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联合国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尽管跨国数字经济巨头企业发展迅速，但全球目前仍处于数字经济发展初期，互联网连接不足的国家与高度数字化的国家之间差距趋于扩大。在我国，非网民规模仍有5.41亿，其中农村地区非网民占比62.8%.这意味着，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仍需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普及率，在拓展“互联网+应用中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让人们共享数字技术的红利。换个角度看，数字经济向基层、向农村延伸，正是在打开“下沉市场”的广阔空间，展现着中国经济的巨大潜力。

数字经济既要壮大电子商务、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数字产业，也要通过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创造出产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远程医疗等数字化产业新业态，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站上数字化高地。例如，经过数字化和智能化改造，一家企业的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10%以上，能源利用率提高20%以上，企业的竞争力大为提升。只有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互为依托、齐头并进，才能真正驱动产业跃向高层次、经济迈向高质量。

(摘编自《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人民日报》2019年10月21日)

材料二：

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一是供需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低端供给过剩、高端供给不足，特别是真正体现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产业整体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制造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一些企业达到3.0水平，但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仍处于2.0阶段，多数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网络化、智能化演进基础薄弱。二是核心技术标准受制于人。国外企业CAD、CAE、 PLM等高端工业软件占据了国内航天、航空、汽车等行业90%的市场.我国的高端通用芯片、操作系统等核心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对外依赖程度较高。2017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达到3770亿块，总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我国进口额最高的商品，超过原油和铁矿石的进口总金额。三是产业生态掌控能力不足，当前我国信息产业多以单点技术突破为主，尚未形成安全可控、国际先进的产业生态。从全球来看，PC时代的"inter联盟，移动时代的“AtNndrodo联盟都集聚了一批软硬件广商，强强联合构筑起产业生态。而我国缺乏类做微软、 英特尔、谷歌、苹果等高效整合产业链各环节的巨头企业。

(摘编自张春飞范昕《大力发展敦宇经济加快建设教字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9年2月第2期)

材料三：

数字经济是典型的和识密集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尤为突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复性强的低技能人才逐渐被机器取代，而创造性强的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互联网企业的运营成本中主要是贷款、服务器成本和人力成本，从人才数量看，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总量较为庞大，但从人才质量看，高技能人才极为稀缺，尤其块乏跨界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现有的教育体制与经济发展有所脱节，大学培养人才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尤其体现在高等教育上。与此同时，随着数字经济的行业集中度不断加强，大企业倾向于囤积人才，使得中小企业无人可用。从产业链看，高技能人才被上游企业垄断，下游的中小企业缺乏竞争实力，只能进入蓝海市场或是给大企业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需求。

数字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业态，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技能。现阶段我国居民的数字化素养仍然普遍不高，有很大一部分人仍没有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的信息基础设施未全面覆盖，“数字鸿沟” 问题突出。在东部沿海等发达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接近全覆盖，而在中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区域不平衡，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没有享受到数字红利。另一方面，现有的教育体系欠缺数字化能力和思维的培养，使得受教育者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能力相对较弱。

(摘编自张辉《数字经济：新时代的新动力》，《北方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材料四：

（摘自《2017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材料一：

所谓媒介素养教育，指的是在手机、网络、微博、微信等新媒介环境下，用儿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让他们从小全面认识和正确辨别无处不在的媒介，能够对所接收和创造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合理享用大众传播信息，趋利避害，从而将其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力量。媒介素养教育的要义，是培养儿童青少年“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它作为一种养成教育，应该贯穿于学生成长的各个阶段。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网络信息的需求不同，家长不妨根据孩子成长的不同阶段，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比如，对8岁以下的低年龄段孩子以制定规则、养成习惯为主，如不泄露个人隐私、拒绝网络不文明行为等。对8岁以上的孩子以沟通交流为主，引导他们学会判断信息源的真假；拒绝与不认识的网友见面；鼓励他们从新媒介使用中学习新知识，规避负面影响。同时，家长要放下身段，善于向孩子学习新媒介知识和技能，以沟通代替权威，不露痕迹地实施媒介素养教育。

(摘编自陈若葵《提高孩子“媒介素养”需从家庭入手》，《中国妇女报》2018年10月)

