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现代学术史上，桐城派通常被视为文学流派。这固然不错，桐城派向以文章著称，素有“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之美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又不尽然。桐城派从清初产生，延续有清一代，至民国依然余波不断，这三百年基业，显然不是单凭文章就可以支撑。如果深入了解桐城派，不难发现，它并非单纯的文派，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艺术等诸多领域，皆成就斐然。

纵观桐城派三百年发展历程，桐城派不仅诞生了方苞、方观承、陈用光、邓廷桢、姚莹、曾国藩等朝廷大员，在禁烟、禁酒、治河、戍边、保疆、治军、通商、洋务等各个方面卓有建树；也涌现出郭嵩焘、黎庶昌和薛福成等出使欧洲，成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的一流外交家；并孕育出以姚鼐、吴德旋、祁寓藻、张裕钊等人为代表的书法碑帖艺术，与桐城文章交相辉映。同时，桐城派人物几乎都有丰富的教育经历，从翰林院教习，到省级学政，再到书院山长，可谓人才辈出，令人瞩目。有鉴于此，桐城派实际是一个真正的文化流派。众多流派成员之间虽然跨越了地域时空限制，但都遵循着大致相近的学术理念、价值追求与精神祈向，彼此声气相通，薪火相传，形成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共同体。

理念认同，是传统文化共同体生成的思想基础。共同体是人与人的群体集合，其彼此凝聚的基础是价值认同与思想归属。伊兹欧尼认为，共同体的形成不外两点：一是彼此交织的紧密关系，二是共同的价值规范与意义。从桐城派的生成历史来看，三百年一以贯之的是古文辞章与经世济民，而连接辞章与经世的理念是义法。义法最早是经史之学的通行概念，后来方苞把它引入辞章，开创“古文义法”。

简单地讲义法，“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两者相合而成文。其所言之物，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源自现实，寄托经世济民之宏愿；所序之文，也并非辞藻堆砌，而是字里行间流贯生命之气。义法既是格律与神气之统一，也是德行与辞章之统一，还是立言与立功之统一。后来刘大概发展了义法理论，强调文人之能事，通过字句、音节来体悟文章的神气，在吟咏唱叹之间荡涤灵府，在吞吐俯仰之际贯通古今。

姚鼐在方、刘基础上，吸收乾嘉汉学考据之法，与义理、辞章相融合，义理以尽性，考据以穷理，辞章发其奥蕴，最终实现义理、考据与辞章的统一。此三合一之论，既欲合真善美而为一，又欲合儒林、道学与文苑而为一，体现了姚鼐“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文章至境论。

曾国藩绍述姚氏，在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增加了经济之学，经济在孔门乃政事之科。在四者之中，曾国藩虽重义理，坚守桐城派一贯之立场，但更强调经世济民才是思想的基础，如此一来，曾国藩挈揽众长，其文经史百家，其学思辨融通，其事经国济民，通达宏阔，中兴桐城，开辟新境。晚清民国，严复、林纾以桐城之文，翻译西文、西学，启蒙民智，他们与无数仁人志士合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桐城派三百年历史，延续几代人，弟子门人逾千，大体都遵循相近的价值理念，把辞章学术与立身相结合，把个体命运与时代家国相联结，与时俱进，觉世牖民。

当然，考察桐城派三百年历史，不难发现，其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属性，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桐城派体量庞大难窥全豹。对于多数非桐城派学者而言，对桐城派的了解主要来自文章，因此视桐城派为文派。对于桐城派学人来说，由于研究对象的限制，也很难触及桐城派全貌。

（摘编自任雪山《作为传统文化共同体的桐城派》）

材料二：

桐城派的文论滥觞于戴名世，其后方苞提出义法说，刘大櫆在继承方苞的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神气音节”和“品藻”说，至姚鼐集其大成，主张为文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济而不可偏废。由此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史绵延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覆盖范围最广的文派。

姚鼐所谓义理，主要是儒家经义，是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义理是思想内容，是道的层面；考据是基本功，是文献资料，用来佐证义理的；辞章是文辞，属于创作技巧，是表达思想内容的。三者是学术的三个层面，是一体三面，“辞章”亦即文章，只是学术的一面，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纯文学”。姚鼐认为：作为一个学者，要追求思想，应当明“道”，所以“义理”最重要，放在第一位。“道”要通过辞章来传播，也要美，要写得平易畅达，不能像汉学家那样只讲考据。桐城派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崇奉程朱理学，所载之“道”为“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

桐城派不单研究散文的创作技巧，还包括创作目的、材料选择、思想道义、学术倾向等等。桐城派文章不只是审美，还有审智，不只是抒情，还有说理，即重思想性。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在乾嘉时期，于汉学兴盛、摈斥宋明儒学的大背景下，将宋儒之性道与汉儒之经义相结合，考据与辞章相统一，现实针对性是很明显的。

（摘编自方云龙《桐城派的文化品格》）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邓训，字平叔，谦恕下士，无贵贱见之如旧，朋友子往来门内，视之如子，有过加鞭扑之教，太医皮巡从猎上林还，暮宿殿门下，寒疝病发。时训直事，闻巡声，起往问之，巡曰：“冀得火以熨背。”训身至太官门为求火，不得，乃以口嘘其背，复呼同庐郎共更嘘，至朝遂愈也。

永平中，治滹沱、石臼河，从都庐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拜训谒者，使监领其事，更用驴辇，岁省亿万计，活徒士数千人。

邓训尝将黎阳营兵屯狐奴，后迁护乌桓校尉，黎阳营故吏皆恋慕，故吏最贫羸者举国，念训尝所服药北州少乏，又知训好青泥封书，从黎阳步推鹿车于雒阳市药，还过赵国易阳，并载青泥一幞，至上谷遗训。其得人心如是。

为护乌桓校尉，吏士尝大病疟，转易至数十人。训身煮汤药，咸得平愈。其无妻者，为适配偶。训坐私与扈通书，免归。燕人思慕，为之作歌。拜张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邻郡则之。

训为护羌校尉，时迷吾子迷唐，别与武威种羌合兵万骑，来至塞下，未敢攻训，先欲胁月氏胡。训拥卫诸故，令不得战。训发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击迷唐于雁谷。

羌俗，耻病死，每病临困，辄持刀以自刺。训闻有困病者，辄拘持束缚，不与兵刃，使医药疗治，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

训病卒吏民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数千人或以刀自割又刺杀犬马牛羊日邓使君已死我曹皆死耳前乌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以空城郭家家立祠，每有病，辄祷求福。

（节选自《东观汉记·第三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