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19年可以说是网红经济的元年，这一年，很多网络红人创造出了各种“神话”，刷新了我们对“网红”的认知。

带货主播李某、李子柒等头部网红频频出圈，受到主流关注，网红的社会认同度也进一步提升，李某卖货主播的身份得到广泛认可。

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宝统计显示，号称2019年“带货一哥”李某赚了将近2亿元，网红李子柒赚了1.6亿。如果以2018年上市公司净利润指标看，2123家公司净利润不及李子柒。也就是说，全部A股公司有六成以上盈利能力不及一名网红。

在网络直播上，“网红”李某的一句OMG，俘获了万千少女。而今这位被称为“口红一哥”的网红，1月5日晚在“所有女孩”面前推销了某上市公司旗下产品“麻辣香肠”，5分钟狂卖10 万十包，总计销售额突破300万元，累计观看人次1677万。更让人看呆的是，一场5分钟的直播广告，第二天竟然让这家上市公司涨停了。一场网红带货的直播，为这家公司带来了5.48亿元市值增长。

                                                                                                                                  (中国经济网2020年1月8日)

材料二：

材料三：

网红经济的混乱主要体现在:以“流量为王”。网红走红速度快，经济效益高，促使人们蜂拥而至，迫不及待地追逐“流量快车”，以至于许多人为流量“无所不用其极”。为了点击量和关注度，传播低俗信息、进行恶意炒作等行为带偏了社会价值观。某些网红轻松暴富，让人蠢蠢欲动，数据显示，54%的95后受访毕业生渴望当“网红”。某一线城市多所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有80%的受访小学生梦想成为“网红”，有的家长甚至为孩子报了“网红培训班”。

网红经济在操作中逐渐背离了本质。网红经济是先有内容供给，后有关注聚焦，关注聚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爆发的经济现象。网红应该传播优质内容信息，而非低俗内容，更不能炒作。如今提及网红，浮现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无下限的炒作、低俗和比傻，资本包装下的网红经济被工厂化批量生产，同质化严重。且不说网红妆容千人一面，就是在内容上也大多雷同。

虽然当前的网红经济存很多问题，但网红经济是符合并响应时代变迁的产物。信息媒介的更新迭代助推了网红经济的崛起。随着信息媒介的更新迭代，移动互联网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版图，部分刊报关停。如今个体间的信息交流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在平台上交流的不只是房子和衣服，观点和信息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媒介走向了共享媒体时代。

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的时代需求已转变为精神需求，网红是人们精神需求下自发选择的产物之一，与时代需求相契合。也就是说网红经济符合当前中国主要矛盾的转移偏向。电商的大量加盟构成了“网红+直播+电商”的生态闭环，加速了网红变现速度。

展望未来，在政府从大放到大治的调控管控下，网红经济将通过自我调整和自我淘汰，以规范化进行重构，逐步回归到“魂”上，形变而魂不变:与信息经济的本质相吻合，以内容为主；以自身的价值观和使命感传播正能量。

此外，从形式上看，未来网红可能并不是真人。虚拟网红的火热将倒逼真人网红进行自我革新，最终演变为“真人+虚拟”相结合的模式。不论网红经济如何衍变，变化的只是形式，不变的是内容。未来，谁以内容为王，谁就更可能维持网红经济“长红”。

(摘编自《网红经济“下半场”怎么走?回归内容为王》，财股网2020年1月8日)

材料一：

4月23日，全球读者共同迎来了第25个“世界读书日”。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全世界发出了“走向阅读社会”的号召，要求社会成员人人读书，让读书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响应此号召，1995年，教科文组织宣布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历史上的这一天也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以及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设立“世界读书日”旨在让各国人民，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与此同时，也让人们铭记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等巨匠。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多省图书馆举行“书香都市”全民阅读活动，其中“智享阅读一VR带你进入悦读的奇妙之旅”，现场体验是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VR阅读”是将虚拟现实技术与传统的图书相结合，是一种接触式的阅读体验。图书是静态的文字和图片，VR是全景的穿越画面，能够一下子把读者带入阅读环境之中。未来将是一个“万书互联、人书互动、纸电融合、人人阅读”的新时代，阅读将会因为VR技术而变得无处不在。

