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端牢“中国饭碗”，在今年有着特殊意义。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粮食生产、加工物流等造成一定影响，国际粮食市场变动等外部因素也引发对粮食安全的关注。经多方努力，夏粮迎来了十七连丰，给国家粮食安全、老百姓端牢饭碗增添了信心和底气。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就要抓实眼前。要严格落实最低收购价政策，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及时启动托市收购，同时大力抓好市场化收购，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防止农民“卖粮难”。7 月中下旬是夏玉米苗期，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高度重视草地贪夜蛾等病虫害防治，压实防汛责任，落实防御措施，工作再加紧，措施再加力。

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必须谋划长远。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加快推动出台粮食安全保障法，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实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加快发展现代种业，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

碗中装好粮，就要促绿色显“特色”，让绿色生“金色”。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优质粮食工程，继续实施大豆振兴计划，增加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促进农民增收、企业增效，使消费者得实惠。

碗里装好粮，就要充分发挥科技力量，推进农村科技创新。疫情之下的农业生产中，植保无人机、线上农技“问诊”和农资购销发展迅速。要以此为契机，让地理位置服务、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等给粮食生产插上翅膀，加强农科人才培养，切实强化粮食安全科技支撑。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要端稳中国碗，盛满中国粮。

（摘编自新华社记者于文静《端牢“中国饭碗”保障粮食安全》，2020 年7月13日）

材料二：

想要“做一个幸福的人”，总要与好的食物打交道才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海子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的诗句谁都记得。食物是人类每天都要面对的最基本问题，然而，今天的城市人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食物困惑症。从前的菜有菜味，肉有肉味。然而，今天我们买到的蔬菜与肉却越来越“没味儿”了，工业速成的口感越来越重。比“难吃”更糟糕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愈发凸显，转基因的使用令人困扰，不健康的外卖与劣食遍地生长。

当大量的工业加工制品、添加脂肪和糖渗透到我们的饮食结构之中，整个社会都在发胖——肥胖从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对于谨小慎微者而言，饮食变成了一件需要精细计算的科学解题。最显著的表现便是营养专家和营养咨询师大行其道，迈克尔·波伦在“饮食觉醒”系列著作中称之为“营养主义的时代”：“饮食”变成了一件需要被指导的事情，仿佛人不是生来就懂得“吃”似的。然而，在寻求健康饮食的道路上，最精明的消费者也可能是愚蠢的。

美国的全食超市或许是个典型案例，他们通过认证制度给予那些“有来头”的食物以名分，以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那些生态食品的出身：这块肉来自一头一生“住在美丽地方”的牛，或是一只“自由散养鸡”。然而，当“有机”被纳入一个庞大产业的链条时，“超市里的田园诗”实质上更多是营销话术的炮制而已。

假如我们尝试勾勒一幅今天城市中产阶级所处的食物全景，便不难发现，食物不仅是口感问题，也是一种政治，是社会经济结构和城乡互动的一种结果。

整体而言，城市人与食物打交道的方式已经深刻改变了。在超市或外卖网订购的食材干净体面，不见泥土，这些看不见来龙去脉的食物也将背后真实的生产关系和城乡关系隐匿起来。在今天，看直播、上快手围观“土味文化”成为了一种时髦。烤竹鼠的野趣，令屏幕之外的城市人垂涎欲滴。更有许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年轻人，迷恋着日本电影《小森林》里那种清新脱俗的乡村意象，“回家种田”的浪漫叙事成为今天城市中产阶级想象务农的流行模板，务农被诠释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由选择，或是一个人的自然救赎。

只有反思我们的饮食变迁史，才能弄清楚每个人今天所面临饮食的问题。在人民食物主权发起人之一、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的严海蓉老师看来，今天我们关心粮食和蔬菜，不只要关心口感问题，也要从我们日益不安的食物消费之中窥见世界农业的整体性危机：化学农业，转基因及生态问题。而在世界寻求食物主权，是一场从无地农民到城市主妇、从耕作者到消费者的多面反击。