材料二：

(摘编自《新媒体时代家庭媒介素养认知现状调查报告》2019年5月5日)

材料三：

被称作“数字原住民”的青少年对网络有着与生俱来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移动一代”。面对泥沙俱下的新媒体网络环境，家长们需要从“疏还是堵”这个问题直接跳到“如何疏导”上来，引导青少年提高对媒介的辨别鉴赏能力，构筑健康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营造亲子共享新媒体的良好氛围。

不少家长担心新媒体使用带来的风险，将孩子自制能力差、学习不好都归咎于接触媒介。其实，智能手机使用对青少年发展既有可能产生危害，也有潜在益处。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手机方式得当，会让青少年的理解和共情能力更强，线上交流有可能让青少年觉得比线下的交流更令人满意和有意义。

作为家长，既要不断地学习和完善媒介素养的系统知识，以信息理解能力、预防网络诈骗和信息获取能力的教育为重点；又要尊重孩子的上网权，注重对子女信息质疑能力和信息发布能力的培养，加强与老师的沟通交流，引导孩子有效地使用网络，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同时，通过高质量的陪伴，及时发现孩子可能存在的网瘾隐患，增强抵御互联网不良影响的能力。还应鼓励子女发表新构想、形成自己的立场，不必屈从权威的多元型家庭沟通模式，帮助孩子解释有歧义的信息和排除干扰性的信息，鼓励孩子对媒介信息进行解读和批判，寓媒介素养教育于娱乐中。

(摘编自《提升家庭媒介素养是当务之急》，《中国教育报》2019年5月15日)

材料一：

探测深空需要脱离地球引力场，进入太阳系空间和宇宙空间。1988年10月，世界无线电管理大会（WARC）ORB-88会议确定将深空的边界修订为距离地球大于或等于200万千米的空间，国际空间数据咨询委员会（CCSDS）在其建议标准书中也将距离地球200万千米以远的航天活动定义为B类任务（即深空任务）；我国则将月球探测作为了深空探测的起点。

深空探测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空间和天体两部分，一般由近及远：月球是起点和前哨站；火星是月球之后的又一个探测热点；小天体探测日益受到重视；多目标多任务探测是深空探测的一种重要形式；对太阳系中心天体太阳的探测活动一直未曾间断过；火星和金星之外的大行星及其卫星探测活动任重道远。

探测方式上，一般包括飞越、硬着陆（撞击）、环绕、软着陆（+巡视）、无人采样返回、载人探测等形式。近年来出现的两个新趋势：对同一探测对象采取多种探测形式交替进行的方式；在一次任务中多种探测手段组合实现综合探测。

深空探测的深度与广度直接取决于一系列关键技术的突破和支撑，这些关键技术包括深空轨道设计与优化、自主技术、能源与推进、深空测控通信、新型结构与机构、新型科学载荷技术等。其中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包括多体系统能量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及不规则弱引力场轨道设计与优化技术等；自主技术包括自主任务规划技术、自主导航技术、自主控制技术、自主故障处理技术等；新型能源与推进技术包括核能源技术、电推进技术、太阳帆推进技术等。

深空探测意义重大，一是有利于促进对太阳系及宇宙的形成与演化、生命起源与进化等重大科学问题的研究，从而进一步明确人类航天活动的重要方向；二是有利于推动空间技术的跨越式可持续发展，从而不断提升人类进入太空的能力；三是有利于催生一系列基础性、前瞻性的新学科、新技术，从而促进一系列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创新型人才队伍，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进步。

（摘选自《科普中国·科学百科》）

材料二：

据统计，至今全球火星探测成功率大约为40%，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6个国家和组织发起了44次火星探索计划，但只有8次真正实现了火星着陆，火星甚至一度被航天界称为“航天器的墓地”，原因在于火星探测工程难点众多。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深空探测和空间科学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看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实为“弯道超车”。他表示，我们若想实现超越，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实现“两步并成一步走”，一次发射实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这是其他国家火星探测任务从来没有过的，这一跨越式方案将成为全球首次。当然，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事实上，我国很早就开展了相关研究。这次火星探测任务没有简单重复其他国家火星探测的老路，起点设置很高，体现了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航天工程技术人员的自信。