（摘编自报道《读者体验身临其境“VR阅读”》，人民网2020年4月23日）

材料二：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人们以特殊的方式度过了这个冬春之交。相关数据调查显示，在此期间文学类图书销量大、读者关注度高。4月20日，《光明日报》发起微信投票“疫情期间你最想读什么书？”，初选了60本中外图书，票选排名靠前的仍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书——《红楼梦》《平凡的世界》《百年孤独》等。可以说，疫情期间，经典图书焕发出新的生命。

近年来，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常常让人对“大部头”图书望而生畏，《红楼梦》《百年孤独》等书常年高居“怎么也读不完的书”榜首。乍一看，诸如《红楼梦》《百年孤独》这样的中外经典图书，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操作指南，许多人因它们缺乏实用性和娱乐性而将其束之高阁。但当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无数人被迫隔离在家，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当我们需要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命题时，只有经典图书能够带我们“跳出问题”找到答案，因为它们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如《鼠疫》中写道：“如果说世上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真情。”我们在疫情之中看到了许多的人间真情，人性的光芒带我们走出苦难，而经典图书则带我们回归常识、凝聚共识、走向崇高，这让经典图书犹如老树开出新花一般，芬芳吐蕊，更显魅力。

（摘编自报道《疫期里的“世界读书日”》， 《光明日报》2020年4月24日）

材料三：

“您好，您在外卖平台购买的图书已送达！”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很多实体书店开始向线上拓展业务，北京105家实体书店陆续入驻外卖平台，许多读者纷纷下单，热情参与精神食粮的订购活动，读者可以享受最快30分钟的送达服务。在第25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形式多样的阅读活动，让书香如甘泉一般浸润人们的心灵。疫情难阻书香，阅读润泽心田。

从更宽广的人生视角看，阅读虽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却能塑造个人的品质，培养与众不同的气象，增加人生的深度和厚度。阅读是人类生活中永恒的主题，人类的精神生命是被阅读唤醒的，“世界读书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纪念，更在于在这一天做具有相同意义的事，从而形成强大的共识生长力和行为影响力。“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既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份倡导。以书为伴，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世界读书日”的深层意义，同样在于不断提醒人类要在精神上有财富和收获。受到这种意义的感召，我们拥有的，将会是强健的精神筋骨；我们收获的，将会是丰盈的精神生命。

（摘编自报道《世界读书日，让精神在阅读中丰盈》，《人民日报》2020年4月24日）

材料一：

遗传背景单一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是科研人员梦寐以求多年但无法达成的目标，而非人灵长类动物首选对象肯定是猴子。

2017年11月27日，世界上首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在中科院非人灵长类研究平台诞生；同年12月5日，第二只克隆猴“华华”诞生。这一成果标志着中国率先开启了以体细胞克隆猴作为实验动物模型的新时代。2019年1月，孙强团队与同属于中科院神经所的张洪钩团队合作，再获佳绩：在张洪钧团队利用 CRISPR/Gas9技术成功构建世界首批核心节律基因BMAL1猕猴模型的基础上，孙强团队通过一只症状最明显的公猴的体细胞克隆出五只小猴。这项进展说明中国科学家已可以批量生产遗传背景均一的疾病猕猴模型。

(摘编自《体细胞克隆猴：开启新药研发“灵长类”时代》《科技日报》2019年3月5日)

材料二：

中国体细胞克隆猴的系列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美国《大西洋月刊》写到，中国科学家不仅仅是采用，更是改良了当年克隆绵羊的技术。美国克隆专家舒克拉特·米塔利波夫在接受《自然》杂志访问时表示，应该恭喜中国科学家，“我明白其中的难度有多大”——他在本世纪前10年尝试克隆时，使用了1.5万个猴子卵子，虽然已做到从克隆胚胎中提取干细胞系，但是怀孕的灵长类动物最终未能诞下活胎。