（摘编自新京报《从今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材料三：

近年来，我国粮食作物育种技术不断突破创新，玉米、大豆、水稻等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持续提高。

第三代杂交水稻 2019 年 10 月首次测产取得亩产 1046．3 公斤的成绩，耐盐碱水稻（海水稻）稻作改良试验面积增至万亩以上，2020 年在全国推广超级杂交稻品种“超优千号”千万亩以上……在袁隆平等科研人员助推下，我国水稻良种培育不断创新，产量屡攀高峰。

在世界三大主粮中，杂交育种难度最大的小麦育种也在取得新突破。在山西，历经 40 年钻研，山西省运城市蓝红杂交小麦研究中心主任冯树英团队成功育成世界独特的“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品种。专家组评价，该品种杂种优势十分明显，为我国大幅度提高小麦单产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目前，“F 型小麦雄性不育系”已完成关键环节科研攻关。与此同时，团队又完成了第二代“F型小麦雄性不育系”的创制工作。“第二代产品杂种优势更强，结实率更高。”冯树英说。

不仅育好种，还要教农民种好粮。在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边昭镇的农田里，农民汤金鹤家玉米长势旺盛。老汤家的农田是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教授崔金虎“帮种”的。

去年，崔金虎选用国内优质品种在90亩农田里开展试验，并教会农民科学的密植播种技术、施肥灌溉技术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经专家组测产，试验田每亩比相邻最好的玉米田块增产80．9%。今年在崔金虎指导下，汤金鹤家采用新作业方式生产，高产增收在望。

一批批科研人员不懈奋力攀登，让中国粮用上中国“种”，让中国农民种好中国粮，不断夯实粮食安全之基。

（摘编自人民日报海外网韦嘉维《中国碗装更多中国粮》，2020 年7月28日）。

材料一：

网络红人李子柒的美食视频在YouTube上走红。三月桃花开，她采来酿成桃花酒；五月枇杷熟，她摘来制成枇杷酥；还有养蚕、缫丝、刺绣等，无不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风味，加之低沉悠扬的传统曲风，一种诗意的山居生活情境呼之欲出。这让她拥有了几百万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粉丝，收获两千多万的点击率。

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肤浅简单、深度不够，也有人认为这样的传播过于偏向展现中国的乡土生活，缺乏对中国现实更为丰富的表现。这两种说法对文化传播的理解都过于狭隘。首先，李子柒的视频无疑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让外界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生活方式中别有意趣的一面。这种大众文化传播对于增进世界对中国的理解，破除刻板印象有积极意义。其次，李子柒的视频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及其独特的物产为中心，通过生动丰富、具有现场感的介绍，让外界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有了具体可感、生动鲜活的认知，自然而然地跨越文化障碍，也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一种在新媒体平台上“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传播所具有的正面效果。另外，文化传播还要了解受众需求。传播往往不能只考虑“我有什么”，还要考虑“他对什么感兴趣”。文化传播既要以我为主，也要对受众有深入理解。如果只是把“我的内容”做单向传播，往往不会产生良好效果。

（摘编自《文化传播需要更多李子柒》，有改动）

材料二：

美食是文化中最容易理解和沟通的方面，知味赏味也是一种对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往往有人以为这种文化交流和传播不够“高大上”，但实际上却是非常有效与切实的传播手段，会对文化的相互理解与借鉴起到积极作用。

文化的传播、文化影响力的扩大，往往要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着手，从人们容易理解的角度出发。“跨文化”传播要重视现实存在的“文化折扣”现象。由于语境有别、生活方式有异、期待视野不同，传播的内容往往面临着打折问题。有很多内容优质的文化产品，由于这种折扣的损耗，往往形成理解上的障碍和认知方面的困难，需要经过很复杂的前因后果阐释和解说才能为人们所理解。