国家航天局称，中国行星探测工程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以“天问系列”命名，也使用同一个主标识”揽星九天”。这意味着，中国已将行星探测计划进行整体规划，火星只是第一步。据了解，我国后续深空探测工程初步明确了4次任务。第一次任务是在2020年7月发射火星探测器，预计经过10个月的飞行，2021年到达火星。其后，计划在2028年左右进行第二次火星探测任务，采集火星土壤返回地球。我国还将进行小行星探测，并在2030年前后开展木星系探测和其它行星系探测。

（摘自杨戈《雄心更在深空外》，《科学中国人·下旬刊》2020年5月）

材料三：

“嫦娥”五号将实现四个重大首次突破。

“嫦娥”五号计划在月面采集2千克样品，并且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月壤。一种方式是利用钻取器，获取深度为2米的月球样品。另一种方式是用机械臂的电铲铲取月壤，取得月球表面具有独特信息的月球样品。获取的样品必须尽量保持原样，不能破坏其层次结构。此外还要在月面真空环境下完成样品封装，并带回地球，整个环节必须分毫不差。

本次任务的核心是返回，月面起飞是最关键的技术突破。完成月面采样后，“嫦娥”五号的上升器要从月面起飞，摆脱月球引力抵达环月轨道。上升器只能进行短距离的飞行，因为它携带的燃料有限，不可能直接飞回地球，只能到达在月球轨道飞行的轨道器，由轨道器携带返回器完成接下来的行程。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新技术，相当于在月球上发射一个火箭，要实现自动发射，需要许多关键技术的突破。

在月球采集的样品被送入月球轨道后将与轨道器对接，它们的对接将是“针尖”对“针尖”的对接，而这种对接在距离地球38万千米外的月球轨道上进行，地球上无法看见，也根本无法提供数据和测控支持，完全由事先植入的人工智能来完成，比“天宫一号”和神八、神九、神十的无人交会对接难度更大。

与“神舟”飞船回家时一头扎进大气层不同，“嫦娥”五号返回地球的速度非常快，将达到11.2千米每秒的第二宇宙速度，以这样的速度进入大气层，势必会因为高温而被烧毁。要控制它减速至7.9千米每秒的第一宇宙速度进入地球轨道，乃至最终安全返回到指定地点，这些都有很大难度。

（选自《“嫦娥”五号的四个首次突破》，《文萃报》2020年第40期）

材料一：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X（车、路、人、云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并最终可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

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智能化与网联化两个层面。智能化方面，国际上通常采用L1—L5五个等级的分级方法。L1级是指系统执行转向和加减速中的某一项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2级是指系统同时执行转向和加减速操作，其他驾驶操作都由人完成；L3级是指在部分工况下，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但根据系统请求，驾驶员需要提供适当的干预；L4级是指系统完成所有驾驶操作，特定环境下系统会向驾驶员提出响应请求，驾驶员可以对系统请求不进行响应；L5级就是完全的无人驾驶状态。

智能网联汽车将大幅度降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提高交通效率，节约能源和减少排放，解放驾驶员，改善社会环境，提高经济效率。智能网联汽车对驱动国家创新发展也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9年3月28日）

材料二：今年2月发布的《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到2025年，中国标准智能汽车的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基础设施、法规标准、产品监管和网络安全体系将基本形成，实现有条件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达到规模化生产，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智能汽车在特定环境下市场化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和智慧城市相关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车用无线通信网络（LTE-V2X等）实现区域覆盖，新一代车用无线通信网络（5G-V2X）在部分城市、高速公路逐步开展应用，高精度时空基准服务网络实现全覆盖。

华泰证券认为，顶层设计为汽车产业指明发展方向，智能化、网联化、车路协同将带动传统汽车产业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机械产品向电子信息智能产品转变，从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空间和应用终端转变，从单一制造业向多产业（汽车制造业、电子产业、互联网产业、信息通信业、交通产业）融合转变。

对产业链所有环节的企业——整车、零部件、互联网厂商、软件、通信及交通基础设施企业而言，都必须转变传统思维，在新的产业生态体系中寻求新的定位。

值得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汽车产业带来巨大影响，但同时也带来了发展机遇。例如，在疫情中，各大电商平台和快递公司推出了“无接触式配送”，包括无人配送车、无人清扫车、无人消毒车等，有效降低了“人传人”的风险，充分展示了产业技术的成熟及未来商用的潜力，也为未来智能网联汽车研发提供了重要思路与参考。

