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丽萍：舞蹈是种信仰

曹玲娟

执拗地穿着绣花衣、麻布裤和布鞋，身形特别瘦小，说话时语调低沉轻缓。

近日，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杨丽萍带着倾心打磨的歌舞乐《藏谜》，再度惊艳了上海滩。

谈起舞蹈，她冷静又痴迷：“舞蹈是什么？是语言，是信仰，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我是山里人，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沉寂一段时间后，杨丽萍再度亮相舞台，这次，她表演的是藏族唐卡中的荷花度母。

一朵红荷中，荷花度母被老阿妈的虔诚唤醒，翩然轻舞，恍若踏水而行……另一次亮相，她身着黑衣长靴，和藏民们跳起狂放的夏拉舞，舞姿自在快活，几乎颠覆了舞迷们对她的既有印象。

这位从云南深山里走出来的白族女子，完全可以凭《雀之灵》《两棵树》等作品，满足于“中国当代知名度最高的舞蹈家之一”这个角色。但之后，她却倾尽全力制作《云南映象》，将一群普通人推上舞台，让原生态歌舞一度成为舞台热潮。

杨丽萍从不认为自己要借这种方式来延长艺术生命，她甚至不乐意别人称自己为舞蹈家。她说：“我是山里人，我的家人对着山林田野都在起舞，汲水能歌、取火能跳。跳舞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永久性的，对吧？”

这些年，她拒绝了不少制作人的演出邀请，直到藏族歌手容中尔甲找到她，希望能为“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的藏族人打造一部原生态歌舞。在她看来，舞蹈不再只是创作，而是学习、采集、呈现。“我走的地方越多，越是心焦。民间好多好东西都在逐渐消失，再不抢救就来不及了。”

“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

《藏谜》几乎涵盖了西藏、青海、甘肃、云南、四川五省区藏族聚居区最典型的民间歌曲、乐器及舞蹈，比如音色悠扬的六弦琴、祭祀超度的大法号等与藏族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这部作品是我们对藏族文化的虔诚之心”，为此，她走遍了藏族聚居区。

《藏谜》的主角，是一年前还在放牧的藏民们。他们并不知道舞台是什么，他们只是在舞台上自由奔放地舞蹈，纯粹展示着对生活、自然、神灵的歌颂与膜拜。正是这种扑面而来的最原始的生命力，使得观众在台下感动得落泪。每次谢幕，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她说：“做《藏谜》是件很有福气的事，是从身体到灵魂的一种体验。”

这是个地道的民间艺术团，杨丽萍是这支团队里唯一的非藏族人。排练整整一年，艺术团没有任何收入，制作人容中尔甲背上大笔贷款，总编导杨丽萍一分编舞费都不肯收。“她是一个很单纯的艺术家，对艺术严谨到有些苛刻，对人却特别宽容。”容中尔甲说，从剧本的策划、编舞、主创班子搭建、服装道具设计到找衣服布料，事无巨细，杨丽萍都全力而为。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副总裁韦芝曾在西藏生活、工作多年，她评价说：“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有想象力的西藏歌舞集大成者。”

从《云南映象》到《藏谜》，杨丽萍从未特意从商业角度考虑舞蹈。“不用担心这个，认真的态度，再加上自我审美的品位，人们都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嘛。”

这份坚持，让很多同行钦佩。“云门舞集”创始人林怀民就曾公开赞扬：“这些年，无论在艺术道路上遇到多少挫折，杨丽萍都没有退缩。不跳舞，完全可以有很多选择，可她还是一直在舞台上跳，这让我很佩服。”

“有生命的舞蹈，离人很近，它会像树一样生长，像河流一样流淌。”杨丽萍说，“我们跳的是命。”

杨丽萍常说，如果不跳了，她会回归自然，找个地方安安静静住下来。“外面有山，有水，有农田和民居，岛上有人捕鱼，有人织布，还有人在大榕树下晒太阳……”

(有改动)

材料一：

2008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将中国志愿服务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批被誉为“鸟巢一代”的奥运志愿者通过积极参与和真诚奉献，在奥运会的平台上展现、锻炼和成就了自己，奥运会服务经历给“鸟巢一代”志愿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可以发现，奥运志愿服务的实践产生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素养，志愿者分享的回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我国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较高的契合。他们积极投身奥运这一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盛典，充满了对国家的热爱和认同，展现出这代人的社会担当和国际视野。因此，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可以作为潜在的精神遗产和志愿遗产，集体记忆的建构将对北京2022冬奥会有所助益。