因此，内容的选择、形式的创造都要充分关注到不同语境、不同人群的差异，有些可能要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传播；有些可能要跨越不同人群，寻求更为广泛的传播，力求让文化传播有效果、能落地。比如日本一些全球流行的卡通人物，如“口袋妖怪”，就由于易被接受而在传播中广受欢迎，衍生出许许多多的产品，近期还产生了像《大侦探皮卡丘》这样相当有影响力的影片。这可以说是个相当典型的跨文化传播例子。像皮卡丘这种人物，创作者并不特别强调其日本特征，而是从很多共通的兴趣出发，通过人们易于接受的有趣形象，创造了许许多多的文化产品，反而获得了相当大的全球影响。这种传播的方式和路径对我们应有所启发。

（摘编自《跨文化传播不要忽视“文化折扣”问题》，有改动）

材料三：

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创造了多种多样、多姿多彩的文明。透过这些生动丰富的文明形态，抓住交流互鉴这一本质要求，顺应文明发展规律，才能破除人类在文明发展道路上的诸多困惑，推动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

交流互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文明有机体的基本特征。人类在不同地区耕耘灌溉、铸器造皿、建设家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不同文明形态。人们不仅要从自然界获取各种物质资源，还要在个体生命活动基础上构建起种族、氏族、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技术条件、交通工具等限制，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一个长时段的缓慢过程，但这种交流客观存在。

文明往往是内聚力和外引力的统一体。一方面，它通过内聚力来维系自身的特质，使自身得以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它通过外引力将外部资源转化成自身养分，使自身得以开放发展。随着时间推移，原来分散在不同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不同文明的差异性逐渐表现出来，其互补性也会越来越强。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明的开放程度和借鉴能力就成为影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

文明也是一样，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就会走向衰落只有保持开放，通过交流对话，积极同其他文明进行交流互鉴，才能更好获得外部参照，在互鉴中清楚认知彼此优长、探寻互补空间、促进自身发展，从而保持旺盛生命活力。

交流互鉴是不同文明寻求合作共赢的必然途径。不同文明承载着不同的价值，文明共同体也是价值共同体。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追求。不同文明既有各自特殊的价值，也有共同的追求。比如，在当今世界，虽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共同心愿。我们应秉持平等和相互尊重，加深对自身发展道路和其他国家发展道路差异性的认知，以团结、智慧、勇气促进交流互鉴，推动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走合作共赢之路。文明交流互鉴应是平等的，而不应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是单一的、单向的。强调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

多年来，世界格局不断变化，人们对不同文明共生共存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其他国家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成为百花园，群芳竞艳。

（摘编自《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有改动）

材料一：

今天，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在深入调研、总结高校自主招生和上海等地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也称“强基计划”），遴选部分高校开展试点。2020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

据悉，“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调整强基计划招生专业。

据了解，在计划起步阶段，教育部将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范围内遴选高校开展试点。其中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相关高校可向教育部申请并提交相关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案。教育部组织专家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质量、科研项目及平台建设情况、招生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研究确定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专业和规模。据悉，高校根据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制定强基计划的招生和培养方案。符合高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在高考前申请参加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按在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考核后，高校将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有关高校要认真研究制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在招生简章中提前向社会公布。

(摘编自《中国青年报》，叶雨婷《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

材料二：

强基计划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已经跳出招生的狭隘范畴，着眼于国家对人才的战略需要，贯通国家急需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两阶段。在这一点上，强基计划显然比原来的自主招生站位更高。

限定于基础学科专业：强基计划更着眼于国家对战略人才的需要，而不仅仅是高校个体的需要。自主招生的初衷就是为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开辟一条特别通道。高考分数录取有点像招收十项全能选手，著名高校更是需要每科都强或者没有短板。但是对于那些有某些专长的学生来说，高考显然不够科学合理，甚至会埋没这些专门人才，于是，自主招生政策推出了。但长期以来，自主招生政策更着眼于招生，这部分有学科特长的学生获得的更多是降分照顾，而在其就读专业上并没有过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主招生的出发点。