此外，“新基建”中的5G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项目又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相关专家表示，“新基建”将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提振和促进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车企要抓住重要机遇期，在政策护航、技术推动下，全力发展智能网联汽车业务，助推汽车产业向更高层级提升。

（摘编自《2020年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前瞻网”2020年5月19日）

材料三：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材料四：随着交通运输部正式发布《公路工程适应自动驾驶附属设施总体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以及国内首条“超级高速公路”杭绍甬智慧高速公路部分工程路段获批的消息传开，一场关于自动驾驶公路的大规模建设或拉开帷幕。

这意味着，已经进入产业化前期的自动驾驶，将在硬件和软件上进一步得到支持。

这条“超级高速公路”最令人瞩目的，即设置了自动驾驶专用车道，并部署了全覆盖的无线通信网络。在通车后，会对行驶车辆进行实时监测，为自动驾驶车道及高速路况提供信息支撑。近期目标是支持自动驾驶专用车道货车编队行驶，远期目标支持全线自动驾驶车辆自由行驶。

同时，路面下还预留了电磁感应磁圈。未来，随着电动车无线技术的配套，可实现电动车在此路段行驶过程中，边跑边充电的功能需求。

事实上，表面上一条自动驾驶专用车道，其背后搭载着各种智慧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以及最重要的智慧高速云控平台。更为关键的是，智慧高速的建设将会加速自动驾驶的商业化进程。包括智慧高速在内的各类新基建项目，将会给目前自动驾驶行业的各路玩家，带来更多的商业化变现的机会。

“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的交通环境相对封闭、路面结构平整、道路线型平顺。上述特点有利于车辆实现部分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而作为产业链的玩家，包括高精度地图、交通控制与诱导设施、自动驾驶监测与服务、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公司，都将会分得巨大的蛋糕。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人士认为杭州的“超级高速公路”更多地被赋予了发挥好试点和探索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有V2X技术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有背后阿里的支持，4亿元每公里的造价更像是前沿试点。

（摘编自《我国首条“超级高速公路”建设在即》，《证券日报》2020年04月29日）

材料一：

《纽约时报》1月2日报道，中国的嫦娥四号在月球背面着陆，此前从没有航天器在此着陆过。布朗大学的行星科学家詹姆斯·黑德说：“这是国际上对月球进行科学探索的历史性一步，首次对月球背面的‘未知区’进行地表探测，”报道称，如果任务成功，就可以回答有关地球唯一颗天然卫星的基本问题。例如，解开关于月球的形成和早期演化目前仍然存在的一些谜团，而解开这些谜团反过来又为整个太阳系的历史提供线索。太阳系的早期历史是激烈的，那时，大型天体撞击岩石行星并留下陨石坑，但是，能证实这个动荡的过去的大多数证据已经消失，被时间抹掉。月球背面保存着其年轻时的原始记录，尤其是古代天体撞击月球表面的次数。珀杜大学的行星科学家霍根博士说：“太阳系早期的历史被在月球背面的岩石中。”

(摘编自《参考消息》)

材料二：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表示，嫦娥四号的成功落月，表明我们具备了全月球到达的能力，基本上可以到达月球任何一个地点。在科学任务方面，嫦娥四号将进行月球背面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与研究，开展月球背面巡视区形貌、矿物组分及月表浅层结构探测与研究，试验性开展月球背面中子辐射剂量，中性原子等月球环境探测研究。

吴伟仁解释说：“着陆器、巡视器将会考察着陆地区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我们会得到第一张月球地下的剖面图，还会探测着陆地区的物质成分、月壤组成等。与此同时，还将测出月球背面的准确温度。”

此外，在月球背面开展的低频射电天文观测也备受关注。“月球背面可以屏蔽电磁干扰，能够填补在地球和其他地方无法开展的100KHz-1MHz射电天文观测空白，有可能观察到40亿年前宇宙早期爆炸的暗黑地区的无线电波，将在行星际激波、日冕物质抛射和高能电子束产生机理等方面取得原创性成果。”嫦娥四号探测器设计师孙泽洲说。

