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诗歌精神的密码就在一句话里：“诗言志”。朱自清先生曾称之为中国诗歌的“开山的纲领”，但我觉得还不限于此，这应该是诗歌的最高标准和黄金律令。

“诗言志”在很多古代典籍中都有记载，“诗以言志”（《左传》）、“诗以道志”（《庄子》）、“诗言是，其志也”（《荀子》）……可见，在先秦前后，“诗言志”已成为诗歌共识。

那么，如何理解“志”？许慎《说文解字》曰“志，意也。从心，之声”，即志可以理解为意愿、意向、意义、思想等等意思。也有把情志即情感和思想统一起来理解的，唐人孔颖达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我以为，相对而言，情是个人性的，志就包含他者及社会的视角。情是个人发动，志就有指向、有针对性，需要对象，需要协调，需要方向，还需要接纳。“志”更具公共性因素。所以，我觉得“诗言志”，可以理解为表达情怀、理想和志向，倡导某种价值，弘扬某种精神。

“诗言志”，诗来源于情感，但应该超越于一般情感。超越，建立在情感之基础上，本身就包含了情感元素。诗是文字的最高形式，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情感抒发情绪宣泄，诗应该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诗言志”。这就像郭店楚简里称：“道始于情。”我觉得不言自明的应该还有一个判断，那就是：道高于情，或道超越情。“诗言志”长期被看作儒家过于重视教化功能的僵化思维结论，就像“尊道守礼”一度被认为与人情世故的日常生活方式相对立一样，其实，“道”和“礼”本身就是建立于生活实践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可以如此论断：诗缘情是诗之基础，诗言志才是诗之超越，或者说诗之要求，诗之标准。“道始于情”“道生于情”，精神的源头其实是情感。情感不加控制，就流于欲望本能；情感经过疏导，就可能上升为“道”或者“理”，并可能最终转化为精神。因此，唯有“诗言志”，诗歌才能成为精神的传道者和弘扬者，成为精神性的来源，并具有繁衍能量和升华能力。

（摘编自李少君《“诗言志”新论》）

材料二：

无论哪个时代，诗都在其文学史上占有较高的地位，今天也不例外。那么同样是使用汉语进行写作，古诗里“诗言志”的观点，对于今天“新诗”的创作和发展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在古代，“诗”是如何言“志”的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诗”与“志”是共同发展的。当“志”的意义从记忆、记录引申为胸怀、怀抱时，“诗”同样也是变化的。

从文字产生之后算起，人类用文字记载代替记忆，所以记忆的记就是记载的记。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就是“记忆谓之志，记载亦谓之志”。从这一点来看，早期的“诗言志”便是用“诗”做好生活的记录。以《诗经》为例，《卫风·氓》篇之中是从弃妇的角度，详细记录了两个青年男女从相见、相恋到结婚到分崩离析的婚姻悲剧。可见，“诗”的确有记录之意。

“诗言志”当然还有别的含义，那就是歌咏胸怀，抒发情志。以曹操《观沧海》为例，诗中无一句不写景，既表现眼前的大海之景，又反映诗人的内心世界，在丰富的联想中表现曹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抱负。全诗暗含一种要像大海容纳万物一样把天下纳入自己掌中的胸襟，所以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这里的“志”是胸怀，是个人情志。再到后来以诗歌咏叹个人志趣和意向非常普遍，像南北朝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五柳先生，唐代有“安得广厦干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工部，南宋有想要“待重头，收拾旧山河”的岳飞，到了现代也有说出了“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由此可得出“诗”言志向、言抱负，是“诗言志”的一项重要的崇高的内容，是“诗言志”一说的引申义、发展义。

在这里我们便弄清楚了“诗言志”的方法和途径：“诗”写记忆，做记录留下生活是其一；“诗”言胸怀，抒情志，歌咏抱负为第二。

改革开放后，经济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一天比一天丰富，人们拥有更多的精神享受方式。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时代节奏和人民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让人们逐渐失去慢阅读的耐心，电视机电脑取代报纸书籍，手机又取代电视电脑，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那些简单的更易得的碎片化阅读。

这当然是一大原因，但从自身看，诗歌的确不再像曾经那样赏心悦目，更别说要做到以己之情动人之心。以当前传播最广泛的“第三代”诗歌，站在“民间立场”的口语诗为例。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学兴起，“第三代”诗人向“知识分子”所构建的诗歌体系发起猛攻，并打算以新的话语方式建立自己的诗歌秩序，因而诞生了“口语诗”，即以口语的方式建立和组织诗歌，以于坚的《作品52号》为例：

很多年 屁股上拴串钥匙 裤袋里装枚图章

很多年 记着市内的公共厕所 把钟拨到7点

很多年 在街口吃一碗一角二的冬菜面

……

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一种对生活的记录，于坚在诗中说自己吃了什么，去了哪里，做了什么，类似于早期“诗言志”说，即“诗”是记录。

我认为当下诗歌之所以失去悦人心目的“诗意”，正是因为它丢开了“诗言志”的更重要的那层含义，即诗不能抒发胸怀、心愿和诉说自我情志。诗应当高歌炽热化的“情志”，以艾青的《我爱这土地》为例：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借“鸟”之口写出自己想要歌唱的内容，并由生前的歌唱写到死后魂归大地，全诗由鸟的形象代之以诗人的形象，直抒胸臆，托出诗人那颗真诚、炽热的爱国之心，表达自己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强烈情感和心愿。

这正是炽热化的“情”，是所谓的“情动为志”，是所谓的“诗言志”，言“情志”的表现。这正是当代诗歌创作所缺乏的。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缺失，今天的诗歌才不具备完整的“诗言志”功能。

（摘编自梁国璋《“诗言志”现代价值微探》）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下面小题。

是日，秦王屏左右，宫中虚无人，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

范雎曰：“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奋击百万。以秦卒之勇，车骑之多，以当诸侯，譬若驰韩卢而逐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今反闭关而不敢窥兵于山东者，是穰侯为国谋不忠，而大王之计有所失也。”

王曰：“愿闻所失计。”

少出师则不足以伤齐，多之则害于秦。臣意王之计，欲少出师而悉韩、魏之兵，则不义矣。今见与国之不可亲，越人之国而攻，可乎？疏于计矣！昔者，齐人伐楚，战胜，破军杀将，再辟千里，肤寸之地无得者，岂齐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诸侯见齐之罢露，举兵而伐之，主辱军破，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韩、魏也，此所谓藉贼兵而赍盗食者也。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谬乎！今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若欲霸，必亲中国而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赵强则楚附，楚强则赵附。楚、赵附则齐必惧，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可虚也。”

王曰：“寡人欲亲魏，魏多变之国也，寡人不能亲。请问亲魏奈何？”范雎曰：“举兵而伐之。”于是举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请附。

曰：“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王曰：“寡人欲收韩，不听，为之奈何？”

范雎曰：“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韩见必亡，焉得不听？韩听而霸事可成也。”

王曰：“善。”

（选自《战国策·秦策》，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