新出台的强基计划则完全聚焦于基础学科。基础学科人才的强弱对关键技术的突破有着基础性甚至是决定性作用。日前，华为负责人任正非就多次谈到，华为能在5G等关键通信技术上取得突破，主要就是靠华为的“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以及120位化学家”。近年，华为从全球大规模引进了基础科学领域的一流人才，为华为在关键技术上的领先奠定了重要基础。日前，科技部联合教育部等部委还专门出台了加强数学科学研究的专门文件，目的也在此。此次强基计划明确限定了招生专业，以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为主，也是响应国家号召，从培养国家急需人才的角度出发。正因为此，入围强基计划的考生基本上都需要在其擅长的领域从事基础学科学习，而不是把个人专长作为一个进入名校的跳板，转而就读其他热门应用专业，比如金融。

限定于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缩小招生数量，强调拔尖创新人才从选拔到培养的整个贯通培养，而不仅仅是招生。

新的强基计划鼓励支持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独编班，实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并与原有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统筹考虑，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同时也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等国家重点技术攻关单位吸纳这些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研究，探索建立一种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

也正是基于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第一批试点高校限定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和过去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90余所高校数量相比，显然有大幅缩减。但作为一项重大改革的起步阶段，从小范围开始试点是非常积极稳妥的，也体现了高等教育为国选材育才的初心和使命。

（摘编自中国教育部官网，陈志文《“强基计划”不是自主招生的升级版》）

材料三：

1月15日，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即“强基计划”。这也意味着本轮以义务教育阶段坚决减负、新高考改革这一首一尾相向而行、共同驱动的教育综合改革，完成了又一项标志性的顶层设计，整体架构更为清晰，导向更为明确。

其政策要点有三：一是从2020年起，原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彻底终结。二是业已探索多年的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得以保留，但在细节流程上做了重大调整。三是该计划初步试点的范围限制在国家“双一流计划”中的部分“一流高校”，后续走向及开放性值得进一步观察。

应该说，改革走到这一步是漫长教育链条传导的必然结果，也是教育逻辑自身的演进使然。大学怎么招生，说到底还是指挥棒，小学、初高中的教育改革结果，还是要落实在高招中。上游搞素质教育，就要减少耗费在题海战术中的低水平重复性劳动。中游的高中阶段，就必须建立完备的学生综合素质纪实报告，为每个学生在其成长过程中的全面发展情况画像。那么，在下游的大学招生和录取环节有所呼应，建立配套的制度支撑，显然是有必要的。

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录取，是十余年来在大学招生改革探索的两条路径。应当承认，两个探索方向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也像文件所说的出现了“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问题，这些偏向需要纠正。

如何泼掉洗澡水的同时保住孩子？在教育部本轮出台的文件中明确规定：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这意味着高考成绩在综合评价录取中的比重回升，高校对学生的“合法”选择权的比重有所回落，其实是一次“再平衡”。

取消“自主招生”，不是“倒退”，在以空间换时间、循序渐进地协同推动大中小学一体化联动发展，在素质教育开弓没有回头箭之后，再以招录政策改革的组合拳反向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梗阻。

强基计划就是改革的2.0，用来巩固基于高考成绩的、公平公正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改革成果。

（摘编自“澎湃新闻”，《强基计划：用改革巩固高考改革的成果》）

材料一：

中国传统史学演进的过程中，按照史书的体裁和内容，可将史书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类。通史是按历史演进线索叙述历史的史书体裁，而断代史是指其叙事限定在某一朝代的史书体裁。

作为一种著史旨趣和价值追求，通史成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从司马迁开始，通史之作连续不断，与此同时，对通史理论的阐释也精见迭出。到了清代，章学诚在其理论著作《文史通义》中把中国史学上重“通”的现象归纳为“通史家风”，对“通古今之变”这一传统进行了精彩概括。揆诸中国古代史学的实际，通史之通，有“纵通”“会通”和“横通”之义。“纵通”，即贯通古今，把历史当作一个因革变通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呈现历史自始至终的联系和演化。“会通”是南宋郑樵极力提倡的作史方法，即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横通”则是在“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史著所载社会历史内容的考量。