（摘编自冯华《翩然落月背，再赴广寒约》）

材料三：

嫦娥四号搭载了各式各样、功能各异的有效载荷，它们将在人类科学研究和空间探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围绕一些主要科学载荷，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

对于月表中于与辐射测量的测量在国际上属于首次，这是中国、德国合作的有效载荷，中方首席专家张珅毅研究员介绍，该载荷安装在着陆器上，核心目标是测量月球表面粒子基本辐射情况和危害程度。

张珅毅告诉记者：“月球表面没有大气，因此深空中宇宙粒子时时刻刻会打在月球表面。如果航天器在月球上登陆，会受到粒子的损伤和影响。那么载人登月之前，进行辐射环境的测量和辐射风险度的评估，能够为月球的开发和载人登月做好前期准备。”

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的一个附加功能是进行水资源的信息获取。张珅毅表示，这个载荷具有中子测量的功能，因而能够推断行星表面或者内部是否含有氢资源。此外，该载荷还可以对日地间太阳风暴粒子加速和传播机制进行研究，也能测量月球表面的氧化铁含量，分析月球形成和演化过程。

红外成像光谱仪

红外成像光谱仪载荷副主任设计师徐睿介绍，该载荷由上海技物所研制生产。红外光谱仪是将颜色更加分之后对每个很窄的带宽颜色进行成像，因而观测的尺度更加微观，可以看到月面0.1米分率的月表矿物特征，同时，还能够在红外波段对目标的光谱成分进行有效探测。

徐睿告诉记者，红外光谱仪是唯一一台器上可以进行化学成分分析的设备。使用该载荷，利用太阳的被动光源获取太阳光照下的反射光谱，可识别已获取光谱与何种物质匹配。

（摘编自刘诗瑶《嫦娥袖里揣了哪些宝》）

材料一：

社会化大生产，说的是一种基于分工合作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活动之间，经由各种不同的中间环节，社会化生产活动就形成了宏大的总联系。这种总联系的本质特征，就是分工合作。在近代以来，分工合作以及由分工合作而导致的人类知识总量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源泉；与此同时，人类社会的财富也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增长。

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大数据和智能化驱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在规模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过去。在工业时代，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土地和资本；在大数据时代，数据不但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还是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竞争中形成合力、生成效率的催化剂。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带来了令人瞩目的新经济发展。大数据驱动的信息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也推动了网络社会的兴起，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由此升级为一张开放的多边网络。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过程中，中国正在努力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随着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发展，数据信息的相关服务也随之蓬勃发展起来。

从目前的实践看，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化大生产已经形成一些显著特点。

合作共享。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我们能够深切体会到恩格斯所讲的“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社会化大生产因大数据技术的普遍应用而不断扩张。就生产本身而言，大数据技术能够完善车间的信息过程，人们通过数据采集能够全方位深入了解劳动对象的可塑性，然后提升工业机器人、流水线设计与所形成器物的匹配度。就社会化的形态而言，集体主义已经成为数字文化的基本理念，文件共享网站是一个典型，它通过协作而产生的文档集合，任何人都能便利地创建、增加、删减或修正网页上的文字。各种各样的共享引擎运行在不同的平台和操作系统上。知识共享打破了过细专业化分工造成的垄断，在开放的平台上大家能共同参与。

协同共生。大数据时代组织的效率从何而来？这是今天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向系统整体要效率。随着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看到今天的生产组织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小型化，生产效率的影响因子由内及外且富于变化，技术创新带来诸多不确定性，生产体系的流动性和非平衡态。概而言之，社会化大生产是在更多与外部资源高效链接和协同中进行着的，在持续变化的环境下，无论是生产本身、还是与外部的关联，都需要不断地动态调整各个单元之间的协作关系。进入大数据时代，新的商业模式出现，生产、消费、运输与交付体系被重构。今天，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几乎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因为大数据技术正在推动整个商贸系统的重构，基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效率成为大数据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开放、合作、共享为特征，生产系统越封闭，则生产能力越滞后。在协同共生的条件下，每一个企业都必须着眼开放系统，拓展共生空间。要围绕满足用户需求的目的，淡化组织内部各个单元之间以及组织同市场之间的边界，将各种生产要素有机组合在一起。

