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伴随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高速发展，受众早就进入了娱乐至死的大众狂欢时代，诗歌的传播也容易被“泛娱乐化”思维侵蚀，成为读图时代饭后谈资和娱乐消遣。对诗歌而言，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异化传播，在喧嚣过后，严重背离了受众对诗歌固有的审美期待，在及时行乐的拟态环境中，诗人、诗歌和诗坛正被时代和受众疏远和放逐。一面是泛娱乐化内容轻轻松松就能博关注、博眼球；另一面，则是主流诗人和诗歌作品在互联网的传播语境中拼尽全力才能昙花一现。诗歌创作者追求著作等“身”容易，实现著作等“声”则“难于上青天”。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几千年来优秀的诗人群星璀璨，大量的优秀作品铸就了传统诗歌辉煌。中国新诗诞生百年，却一路坎坷。如今，当人们充分享受着信息时代丰盛的文化盛筵时，新诗却在大众文化的边缘徘徊，处境愈益困窘尴尬。那么，印刷时代的“温柔乡”，是否真的会变成网络时代的“英雄冢”？如果说诗歌有圈层，究竟是“作茧自缚”，还是“化茧为蝶”？

传播要“破圈”，创作必“破茧”。新诗要从文章与论著本位中走出来，从行业报刊与传统媒体中走出来，不能只是将自己在传统媒体发表的作品原样转贴在网络上，而是要适应新媒体进行创作话语的转化。若以诗歌为母体，仅仅依靠“诗歌+”，以诗歌加朗诵、音乐、短视频的罗列结合，换汤不换药，是不能衍生出“第八艺术”的。

（摘编自梅喻礼《诗歌“破圈”难，“出圈”更难》）

材料二：

在常人看来，诗歌是小众的艺术，诗歌写作也不过是小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和孤芳自赏。今天，仿佛只有诗人还在读诗，诗集也只有在诗人之间互赠，形成了某种悲哀的“闭环传播”。读者大众可能更青睐于心灵鸡汤和段子笑话，对诗歌是避而远之。那么，面临着“后疫情时代”的全新语境，当下诗歌写作如何适应并融合新媒体的发展，实现破圈后高质量传播呢？

品牌的塑造和建设对于诗歌传播而言极为重要，尤其在当下新媒体传播语境下，品牌形象对于推动诗歌生态的健康发展作用巨大。近年来推出的一系列诗歌节目、优质诗歌公众号等，在引导力、传播力和品牌力等方面精心策划，实现品牌驱动，提升诗歌到达率。内容是传播的核心，没有优质的内容，难以建立长久的传播凝聚力。近年来文学纪录片《我的诗篇》《摇摇晃晃的人间》《文学的日常》《文学的故乡》等，因为高质量文本、专业的团队、精细化制作等，引发了圈粉热潮，形成了叫好叫座的口碑，实现了网络上的破圈传播。一些刊物推出的诗歌活动如“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十月诗会”“长三角青年诗人改稿会”等也逐渐吸粉，形成品牌效应。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立足精品诗歌传播，连续策划推出多部经典诗集，俨然成为诗歌传播的高地。

受众的接收程度，决定了诗歌传播的到达率问题。这就要分析了解受众需求，进行圈层和心理分析，做到精准传播，实现事半功倍。2016年，在杭州由一群“80后”“90后”青年诗人组成的诗人团体“诗青年”，发起了帮助青年诗人免费出版人生第一本诗集的“陪跑计划”，引起了青年诗人内心的共鸣。这个活动的成功传播，缘于他们精准地抓住了青年诗人免费出版人生第一本诗集的心理，更以“诗歌写作陪跑”的情怀吸引了广大青年诗人的关注，激发了互联网上各个圈层参与“陪跑”的热情。

诗歌是小众的艺术，如何通过跨平台“借力”，实现诗歌的融合发展？近几年来，异军突起的几个诗歌公众号，诸如“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等精心策划，跨屏融合，率先实现诗歌“走出去”。他们借助明星艺人的传播效应，定期邀请流量嘉宾朗读诗歌，将诗歌阅读、评析和音乐等元素融合推送，实现了传播效应最大化。此外，诗歌和民谣、绘画、书法等领域的融合发展也成效显著，如“诗歌遇见民谣”等活动，借助多平台多形式的展示，以别开生面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新媒体语境下，诗歌传播方式的改变，打破诗歌“小众”的传统印象，拉近了诗人与读者的距离，形成了新的诗歌传播业态。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进程中，诗人的笔如何回应时代之问？当下我们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文学创作提供着取之不尽的题材、生动壮阔的想象力和源源不断的激情。近年来从互联网走出来的如郑小琼、许立志等诗人，无不是用诗歌写出了火热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生，记录了时代里普通人的动人故事，引起了大众的共鸣。这些被学界和大众以某种心态冠之以“打工诗人”“草根诗人”等称号的诗人，至少给诗歌写作添了一杯醋、加了一把盐，让写作有血有肉，有人间烟火，有每一个大众的真实倒影。