在“通史家风”丰富的内涵中，蕴涵着一种通史精神，这种精神告诉我们，通史不仅是“时历古今”的时间上的连续不断，更是在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意旨后对历史所作出的反思。围绕这一主题，古代史家提出了盛衰、治乱、得失、损益等一系列概念，形成了系统的有关通史之“通”的理论认识。这些理论认识概括起来，就是强调以通识的眼光和整体联系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变化，进而探求蕴涵在历史变化背后的事理法则，把“通”“变”“理”当作一个完整的体系看待。“通”是为了看到历史的“变”，即在历史的长时段考察人类社会古今之变的轨迹。考察历史之“变”的最终目的是求“理”，也就是找出历史兴亡成败的一般法则和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机制。

“通古今之变”离不开别识心裁，章学诚在讨论“通史家风”时，特别强调这一点。在他看来，思想层面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之言”是通史撰述的宗旨。历史上不少在体例上与通史相仿的史书貌似通史，但实际上不能称之为通史，只能叫作“集史”。因为通史“别出心裁，成其家学”，而集史只是“合数代而称为一书”。由此，章学诚在《史考摘录》中指出：“凡所谓通史者，不问纪载短长，学问疏密，要有卓然独见，迥出前人。”中国史学史上经典的通史著作均具备章学诚所提倡的别识心裁和成一家言的特征，流传至今，难以超越。

（摘编自王记录《通史精神：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材料二：

20世纪，宣扬进化史观的梁启超、夏曾佑、章太炎以及主张唯物史观的范文澜、翦伯赞等，都对中国通史撰述作出了各自的探索和贡献。通史精神由求道转向对事物内在关系、法则和规律的揭示，撰述形式由传统的编年、纪传等史体转向以章节体为基础的多种体例交互并用，撰述的内容也在天人古今的基础上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对世界、对民族、对中外关系的认识。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通史编纂自成一家，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通史精神进行了辨正扬弃，撰述的方法更是在通变、会通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丰富。白寿彝编撰《中国通史》，他创制的“新综合体”吸收了纪传体、典制体等传统史书体的优长，多层次、多角度地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既反映了历史的规律性，又反映了历史的丰富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的中国通史仍然是时代的需要。新的中国通史要打破教科书式的编写模式，不能把中国通史写成王朝的兴亡史。在这部新的中国通史中，要叙述中华各民族生长繁衍的自然环境，反映中华民族大家庭发展状况，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发展，阐述历代生产方式的发展进步。阐述这样多方面的历史内容，需要创新历史编撰的模式。例如法国学者提出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种历史时间观念，可以运用于通史的编写。可以用“结构”来表示的内容，如自然环境的结构、经济关系的结构，都是属于长时段的问题，由于变化较小不必每个时期都写；有些属于中时段的可以用“形势”变迁来考察，如秦汉时期、盛唐时期等；短时段的问题，就如传统历史阐述中的“事件”，需要重点加以叙述，如秦的统一、楚汉之争、安史之乱等。这样的中国通史，应该体现鲜明的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继承中国古代历史著作的优良传统，又能运用反映时代特点和当代学术发展新成果的话语体系，要让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而且还应便于向国外读者推广。