总体设计。经过多年的社会生产实践，人们对计划这件事的复杂性已经有了科学全面的认识。当社会化大生产发展到较高的规模和水平，特别是在其系统总体特性越来越强的时候，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手段的必要性开始凸显出来。今天，全球供应链体系已初具规模，物联网的应用呈现全球化趋势，总体设计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认识那些支撑经济运行的底层架构，充分认识大数据技术驱动的人工智能、物联网如何塑造现代化经济体系“连点成线再成网”的新形态。着眼大数据时代的数字经济发展，人们普遍认为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要秉持“设计而非放任”的思维模式。当然，大数据时代所强调的总体设计，要同历史上的指令性计划明确区分开，此时的总体设计主要针对万物互联互通以及全球供应链体系的非线性动力学特点，是一种复杂性思维方式。

（摘编自徐浩然《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大生产》）

材料二：

随着数字技术日益成熟、数据融合持续深化和应用场景不断落地，我国大数据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大数据行业应用逐步从消费端向生产端延伸，从感知型应用向预测型、决策型应用发展。大数据与特定行业应用场景结合度日益深化，应用成熟度和商业化程度将持续升级。在海量数据供给、活跃创新生态和巨大市场需求的多重推动下，大数据领域创新创业活跃，阿里、腾讯、百度等龙头企业“强者恒强”，具有创新力和发展潜力的大数据独角兽企业增长势头强劲，国内大数据企业将持续深耕行业业务和特定应用场景需求，积极推行面向融合应用的大数据解决方案，金融、医疗、旅游、教育、制造业等领域将成为企业布局的主要方向。

（摘编自饮鹿网）

材料三：

柔性生产是“以顾客为中心”的理念依托大数据在生产上的应用和延伸，由此带来生产方式的革命。海尔的客户（包括个人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来选择产品的尺寸、功能、颜色等，海尔可以快捷共线生产个性化的产品，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通俗地讲，海尔的产品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还能做到规模化、快捷化生产。海尔是运用柔性生产方式的典范，很多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在海尔的柔性生产线上，工人每完成一道工序，都会贴上一个条形码。这样可以确保每道工序都符合要求，所采用的条形数码数据采集系统，可以自动对每一道工序进行检查和检测。对于出现质量问题的部件，可以很快找到责任人，并加以处理。

为了增强生产线生产模式的灵活性，海尔成功改造了制造系统，开发了EOS商务系统、ERP系统等六大辅助系统。ERP系统负责将订单所需的资源进行整合，安排物料采购和配送，提高供应链的运作效率。

海尔的柔性生产线通过电脑系统对订单进行分类处理，EOS商务系统将会自动拆分各部件；技术部门则支持拆分的结果，为每一款产品制定专门的生产计划、物料配送和采购单。由此实现从用户前端到支持后台的ERP柔性集成，完成个性化定制化的生产。

（摘编自世界经理人网）

【推荐1】材料一：

中国消费金融市场在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后，发展得到了高速增长，规模逐年扩大，学生人群也开始在消费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校园贷遂成为消费金融市场里面的新兴发展市场。自2010年到2015年，全国高校总数基本保持平稳，在3600家左右，而在校学生数量则呈现逐年缓慢增长趋势，在2015年达到2628万，如果按每个学生每年消费5000元估算，校园贷可以达到1300亿的消费市场。

大学生是一个自身缺乏稳定收入来源，又无独立经济能力，而消费需求旺盛的群体。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信用消费、提前消费的消费意识下，分期贷款消费帮助一部分学生解决了高额一次付清和入不敷出的消费难题。

(摘编自《校园贷现状简要分析报告》)

材料二：

大学生校园网贷分期消费金融模式

(摘编自《互联网消费金融常见模式》)

材料三：

“任何网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近日，教育部相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回应校园贷问题，明令禁止“校园网贷”，鼓励正规商业银行开办针对大学生的小额信用贷款，引发社会关注。