（摘编自卢山《新媒体语境下诗歌破圈传播的路径探析》）

文本一

人世间（节选）

梁晓声

四年里，他这位从“大三线”退休的老建筑工人，似乎把光字片当成了“小三线”，把自己家所在那条被违章建筑搞成了锯齿状的小街当成了主要工程。如何让自己的家看上去还有点儿家样，理所当然成了他心目中的重点工程——他似乎要独自承担起改良的神圣使命。在春夏秋三季，人们经常见到他在抹墙，既抹自家的墙，也抹街坊邻居家临街的墙。他抹墙似乎有瘾，四年抹薄了几把抹板。有一年，街道选举先进居民，他毫无争议地当选了，区委副书记亲自奖给他一把系着红绸的抹板。他舍不得用，钉了个钉挂在墙上。他依然是个重视荣誉的人。

他的工具不仅是抹板，还有铁锹。人们也常见他修路，铲铲这儿的高，垫垫那儿的低，填填某处的坑，像在平整自家门前的地方。

见到他那么做的人有过意不去的，也有心疼他那么大年纪的，常常劝他，“拉倒吧！一条小破街，弄不弄有什么意思呢？下场雨又稀里哗啦踏烂了。”他却说：“弄弄总归好点儿，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或说：“我往土里掺了炉灰，再下雨不会那么泥泞不堪了。”

四年一晃过去，周志刚更老了。汉字的微妙之处是别国文字没法比的，只有中国才有“一字师”的说法。一晃多少年的“晃”字虽属民间口头语，但把那种如变脸般快的无奈感传达得淋漓尽致。周志刚完全秃顶了，脑壳左右稀疏的头发全白了。他渐渐蓄起了一尺来长的胡子，胡子倒有些许灰色，估计继续灰下去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多了。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有点儿步履蹒跚，浑身经常这里痛那里酸的。当年在“大三线”工地上对体能的不遗余力地透支，开始受到必然性的制裁。别人已经称他老爷子了，而即使别人不那么称他，他也明明白白地意识到自己确实老了。

不论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街坊家临街墙面的义务抹平，他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抹墙需几道工序，先得备下黄泥，还得有足够的麦秸或谷秸往泥里掺。和好一堆抹墙的泥很需要力气，他和不动了。黄泥也稀缺了，可挖到黄泥的地方越来越少，那种地方往往很快便出现了就地取材建起的土坯或干砸垒的黄泥小屋。当那些小屋住进了人家，如果谁还去周边挖取黄泥，常常引发严重冲突。那些人家会形成一种占山为王的领地意识，攻守同盟，态度凶悍，让企图分享公共资源者望黄泥而却步。

周志刚是洁身自爱的人，当然避免自取其辱。缺少了黄泥，不论他对自家房屋的维修，还是对他们那条脏街所进行的面子工程，都只好停顿下来。毕竟他只是一个老迈的改良者，也只有点儿人生余力做改良者。倘要彻底改造自己家及那条脏街的面貌，需动用推土机和铲车，需有充足的建材，还需有一支建筑队——而单枪匹马的他只有一把抹板，街坊们心劲儿又不齐。对他们而言，维修自家房屋是分内之事，至于那条脏街已经那样了，可以怎样改良一下不在自己考虑范围。他们认为那纯属政府的事，如果政府不觉得有失面子，他们则是特能忍受的，住在那么脏乱差的地方的人家还有面子值得在乎吗？还讲得起面子吗？讲面子起码也得有黄泥呀，连黄泥都稀缺了，就只得让面子见鬼去了。墙皮掉得太不成样子了，才趁夜到这里那里去偷黄泥。倘谁家的男人或大男孩天黑后挑着水桶走往与水站相反的方向，那么准是到什么地方偷黄泥去了，用水桶往回挑是为了掩人耳目，街坊们对此心照不宣。偷黄泥往往引发人身伤害事件，但由于是刚性需求，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周志刚断不会做那种勾当。他连自家墙上掉下的墙皮也宝贵地留存起来，积少成多，以备用时。他不敢放在门外，怕被偷，专门放在家中一角。

星期日或年节假日，儿女们回来看望他和老伴时，他嘴里常常会忽然蹦出一句话：“你们谁知道哪儿有黄泥吗？”

儿女们便都装聋作哑。

他是在儿女面前自尊心极强的父亲，不会问第二次的，总用自言自语缓解自己的担忧：“这个家再不修修抹抹，那就不像个家了。”