英国达林·格里芬教授说：“已知的、统一遗传背景的灵长类动物模型，无疑可以对人类疾病，尤其是遗传疾病的研究、理解和最终治疗，提供非常有用的帮助。”路透社的报道则认为，基因型相同的动物模型对于生命医学研究至关重要，可以有效排除复杂基因背景对实验的干扰，并为一大批新药研究提供有效的测试模型。

(摘编自《<细胞〉期刊报道全球首例体细胞克隆猴》《参考消息》2019年3月5日)

材料三：

对于公众高度关注的伦理问题，团队成员明确表示，中科院做这项工作是为提高人类健康，研究脑科学基本问题。我们严格遵守了国际各项相关协议和规则。相反，这项工作还可能使一些伦理争议得到化解。

目前，全世界每年对猕猴的使用量高达10万只，主要用于药物筛选实验。利用体细胞克隆猴技术，人们就能使用体细胞在体外有效地做基因编辑，准确地筛选基因型相同的体细胞，产生基因型完全相同的大批胚胎，用母猴载体怀孕出生一批基因编辑和遗传背景相同的群，团队成员还表示：“体细胞克隆猴技术让人们在一年内就能制备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模型猴，大大减了个体差异对实验的干扰。这样，只要使用很少数量的克隆猴，就能够完成很有效的筛选。”

（摘编自吴月辉《世界首例!这几只克隆猴可不简单》《人民日报》2019年1月24日）

材料四：

2月27日，基于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成功克隆出猕猴等10项重大科学进展入选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已成功举办14届，是观察我国科技发展成就的重要窗口，对我国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成果能否入选，原创性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从近些年入选的项目来看，近年来，我国以“墨子号”“悟空号”和FAST望远镜等为代表的大科学装置建设成效显著，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主任刘敏表示，近些年来，围绕特色科学资源，我国已在一些特色科学领域具有引领优势，如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人类起源、青藏高原演化等。2018年，我国科学家“将人类生活在黄土高原的历史推前至距今212万年”的研究成果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摘编自刘垠《克隆猴入围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科技日报》2019年2月28日)

材料一

为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近期全国多地、多校、多所教育机构开展网络教学，指导学生学习、丰富学生寒假生活，确保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组织网上考试、开设直播课程、提供公益性学习资源，课程内容既有针对中高考和边远地区学生的课业辅导，也有培养学生感恩和居家运动的特色课程。

全国多地、多校利用“云端”技术，搭建“空中直播课堂”，努力实现学习效果不打折，学习进度不落下。“不能面对面课堂上课，我们就搭建云课堂，让孩子们在家也能开展学习。”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教育部正在统筹整合国家、地方和学校相关教学资源，提供丰富多样、可供选择、覆盖各地的优质网上教学资源，全力保障教师们在网上教、孩子们在网上学。教育部拟于2月17日开通国家网络云课堂，将以“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项目获得部级奖的课程资源为基础，吸收其他优质网络课程教学资源，供各地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网上学习。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说，停课不停教、不停学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通力协作，也希望社会力量积极参与配合，提供更多样的公益性优质学习资源。为此，全国多家机构、社会力量积极各展所长，提供公益性优质学习资源。

（摘编自《人民日报：开学延期，教学不延期》）

材料二

我国网络课程发展历程

（摘编自《我国网络课程研究热点与趋势分析》）

材料三

教育+网络，面临挑战有哪些？

满足学习需求的同时，一些地方的在线教育却在实践中“走形”“变样”，引发不少担忧。

（1）边打卡网课，一边玩起手游。

（2）既要帮忙打卡，又要全程监督，不少家长叫苦不迭。

（3）有的抱怨课程太简单，有的认为内容太难懂，统一化网课如何适应个体学习节奏成难题。

（4）老师卖力上课，学生“作屏上观”，教学质量亟待保障。

（5）网络不畅、缺乏设备，“寒门学子”难享在线教育红利。

（摘编自《人民网：上好在线开学第一课》）

广东清远东江村买设备、拉网线，把村委会会议室改造成上课的教室；安徽铜陵实行“一人一策”，通过借用设备、共享网络等方法帮助留守儿童在线学习；黑龙江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为中小学师生提供专属优惠流量包，对家庭贫困学生提供20G免费流量包……疫情期间，为落实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各地纷纷出台措施，确保每一个学生都能实现居家上课，让在线教育成为学校课堂的有效“替代品”。