前不久，陕西21岁大学生小朱因无法偿还校园贷而跳江自杀，成为这一灰色金融形式酿成的又一悲剧。而每一起因校园贷引发的不幸背后，都事关学子的前程和家庭的命运。“零门槛”“无抵押”“高额度”等宣传遍布陷阱，让大学生一经借贷便深陷其中。这种病态模式和恶劣影响，早已超出金融领域，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各家校园网贷平台野蛮扩张，乱象愈演愈烈。一些平台对代理中介或借款方管理不力，相关部门的监管缺失，校园贷沦为“校园害”。这乱象的背后，既有社会层面的问题，也有容易被忽略的教育命题。正如有人所言，我们的大学生还缺少财商教育。金融常识这堂课应该在大学生中普及，尤其是网上借贷流行、电子支付普及的今天。目前，教育部已要求各高校重视金融知识教育，加强对不良校园贷的警示教育，无疑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就此而言，大学生在学习金融常识的同时，也需要提升自我管理能力。当收入满足不了消费、能力撑不起欲望，该怎么办？面对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是否非要进行超出自身能力的高消费？这就需要学会自我管理、自我驾驭和自我克制。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是成长成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不善于自我管理，就会最终迷失自我。

(摘编自人民日报《别让校园贷成为“校园害”》)

材料四：

高考结束后，又将有一大批新人走进大学校园，办一张信用卡，会是他们中很多人的选择。而在监管机构严整“网络贷款机构校园贷”的当下，银行在阔别大学生借贷市场数年后再度回到校园。多家银行争相推出学生信用卡，发力学生市场。近年来，大学生数量逐年增长，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共有在校大学生2695.8万人，大学生消费市场总规模超过6000亿元。伴随着大学生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在经历了不合规的“校园贷”退出之后，银行“正规军”走进大学生的生活。

中行的“中银E贷·校园贷”在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试点推出。在华中师范大学就读的大三学生王磊(化名)说，目前尚未看到中国银行进校园推广，“不仅是我，至少我身边的同学都没听说。”他说，目前对中行的校园贷产品还不了解，如果额度较高、利率较低又很安全，他会使用。“此前我的手机、电脑都是通过分期的方式购买的。”

建行广东省分行的“金蜜峰校园快贷”率先于广东高校试点。不过，多位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的在校学生对记者表示，目前还不了解这款产品，也没见到建行进校园推广，身边还没人使用这款产品。

(摘编自钱江晚报《各大银行再度发力学生信用卡市场》)

材料一：

韩国也曾是品牌折扣和文化折扣的“受害者”。为了打破这一魔咒，时任韩国总统的李明博提出了韩国国家品牌计划，并成立了旨在提高国家品牌价值远景的“国家品牌委员会”。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韩国政府为了提振国民经济，提出“文化立国”的战略口号，不但成立系统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振兴院”，还出台了以《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为核心的多部法律。在政策、资金和机构的大力扶持下，“韩流”得以在短短几年间呈现井喷式发展，成为东南亚主流文化之一。如果没有韩国政府的顶层设计和多个层面的扶持，“韩流”很难达到今日的辉煌。与此同时，这也伴随着韩国汽车、电子、服装和饮食等行业多个品牌享誉世界。“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品牌也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扶持才能香播海外。

品牌和文化相互依存。减少一个国家的文化折扣和品牌折扣是一个系统工程，既需要中国所有企业成员的品质意识，也需要国家品牌战略的顶层规划。

（李光斗《如何减少中国的文化折扣和品牌折扣？》）

材料二：

三月桃花开，她采来酿成桃花酒；五月枇杷熟，她摘来制成枇杷酥。制作精良的视频，加之悠扬的传统曲风，一种诗意的山居生活情境呼之欲出。这让中国网络红人、美食视频播主李子柒拥有了几百万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粉丝。

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肤浅简单、深度不够，也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偏向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实更为丰富的表现。

这两种说法对文化传播的理解过于狭隘。首先，李子柒的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这种大众文化传播对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破除刻板印象有积极意义，是我们常说的“走出去”的一部分。虽然它可能还不够高大上，但其亲和力与生动性足以让外界看到一个有趣可爱的“活的中国”，这本身就是文化传播的应有之义。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众文化传播极为重要，因为大众文化更能够为一般人所理解，更能够让人们通过直观生动的方式展现出独特的文化魅力。