（有删改）

文本二：

在社会和时代面前，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人世间》是对“好人文化观”的形象表述。它从价值取向上，彰显了梁晓声的现实主义高度。作者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集，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同时《人世间》并不仅仅满足于此。人是这样的，但可以是那样的，应该是那样的，这是梁晓声提出“好人文化观”的前提。

在《人世间》里，作者善于挖掘人物身上所闪现的正直善良和情义担当。即便生活再艰辛，也要将心比心，为他人着想；就是深陷困境，也要互帮互助，自立自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做一个好人，是对人性、人心的内在要求。社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作为人本身，更应该向善、向上、向美。《人世间》里无时无处不在体现这种思想的光辉。

我们从《人世间》中不难看到，当生活中的矛盾处在不可调解之时，总有一种正直的友善的力量，内在地驱策着生活向前推进。而矛盾的调和与解决，又往往得助于梁晓声价值取向的牵引。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以周志刚为例，在没有见到女儿周蓉之前，他对女儿不管不顾跑到贵州山区投奔“右派”诗人一事，怒不可遏。等到他见到了这位诗人，看到了女儿的生活现状，他原谅了女儿，理解了女儿，一场潜在的冲突并没有发生。同样，当他得知自己的小儿子与怀着他人骨肉的郑娟相爱时，周志刚也是愤怒至极。他了解到郑娟的付出之后，他帮小儿子整理行李和洗漱用品，把他送往郑娟家里。他对周秉昆说过这样一段话：“有恩不报，那是不义。你和人家郑娟早都把生米煮成熟饭了，如果你不与人家结婚，那是双重的不义。……再愁再难的日子，你都要为那边三口把日子给我撑住，而且让他们觉得有了你就有了希望，不仅仅是多了一口混日子的人！”而周秉昆原以为是父亲要赶他出门。这个时候的他，泪如泉涌。

一位深明大义的父亲，看重的是在困难中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助和相互守望，更有应该尽到的为人的责任和担当。

正是这样，梁晓声把自己的思考和认知，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小说的人物形象上，让人物立起来说话。呈现现实，同时从理想向度上引导现实，梁晓声的“好人文化观”起到了内在的支撑作用。

梁晓声说过的四句话，被广为流传：“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须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一些人以为这是他对文明、文化的定义，其实这是他从文明、文化的角度，为“好人”定下的标准。从这样的好人标准出发，希望人性向上、向善，社会向美、向好，这是梁晓声“好人文化观”的深厚内涵，同时也是《人世间》的深刻魅力。

（摘编自梁晓声《人世间》：现实主义的新高度）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楚欲吞宋、郑而畏齐，思人众兵强能害己者，必齐也。于是乎楚王号令于国中曰：“寡人之所明于人君者，莫如桓公；所贤于人臣者，莫如管仲。明其君而贤其臣，寡人愿事之。谁能为我交齐者，寡人不爱封侯之君焉。”于是楚国之贤士皆抱其重宝币帛以事齐。

桓公之左右，无不受重宝币帛者。于是桓公召管仲曰：“寡人闻之，善人者人亦善之。今楚王之善寡人一甚矣，寡人不善，将拂于道。仲父何不遂交楚哉？”管子对曰：“不可。楚人攻宋、郑，烧焫熯焚郑地，使城坏者不得复筑也，屋之烧者不得复葺也，令人有丧雌雄，居室如鸟鼠处穴。要宋田，夹塞两川，使水不得东流，东山之西，水深灭垝，四百里而后可田也。楚欲吞宋、郑，思人众兵强而能害己者，必齐也。是欲以文克齐，而以武取宋、郑也，楚取宋、郑而不知禁，是失宋、郑也；禁之，则是又不信于楚也。知失于内，兵困于外，非善举也。”桓公曰：“善。然则若何？”管子对曰：“请兴兵而南存宋、郑，而令曰：‘无攻楚，言与楚王遇。’至于遇上，而以郑城与宋水为请，楚若许，则是我以文令也；楚若不许，则遂以武令焉。”桓公曰：“善。”

于是遂兴兵而南存宋、郑，与楚王遇于召陵之上，而令于遇上曰：“毋贮粟，毋曲堤，无擅废嫡子，无置妾以为妻。”因以郑城与宋水为请于楚楚人不许遂退七十里而舍使军人城郑南之地立百代城焉曰：“自此而北至于河者，郑自城之，而楚不敢隳也。东发宋田，夹两川，使水复东流，而楚不敢塞也。”遂南伐，及逾方城，济于汝水，望汶山，南致楚越之君，而西伐秦，北伐狄。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九合诸侯，反位已霸。修钟磬而复乐。管子曰：“此臣之所谓乐也。”

（选自《管子·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