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祠并不大，大约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院心有一井，井水清冽有加，人称“范公井”，据说为范仲淹所修。【甲】民间相传范仲淹用井中水调成一种“青州白丸药”，治民痼疾，颇有奇效。宋人有诗云：“甘情汲取无穷已，好似希文昔日心。”

正东有祠堂，祠中不只供奉范公像，还供着欧阳修和富弼，他们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的主持。院南有千竿翠竹，蔚然成林。竹后有碑廊，廊中刻有范公的名文《岳阳楼记》。【乙】我能想见，一个老人在这小院中、在井亭下、竹林中是怎样的焦躁徘徊，自责自求，忧国忧民。他回忆着“浊酒一杯家万里”，戎马倥偬的繁忙生活; 回忆着“居庙堂之上”，伴君勤政的艰辛; 【丙】回忆着贬谪地方，见到的民生疾苦。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终于长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大彻大悟的慨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浑厚沉远，振聋发聩。这一声大叹悠悠千年，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

材料一：

人类最早的医学文献见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块距今约 4000 年的泥板上记载了苏美尔人的 15 个处方，包含 40 多种药物，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文献。其中，植物药包括李树、松树、柳树、枞脂、没药、百里香、无花果、灯芯草等，动物药包括鳖甲、水蛇、蝙蝠 粪便等，矿物药包括河泥、泥沥青、盐等。在古希腊医学家、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著述中，出现了 400 多种药物，大多为植物药，也有动物药和矿物药。印度的传统医学被称为“阿育吠咜（Ayurveda，又译作阿输吠陀）”或“生命吠陀”。在距今约 2000 年的《阇罗迦集》中，出现了500 多种药物。除了大量的植物药，也有动物药和矿物药。非洲、美洲的传统医学同样以植物药为大宗，兼及动物药与矿物药。……

如中医的“望闻问切”，在阿育吠咜中同样存在。阿育吠咜的医者，至今以把脉的形式诊疗病人，把脉手法与中医如出一辙。事实上，古埃及的医者便已经注意观测病人的脉搏。到了古罗马的盖伦那里，脉诊形成了复杂的体系，这又被伊斯兰医学的代表人物伊本·西那（又称作阿维森纳） 所发扬。古埃及的 metu、古希腊的 phleps、古印度的 dhamani、玛雅人的 wind   channels 都与中医的“经络”极为相似，均属于人类对人体循环系统有充分了解之前的认识。阿育吠咜还有类似于穴位的观念，称为 marman（共有 107 个），并有类似于中医针灸的针刺疗法。看起来独属于中医的拔罐，其实很早便在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出现。许多人认为中医的长处在于养生、治未病，这一点其实与阿育吠咜很接近。此外，希波克拉底也是极注重养生的，他主张食疗，推崇整体医学，强调生活环境对人体的影响，这些都与中医、阿育吠咜不谋而合。 中医的一大特色是融合了民族特色的哲学观念，如强调“天人合一”，以阴阳失衡来说明疾病发生的原理，以五行相生相克、相乘相侮来说明五脏六腑的关系。其实，苏美尔人、古埃及人、玛雅人都有类似于“天人合一”的观念。希波克拉底认为人体由火、水、土、气四种元素构成，分别对应血液、黏液、黑胆汁、黄胆汁四种体液，四体液失衡便导致疾病。阿育吠咜认为人体由空、 地、水、火、风五元素构成，并认为人体健康是由气、胆、痰三原质决定的，三原质失衡便会导致疾病。这些都接近中医阴阳、五行之论，都是人类认识到致病微生物之前的理论构想。

材料二：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先民看来，疾病来自神灵的惩罚。医者治疗的手段除了药物和外科手术，还有巫咒。古希腊人最初也认为生病是神灵的惩罚，故乞灵于神巫。希波克拉底则致力于让医学摆脱巫术的束缚。中医同样经历了由巫术到医术的过程。汉字的“医”又写作“毉”，从“巫”。但到了反映周代制度的《周礼》中，“医师”已经是与巫觋完全不同的王官，并区分为疾医、疡医、食医 和兽医，可见医学分科的雏形。尽管如此，中医仍保留了巫术的残余。如中医中的祝由术，其实就是通过祈祷和符咒来祈求健康，一直延续到清代。 巫术思维在动物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种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原始思维是：吃某种动物，便能获得这种动物的力量。中医“以形补形”“吃啥补啥”的观念，便可归入此列。《本草纲目》记录了许多动物药，这些动物药的药用价值往往与动物本身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穿山甲可以钻洞，所以联想到它可以通乳、通经脉、通窍；蝼蛄也能钻洞，所以联想到它能治疗大小便不通、难产、耳塞耳聋；萤火虫可在夜间发光，蝙蝠在夜间飞行，所以联想到它们能明目，能治青光眼……在巫术中，血液和粪便被认为可以祛除邪祟，它们因此也成为各传统医学的药材。以动物血液入药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如以蝙蝠血入药，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人们已经用动物粪便入药。在中国古代，夜明砂（蝙蝠粪）、望月砂（野兔粪）、原蚕沙（家蚕粪）、白丁香（麻雀粪）、五灵脂（鼯鼠粪）等都是药材。现代医学虽有粪菌移植的做法，但与直接吃屎是两码事。

材料三：

南美的印加人用金鸡纳树皮泡水来治疗疟疾，后来这一药方被西班牙殖民者所发现、推广。康熙皇帝在 1692 年罹患疟疾，便是法国传教士用金鸡纳树皮治好的。1820 年，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了奎宁（金鸡纳霜），成为抗疟神药。后来科学家又合成了与奎宁化学结构相近的氯喹和羟氯喹，最近羟氯喹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广受关注。正是由于一些恶性疟疾原虫对氯喹产生了抗药性，导致疟疾在东南亚流行，越南政府在 1964 年向中国政府求助。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屠呦呦的研究团队在查验大量中国古代医方的过程中发现了新一代抗疟神药——青蒿素。

大家熟悉的降糖药——二甲双胍，可以追溯到在古埃及和古代欧洲很早便入药的山羊豆（法国紫丁香）。1918 年，科学家在山羊豆中提取出了山羊豆碱，但由于它毒性太强，科学家又于 1921 年合成了二甲双胍。经过人工提取或合成的药物，与传统的植物药已然不能同日而语。在现代自然科学成熟之前，植物中哪些成分发挥作用是难以得到准确认识的。古罗马的盖伦很早便指出，植物药中含有有效成分，同时也含有有害成分。一些植物药具有毒素，如果不加以区分，反而对人体造成损害。如直接服用金鸡纳树皮，会摄入其他对身体有害的毒素，这才有从提取奎宁到合成氯喹、羟氯喹的不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