（摘编自杨艳秋《中国史学通史精神别具民族特色》）

长寿的秘密

长寿的秘密隐藏在人的生物细胞之中，位于染色体末端上的端粒，正是长寿的关键。

端粒是线状染色体末端的一种特殊结构。随着年龄的增长，端粒会随着细胞分裂而逐渐缩短，但是百岁老人的端粒格外地长，其长度与中老年人甚至更年轻者的端粒相似。染色体如同一根鞋带，端粒就像是鞋带末梢的塑料扣，起着防止染色体分解或融合的作用。伴随着细胞的每一次分裂，端粒都会变小，一旦端粒消失殆尽，细胞也会相应死去。人体细胞还会产生一种强大的抗衰老酶——端粒酶，它能为端粒提供保护，使端粒得到再生或保护端粒免于损耗。拥有较长端粒的健康人士被认为患上常见的老年病，比如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更低。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端粒的长度不仅能表明人们当时的年龄，还能预示人们未来的健康状况。端粒检测已经成为科学界长寿研究领域的新兴产业，面向公众提供端粒检测服务。科学家们希望，有朝一日，端粒测试会像胆固醇或血压测试一样，更加规范化和平民化，甚至通过强化染色体端粒来延缓或逆转衰老。2012年末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平均年龄63岁的10万人中，端粒长度小于平均水平者，三年内死亡几率比常人高出25%。端粒的变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其长度在人的一生中起起伏伏，时而增长，时而缩短。目前人们对于端粒知之尚浅，但是端粒的状况确实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健康状况。对于研究衰老的科学家来说，一个人的出生日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出生日期只是说明了人的实际年龄，而端粒长度才是一个人衰老过程的真实反映。

科学家也在致力于研究可能加速端粒缩短的因素，长期的精神紧张就是其中之一。有科学家针对有慢性疾病儿童的母亲做研究，发现与健康儿童的母亲相比，前者的端粒更短，端粒酶更少。同样地，长期照顾阿兹海默症病人的家属、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未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这些人的端粒检测也呈现出相同的结果，因此患病的风险更高。端粒较短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骨质疏松症、老年痴呆症以及其他多种疾病。

研究表明，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规律饮食、运动及冥想等，都可以放慢端粒变短的速度或者增强端粒酶的活性。“端粒与健康”组织主席卡尔文·哈雷认为，端粒长度检验非常有用，它就像报警器一样提醒你，你的细胞老化可能加速了。哈雷在上世纪80年代末接受了第一次端粒检测，此后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监测。他发现，每当自己感觉压力过大，缺乏运动或者没有遵循健康食谱时，监测到的端粒状况都会有所下滑，从而督促他调整和应对。

也有科学家认为，端粒检测结果不会告诉你你会在哪一天死去，它只是在提醒你，你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了问题。端粒长度与年龄之间有一定联系，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变量。人们对端粒的了解仍然很肤浅，端粒检测结果只是一个数据，并非可以预知未来的水晶球。

（选自《海外文摘》）

材料一：

武汉长江大桥的兴建，开辟了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新历史。中国工程人员数十年来在桥梁建设工程中作过许多努力，有过很多成绩，钱塘江铁桥就是中国工程人员自己设计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完全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规模巨大的铁路桥梁。五十年前的黄河铁桥是由比利时包工的。其后的钱塘江铁桥的主要结构部分也是由德国、英国、丹麦三个“洋行”分别承包的，这就不可能使我们系统地积累自己的桥梁建设经验，没有能组成自己的桥梁建设队伍，中国的桥梁建设事业也就长期停滞不前。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将改变我国桥梁建设事业的面貌。三年来，主持武汉长江大桥勘测设计工作的工程人员和地质人员，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国家大大力支持，又得到苏联专家的无私援助，既考虑了最经济地建设桥梁，又考虑了航运等有关部门对利用长江的要求，选择了最合理的线路和桥式，完成了这个伟大工程的初步设计。同时武汉长江大桥的全部工程还将用自己的材料由我国自己的人力来建设，因此，这个工程也将是我国一座最好的桥梁建设学校，将为我国培养出一批桥梁建设人才。