相比线下教育，无远弗届的互联网不仅打破了课堂的空间限制，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更为共享优质资源、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新思路。也要看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地方在推广线上授课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有的学生因为没有手机而缺席网课，有的需要到邻居家“蹭网”，有的乡村通信条件差、学生难以获取网络信号，等等。这些现实问题，制约着网络课程的普及。由此可见，缩小数字鸿沟，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更关乎教育公平的实现。

(摘编自《人民日报：让所有学生享受到网课的便利》)

材料一：

芬兰一直较为注重开展培养学生生存技能的劳动教育。中小学生阶段开设与劳动教育相关的课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技术课、纺织课和家庭经济学课程。技术课和纺织课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开设。技术课上，学生学习使用锯、刨子等工具，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简单的木工制作。纺织课上，学生要学会使用缝纫机，学生在小学阶段进行简单的布艺制作，比如靠垫、手机包等；初中阶段，设计相对复杂，计算机设计、制作等方式会被学生引入课堂制作。初中阶段还开设有家庭经济学课程。学生在课上学习烹饪、熨烫衣物等。一堂家庭经济学课，学生准备、制作一顿美食并现场享用，其间还插空熨烫衣物。男女学生都积极投入其中，竭尽全力制作出自己满意的作品。

（摘编自张永军《他山之石》，《光明日报》2018年10月9日）

材料二

我国的劳动教育时废时兴，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劳动教育缺位成为我国当前教育的严峻现实，中小学生劳动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我国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意识缺乏，出现了一些学生不会劳动、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从学校来讲，劳动与技术课程经常被占用，师资、场地、经费缺乏，劳动教育无计划、无考核；有的把劳动当惩罚手段，劳动多教育少，忽视劳动观念和劳动习惯培养。从家庭来讲，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在家庭教育中被忽视，家长往往只关心孩子的学业成绩，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干。从社会来讲，一夜暴富、不劳而获的思想有所蔓延，体力劳动和生产劳动被淡化。好逸恶劳、看不起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现象客观存在。

（摘编自吴安春《培养劳动精神为孩子幸福奠基》）

材料三：

劳动教育关系国家命运、民族未来。我们需要从国家命运，民族未来的角度思考劳动教育体系的建构。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可能将不再增加。这一形势，要求我国劳动人口人力资源的开发应该由过去主要依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劳动年龄人员文化素质的提高。

劳动教育不是一项简单的教学任务，它需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育规律，制定一个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渐进的学习体系，精心策划、合理安排，按照不同层次学生的发展水平，安排不同层次的教学内容，使学生受到适切的教育和锻炼。劳动教育需要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重视和努力，需要全社会形成普遍重视劳动教育的氛围，实现劳动认知与劳动价值的回归，让孩子在劳动中体验生活，收获技能，学会与人交往，锻炼各种能力，增强社会责任感。家长和学校需要积极配合，培育孩子的劳动观念，社会要营造尊重劳动者的氛围，形成崇尚劳动、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的共同的价值观。

新课程改革以来，在设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学校，劳动与技术教育课程平均每周1课时，这样是搞不好劳动教育的。应结合各科教学，挖掘蕴含在各科中的劳动教育内容，在各学科教学中渗透劳动教育，形成教育合力，使劳动教育经常化、日常化。将劳动教育纳入督导考核体系，加强督导督查。杜绝劳动课只反映在课表上，平时却被语文、数学课或自由活动代替的现象发生；杜绝口头上重视，行动上忽视的现象发生；克服场地紧张，工具不齐的难题。通过学校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共建等方式，建立劳动基地、劳技教育中心、素质教育基地、实践教育基地等，使劳动教育逐渐走上常态化发展的轨道。

