说，“我年轻，有力气，我还不能为自己盖两间房子吗？”

我被他的真诚感动了，被他的平静征服了。我拿起笔，忽然想到一个常识问题：中证人一般需要两个人做，另一个请谁做呢？

“我做。”我话音刚落，门一响，小芬进来了。她的眼圈微微发红，脸上却挂满着笑。

我一见她，心里十分难过。我指着那片纸说：

“小芬，你晓得这是什么？”

“晓得。”她仰着脸儿，淡淡一笑说，“三间房，几棵树。写吧，中证人，你，我。——树满，我能做吗？”

树满怔了一下，望着我说：

“她不能做。”

“我怎么不能做？”小芬也望着我。

“能做，能做。”我高兴地说，“你做最有力量了。”

“什么话！”他们把脸儿一沉，一齐望着我：

“我怎么有力量？”

“她怎么有力量？”

他们照我背上打了一拳，同时骂了我一声“坏家伙”。

我呵呵地笑着，在“中证人”的后面，签上了我和小芬的名字。——她在前，我在后。

签好名，我们三个反常地快活。

树满举起那个字据，发表宣言似的说：

“今天，我成了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了！”

九月里，树宅定婚了，很顺利。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感动了大队干部。那年征兵时，大队干部让树满当了兵。——那时不像现时，当兵是很难很难的事。

树满和小芬的行动，也感动了他们的兄嫂。据说，嫂嫂坐月子时，把小芬叫去了，让小芬替她做双鞋。小芬拿着鞋样儿回到家里，在灯下一看，感动得泪如雨下。

原来，那鞋样儿，是用那“字据”铰的。

（选自《贾大山小说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