（摘编自王艳等《“鸟巢一代”奥运志愿服务集体记忆与奥运遗产》）

材料二：

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强调提升青年志愿服务水平、促进青少年的社会融入和社会参与，中国体育志愿服务事业在冬奥背景下的健全与发展将为青少年社会参与提供实现路径。志愿服务是一种利他行为，是以不求物质回报为前提地为他人、社会团体或某项事业，乃至为整个社会提供援助。近年来学者们逐渐构建了以讨论志愿者行为动机为主的解释范式，比如人们可能因表达个人价值、增强自身意义、增长取业技能和强化人际关系等方面来进行志愿服务。志愿者的参与动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志愿服务不能简单地局限在无私奉献的框架内，志愿服务对于志愿者的自我成长和公民参与社会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志愿服务的最终目的是在全体社会成员的心中内化志愿精神，形成一种面对社会、面向人生的个体态度和公民意识，在这种层面上，志愿服务所谓“推动人类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价值才得以彰显。

（摘编自李佳宝等《论冬奥背景下体育志愿服务与青少年社会参与》）

材料三：

近两年，共享单车成为市民出行的新宠。然而，在共享单车发展正盛的同时，违规停车、私自上锁、丢弃及破坏单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为了规范使用，共享单车公司也尝试采取一些措施，除了运营人员加强维护之外，公司官方平台也会以信用分奖惩的方式来鼓励使用者对违规行为进行举报，以此规范共享单车的使用。随着举报反馈机制的建立，在城市中涌现出一群单车猎人，他们是共享单车的使用者，在业余时间他们也会寻找并拍照举报那些破坏共享单车正常使用秩序的行为，并将违规使用的单车搬到公共区域停放以维护共享秩序，他们将此称为“打猎”。在自发参与共享单车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单车猎人的这一行为也逐渐体现出在消费社会中使用者自下而上地参与社会治理的特点。作为消费者的单车猎人也逐渐体现出一定的公民意识，他们参与治理并形成网络时代促进共享单车健康发展的新力量。

（摘编自许金凤等《卷入的消费者——以摩族猎人为例》）

材料一：

共享概念早已有之，传统社会，朋友之间借书或共享一条信息、邻里之间互借东西，都是一种形式的共享。而共享经济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一个由第三方创建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市场平台为需求方和供给方提供服务链接。这个第三方可以是商业机构、组织或者政府。个体借助这些平台，交换闲置物品，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向企业、某个创新项目筹集资金。共享经济牵扯到三大主体，即商品（或服务）的需求方、供给方和共享经济平台。

但这种共享受制于空间、关系两大要素，一方面，信息或实物的共享要受制于空间的限制，只能仅限于个人所能触达的空间之内;另一方面，共享需要有双方的信任关系才能达成。

（摘编自《应用经济学》）

材料二：

共享经济 1．0，人们通过第三方平台，将自己的赋闲产能（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等），提供给需求者并得到相应的回报。本质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劳动力、教育医疗资源，或创造一个新产品，让每个参与者按照适合的方式使用和受益。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共享单车、共享手机、共享充电宝等均属于共享经济 1．0范畴。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共享形式正从基于有形实物资源的分享，例如物品共享、资金借贷、二手交易，向无形的基于时间和技能的分享转变，例如知识付费、众包物流、个性化的率人服务等。这种转变体现的是共享经济从 1．0时代向2．0时代的升级。

共享经济2．0从资源型共享服务转向了生产型共享服务，从简单的资源共享转向文体层次的资源供给形态，推动了产业资源的整合和重塑，促使制造、物流、服务、渠道、农售、金融等众多行业出现创新性业态，实现规模经济和绿色经济，最终提升经济运营效率和经济社会效益，实现供需平衡，减少产能过剩，创造新经济发展模式。

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等带来的拉力以及技术创新、供给侧改革和“双创”活动产生的推力，再加上庞大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优势，使得共享经济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共享经济能有效激活社会资源存量，使得资源的提供成本低于再生产成本，显著节约资源，使供给方在拥有资产所有权的同时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同时也让需求方获得了产品和服务的阶段性使用权而无需付出较高成本。

此外，共享经济还能破解传统行业在资源获取难、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痛点。在供给侧改革和“双创”热潮驱动下，共享经济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很多创新项目应运而生，滴滴、摩拜、饿了么、闲鱼等共享平台成为佼佼者。但另一方面，市场上仍有大量的资源存在配置失衡问题，现有共享模式还存在诸多不足和有待挖掘的地方，这些是共享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机遇所在。

（摘编自《融入分布式思维的共享经济，为企业发展迎来新契机》）

材料三：

不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闲置资源，无不牵涉“拥有权”和“使用权”。人们一般习惯把这两种物权视为一体。简单而言，即指拥有某资源的人就有权使用它。不过一些学者认为，在共享经济下，“拥有权”和“使用权”能被拆分开来。例如在租赁行为中，出租者与承租者共享资源的“使用权”而不分享“拥有权”，亦即双方同时有权使用该资源，但那资源仍然由出租者拥有。