在文化传播中有一个“文化折扣”的概念，说的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要跨文化传播，往往会因为受众的理解困难和障碍而“打折”，使得文化传播的效果受到严重影响。而鲜活生动易于理解的大众文化产品“文化折扣”显然较少。如美国的文化传播往往通过肯德基、麦当劳、星巴克等美食文化来展现。文化传播需要高雅内容和具有深度的价值理念传播，也需要有生动鲜活的大众文化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不可能相互替代，但会相互支撑。在这种传播中，大众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往往更为有效直接，它从感性上会让人形成对一种文化的初步和基本印象，从而更进一步地降低文化折扣，也为更多的高雅文化传播打开了空间。这种传播当然并不足够，但必不可少。相比一些需要花费大量气力却往往由于与受众需求隔膜而达不到理想效果的传播，大众文化传播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摘编自《文化传播需要更多李子柒》）

材料三：

美食是文化中最容易理解和沟通的方面，知味赏味；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往往有人认为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不够“高大上”，但实际上它却是非常有效与切实的传播手段，会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借鉴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的传播、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往往要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着手，从人们容易理解的角度出发。“跨文化”传播要重视其中现实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由于语境有别、生活方式有异、期待视野不同，传播的内容往往面临着打折问题。有很多内容优质的文化产品，由于这种折扣的损耗，往往形成理解上的障碍和认知方面的困难，需要经过很复杂的阐释和解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

因此，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创造都要充分关注不同语境、不同人群的差异，有些可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传播；有些可能要跨越不同人群，寻求更为广泛的传播，力求让文化传播有效果、能落地。比如日本一些全球流行的卡通角色，如“口袋妖怪”，由于易被接受而在传播中广受欢迎，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产品，还催生了像《大侦探皮卡丘》这样相当有影响力的影片。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跨文化传播的例子。像皮卡丘这种卡通角色，创作者并不特别强调其日本特征，而是从很多共通的兴趣出发，通过人们易于接受的有趣形象，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化产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对我们应有所启发。

（摘编自《跨文化传播不要忽视“文化折扣”问题》）

材料一：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的总量也在不断加大，部分城市在市郊露天堆放垃圾，对天气、土壤、水的环境造成污染。大量餐厨垃圾与其他垃圾混合填埋或焚烧，产生有毒物质，威胁着居民健康，这种现象正在向农村地区漫延。

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处理的前端环节，其作用早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分类收集不仅能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能使资源得到重复利用，有人将垃圾称为“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据保守估计，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但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一直难以有效推进，相关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效果不明显或完全没有效果。

（摘编自《垃圾变资源！这不是魔法，而是垃圾分类》，2017年4月5日新华网）

材料二：

笔者所在的小区，居民楼前三个垃圾桶分别标示出应放置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和餐厨垃圾。可是大多数居民还是把垃圾混杂在一起，一扔了之。问及原因时，有人说：“我辛辛苦苦分了类，环卫车辆却混在一起运走了，分类还有什么意义？”

这种现象可以说屡见不鲜，垃圾分类处理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各个环节必须配套衔接，才能高效运行。分类投放是居民的责任，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是政府的责任。分类投放的参与率和准确率较低，会影响垃圾分类制度的实施效果；而分类的目标和途径不十分清晰，后端分类处理不到位、不完善，又影响前端居民分类的积极性。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给出了我国推进垃圾分类的总体路线图。但是，这一方案即使再科学合理，如果缺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也难以由蓝图变为现实。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垃圾虽然有资源属性，但污染属性更不可忽视。不按要求扔垃圾，并不只是“把资源放错了地方”而已，实际上，那就是随意丢弃污染物、危害环境的行为。垃圾分类是我们作为“污染者”的基本责任，责无旁贷。当然，各地政府同样不能以“居民没有分类”“缺乏资金”等理由拖延、观望，应当落实政府主体责任，坚持政府主导，根据本地特点，做好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设施体系建设，同时制定完善的惩罚和奖励的政策措施。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进步，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重要的是，居民和政府快把自家的“门前雪”打扫干净吧！各负其责，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垃圾分类前景可期。

（摘编自刘毅《垃圾分类应自扫门前雪》，2017年5月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