（摘自社论《努力修好武汉长江大桥》，《人民日报》1954年2月6日）

材料二：

港珠澳大桥被英国《卫报》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对于这座目前世世界上综合难度最大的跨海大桥而言，每项荣誉的背后，都是一组组沉甸甸数据的支撑，全长55公里，世界总体跨度最长的跨海大桥；海底隧道长5．6公里，世界上最长的海底公路沉管隧道；海底隧道最深处距海平面46米，世界上埋进海床最深的沉管隧道；对接海底隧道的每个沉管重约8万吨，世界最重的沉管；世界首创深插式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截至通车前夕，港珠澳大桥共完成项目创新工法31项、创新软件13项、创新装备31项，创新产品3项，申请专利454项，7项创世界之最，整体设计和关键技术全部自主研发。在这一大国重器的背后，不光有千千万万建设者的汗水，更有不少为其提供强有力科技支撑的团队。如今，中国的桥梁和高铁一样，已经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而随着这张名片一同递出的，是我们身为国人的自信心。

（摘自王忠耀等《港珠澳大桥背后的科技支撑》，《光明日报》2018年10月24日）

材料三：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以信息化为基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等先技术，创造具有感知储存能力、学习判断能力的智能设备、智能控制系统等，扩展、延伸工程建设者的感知能力、预测能力、控制能力及作业能力，将机器智能与人类智慧紧密结合，形成人机一体化智能建造系统，使工程建设更为安全。智能建造平台由感知层、网络层、数据层、应用支撑层及应用层组成。感知层是基础，借助卫星等多种技术手段，采集各类数据信息，类似人的眼睛等感官；网络层利用光纤通信网等技术，将感知层采集的各类数据信息传输至数据层，类似人体神经系统；数据层中存储着大量的数据信息资源，借助数据库、云存储等智能存储手段，实现信息资源的有效存储和共享；应用支撑层是运算中心，类似于大脑，实现数据融合，最终在应用层形成各种智能控制系统，辅助工程建设者进行决策。

（摘编自林鸣等《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智能建造探索与实践》）

材料一：

夜间经济古已有之。在我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人们的生产生活状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夜市的出现与发展正是这一变化的直接表征之一。

对于古代夜市的产生与发展，有学者做了这样的描述：夜市始于殷周之际，汉代已有夜市，隋唐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夜市，宋代夜市盛况空前。杜荀鹤的《送人游吴》写道：“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写道：“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华丽的辞藻描绘不尽唐朝夜市的辉煌。可以说唐代繁荣的夜市正反映出唐朝的富足。而国家明文允许夜市存在，是在北宋时期。北宋工商业的繁荣程度超过了前代，南方地区的商业尤为发达。那时商业都市很多，最繁荣的要数国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东京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晨有早市，晚有夜市，“买卖昼夜不绝”，各种小贩、货郎在集市穿梭、叫卖，更增添了城市的热闹气氛。《东京梦华录》中称赞东京比州桥夜市“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东京夜市的繁华热闹可想而知。

当前，我国以服务业为主要产业内容的夜间经济发展迅猛，在城市经济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许多地区纷纷发展夜间经济，将其作为推动城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举措。我国对现代夜间经济的关注，最早体现在21世纪开元之际地方新闻媒体对当地夜间经济的报道中。这些报道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城市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也发生了较大变化，白天的商业服务难以满足人们在餐饮、购物、休闲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夜间经济应运而生。

虽然现代夜间经济已在我国兴起，但时至今日，学术界一直没有对其开展系统的研究。因此，如何更好、更全面地发挥城市夜间经济的功能，促进城市夜间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对夜间经济实施有效管理，保障社会各个系统健康有序地运行，应成为当前学术界的重要课题。

(摘编自靳泓《夜间经济视角下广西中小旅游城市旅游配套设施优化研究》

材料二：

[注]图表中的夜间消费额数据是以深圳的消费额为参照值(100)换算得到的相对值。

(摘编自美团研究院《2019年深圳夜间经济发展报告》)

材料三：

今年，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发展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激发城市活力。深圳向来是夜间消费的一方热土，有着很好的气候条件、市场基础、消费客流和时尚氛围。深圳要在现有夜间经济的基础上，借助以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国家新政策之力，着眼大湾区发展，从国际化、产业化、时尚化的层面做强做优深圳夜间经济。政府要当好夜间经济的“掌灯人”，具体而言，政府层面要从产业政策、空间规划、市场管理、服务配套等方面发力，当好夜间经济的规划师和引导员。深圳夜间经济既有优势和亮点，也存在短板和弱项，而这些短板和弱项正是今后发展夜间经济的着力点。