（摘编自万作芳《劳动教育要顺应社会发展趋势》）

材料一：

冠状病毒（Coronavirus，常简写为CoV）为有包膜的正股单链RNA病毒，直径为80~120nm，约有3万个碱基组成，其遗传物质是已知RNA病毒中最大的。

目前已经发现7种致病性人冠状病毒毒，其中SARS-CoV、MERS-CoV曾在人群中大范围传播流行，证明了冠状病毒在动物间、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研究表明，蝙蝠身上能携带超过100多种病毒，是许多高致病性病毒的天然宿主，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威胁的SARS-CoV正是来自中华菊头蝠。2019年武汉疫情中发现的SARS-CoV-2就属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病毒群。研究显示，蝙蝠携带的SARS样冠状病毒除了可利用来自人类、果子狸及中华菊头蝠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2）受体之外，还可利用来自浣熊狗ACE2受体分子入侵细胞。这意味着将有更多种的传播途径跨宿主感染人类。同时，数据显示ACE2不仅在肺AT2细胞中高表达，也在回肠和结肠的吸收肠上皮细胞中表达。因此消化系统是SARS-CoV-2除了呼吸系统外存在的另一条潜在传播途径。MESR-CoV的中间宿主则是单峰骆驼，有20%的病例是由于患者接触单峰骆驼所导致的。除飞沫、直接接触传播之外，袁国勇教授的课题组用大量的实验数据证明，粪一口传播无论是在骆驼传染人类还是人类之间的相互传染中都是一条重要的MESR-CoV传播新途径。

（摘编自马洲等《人冠状病毒的研究现状与进展》）

材料二：

目前新冠肺炎尚缺乏特效药物，有研究发现虎杖、大黄、山豆根等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抑制作用；另有研究显示桑叶、苍术、浙贝母、生姜、金银花、连翘、草果7味中药可能通过阻断多个人体内血管紧张素转化与新型冠状病毒的结合位点，达到治疗新冠肺炎的目的。此外，在抗病毒的同时，中医药干预的优势还在于可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激发机体自身防御抗病能力，达到祛邪与扶正固本和结合，使轻症患者趋向痊愈，中度患者控制其病情向重症、危重症转化，而截断病情发展。中医与西医各有优势，通过优势互补可产生协同作用，而此次疫情救治中也体现了这一特点，西医的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是重要的治疗手段，而中医在改善症状、调节体质状态方面具有较好效果，且恢复期通过中医药的理疗康复，对恢复体能、促进肺部残余炎症吸收具有显著优势。

（摘编自刘清泉等《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作用的思考》）

材料三：

相比美国、日本两国较为完善的疾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我国应急处置体系在前期的监测与预警环节仍存在不少问题，不能很好地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如地方政府官员缺乏公共卫生防控知识，对疫情认识不足，对疫情监测结果缓报、瞒报、漏报等情况时有发生，这些对突发传染病的“早发现、早防控、早治疗”非常不利。

美国、日本高度重视应急制度体系的建设，已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系统的应急处置法律体系。相比而言，我国针对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的专门法律颁布较晚，缺乏综合性应急预案，已有制度在全面性、实用性、系统性等方面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美国、日本的应急处理模式已发展为综合性应急处理，即所有类型的突发事件均由一个总部门管理，由其负责下属机构的协调工作。而我国目前仍沿用单一灾种、分部门处理的应急处置模式，消防、公安、医疗机构等相关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不够，各部门的补位协同机制不顺畅。武汉市等疫情重灾区，物资供应、调配和发放都出现一定的欠缺，值得从制度设计上进行反思与完善。

相对美国、日本较为完善的公众宣教工作，我国针对公民的危机教育停留在“形式化”阶段，公众的反应性差、认知度低，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中也出现不少问题。虽然国家层面提出了预防演练、安全教育等要求，但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摘编自谈在祥等《美国、日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体系的借鉴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