通过共享经济，令原本可能被丢弃的物品能被保留下来，并再次被使用，避免过剩资源的浪费，同时减少废物量。另一方面，以物易物、二手交易等平台，亦能让人减少购买新的产品，不但能减少过度消费和过度生产的恶性循环所造成的浪费，也可推动简单生活、绿色生活，对环保有利，长远来看，可促进可持续发展。

在消费时代，人人家中都可能囤积下一些闲置物品，但由于以往缺乏平台，不知道什么人在何时有需求，所以无法有效地活化闲置资源。共享经济提供了平台，让供求双方能快速、有效地发现对方并连接，促成共享，大大提升资源流动的效率。此外，共享经济释放了闲置物品的潜在收益，无论是资源的拥有人、需求者以及连结供求双方的平台，不需付出大量时间和人力等资源，都能瓜分该潜在收益，提升资源使用效率。

共享经济平台可以在共享闲置资源的过程中，将共享者联系在一起，促进人际互动，拉近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不认识的人可以通过共享经济联系断朋友，建立社区网络。

（摘编自《共享经济的利弊与政府政策研究》）

材料四：

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工业经济和工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强调层级管理、区域与条块分割等管理方式，注重事前审批和准入。基于网络的共享经济具有典型的网络化、跨区域、跨行业等特征，快速发展的实践使得许多制度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共享经济的发展对现有的政策、制度、法律等提出了新的挑战。

共享经济发展大大降低了诸多行业的进入门槛。在具有排他性的垄断市场中，共享型企业快速扩张的发展态势冲击着原有的商业逻辑和经济秩序，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者的质疑和阻挠。共享经济可能引发深层次的社会分工与组织变革，涉及的领域之广、人员之多前所未有，协调难度明显加大。

共享经济模式下，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通常是大量不确定的个人或组织，尤其是当前诸多领域的共享经济都处于探索阶段和发展初期，其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标准化、质量保障体系、用户数据保护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和隐患。多数企业并未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同质化竞争普遍。多数领域的共享经济模式未纳入正常的产业发展体系，不公平竞争、税收、劳资关系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摘编自《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

将生命融入科学   为祖国无私奉献

吴阶平

王淦老^【注】是伟大的科学家、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也是我们九三学社德高望重的领导人。他在核物理、粒子物理与受控核聚变等方面成果累累，功勋赫赫。1926年“三·一八”惨案那一天晚上，他的清华大学的老师叶企孙对他讲：“如果我们的国家有大唐帝国时代那般强盛，这个世界上谁敢欺侮我们？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这番语重心长的话成为他走科学救国道路的推动力。

三十年代中期，他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四十年代初，他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美国科学家根据这个方案在世界上第一次确切地证明了中微子的存在。王淦老在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里程碑上的贡献，得到了国际公认。五十年代末期，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使理论上关于任何粒子都存在其反粒子的预言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一大步，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1961年，年过半百的王淦老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归国。他以“我愿以身许国”的赤胆患心，接受了参与领导研制战略核武器的任务，从此隐姓埋名，苦战在戈壁荒原，与外界隔绝__年。那时王淦老和同仁们的工作场所就是一个碉堡、十几顶帐篷。他不顾年事已高，患有高血压，在风沙弥漫中争分夺秒，尽可能多地积累实测数据，没有一天不是泥人、沙人。从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到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无不凝聚着王淦老的心血，无不和他的科研工作紧密相连。

六十年代中，王渔老和苏联巴索夫院士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用激光打靶实现核聚变的设想，成为世界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和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使我国在这一领域的预研工作走在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

在耄耋之年，王淦老仍以惊人的毅力，清晰的头脑，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科技前沿的发展，关心着祖国的科技决策。他就我国科技发展情况和问题提出过一系列重要建议，均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并先后被采纳实施。1986年3月，针对美国提出的“战略防御”和西欧的“尤里卡”计划，王淦老与其他三位科学家一起提出了“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这一对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有深远意义的建议，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批示和积极支持下，国务院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863”计划，为我国高技术发展开拓了新的局面。

面对我国经济大发展，能源短缺的情况，王淦老又率先提出和平利用核能、加快核电站建设的建议，并为此奔走宣讲，以增强人们对核能的开发与利用的认识。

王淦老不仅是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同时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家。他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人才。关心爱护中、青年科研人员，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他的不少学生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专家、学者。王淦老对生命充满热爱，他曾感慨地写道：“依我看，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对此深有感觉。中年同志更要珍惜时间，更要拼命工作，把科研摘上去。”他过生日，学生们前来祝贺，他说：“对我来说，最好的祝贺就是你们快拿出成果！”

王淦老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历任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参议委员会主任、名誉主席，是大家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前辈。

（选自《人民政协报》1999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