发展夜间消费，监管部门要由单一的监管角色转变为“放管服”综合陪护角色。监管部门不要把夜间集市、夜间交易当作管理的包袱，而要从主动服务入手，热情支持，精心引导；对于发现的违规摊贩、商户，不能一赶了之、一封了之，而要深入行业，现场调研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服务方式，为夜间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摘编自黄青山《发展夜间经济政府要当好“掌灯人”》

材料四：

在深圳，不少商家都在积极尝试挖掘深夜消费潜能。每年11月1日，深圳人的购物节“东门商战”如期举行，商家们踊跃“参战”。“商战”期间，东门步行街深夜仍人头攒动，热闹非凡。跨年夜，深圳各商家延长营业时间已成常态，商家纷纷举办各式特色活动吸引消费者。近年来，商家还发掘了深夜食堂、24小时便利店、午夜场电影等新的夜间经济主题。

今年，政府部门联合企业和商家举办了多个大型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深圳夜间经济的活力。8月1日至31日，市商务局主办“鹏城八月欢乐游购”活动，全市共举办畅饮狂欢节、草地音乐节、美食嘉年华、啤酒节、龙虾节、海鲜节等20余场夜间促销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0月30日至11月3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首届食品安全美食节，在全市11个区78个街道共设置了85个分会场，全城联动挖掘夜间消费潜力。

(摘编自吴亚男《深圳：夜间经济指标表现出色，将进一步打造“不夜城”》)

教育部2017年1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16》数据显示，2016年留学回国人数为43.25万人，较2012年增幅为58.48%。回国与出国人数“逆差”逐渐缩小，近八成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发展。

第三次“归国潮”经历三段式发展期

留学回国就业人员中，81.45%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11.09%为博士研究生学历，7.46%具有本科和专科学历。而这些留学回国就业者选择的主要机构类型为国有企业（25.85%）和民办企业（17.42%）。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留学回国人员，则主要选择大专院校和国家级事业单位。

其实不仅仅是留学生，越来越多的高级人才、社会精英也选择回国发展。世界著名化学生物传感器专家张学记响应祖国召唤，毅然选择了“回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回国后，我觉得更有归属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国家富强了，个人才会好。只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富强紧密结合在一起，人生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是吸引留学生回国的重要原因。各行业发展前景光明，各个城市生活水平的提升，让很多留学生更加笃定回国的信念。曾有媒体这样表述：“20年前回国，是祖国需要我；20年后回国，因为我需要祖国。”

（摘自《参考消息》2017.10）

在中国留学生归国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来中国学习的海外留学生数量也在迅猛增加。根据教育部数据，2016年在中国留学的国外学生总人数为44万人，相较于2012年增加了35%。

英国《独立报》刊文认为，未来几年内中国可能超越英国，成为海外学生留学的第二选择。文章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做出的努力、中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提供的奖学金项目，是造成这种趋势的重要原因。2016年，来自183个国家和地区的5万名海外留学生得到了奖学金。

英国利物浦大学负责中国研究项目的戴维·古德曼教授认为，到中国留学的学生将在接触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受益，尤其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就业市场更加繁荣。

（摘自美国中文网）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归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归来吧归来哟，别再四处漂泊。”

一位正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对长安君说：

“如果几年前，听到这首歌，我会觉得很土鳖，甚至鄙视播放者的品味，老掉牙的腔调让人不耐烦。但是身处国外，听到这样的歌曲，却被莫名戳中泪点，心中泛起无尽波澜。留学之后漂泊多年才明白，什么是乡愁，什么是游子心，什么是中国梦。”

近年来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想要在国内大中城市享受一顿正经的国际大餐，已经不再是影视剧中的片段，而是切切实实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常态。但实话实说，在国外想吃上一顿地道的中国菜，却成了很多侨居海外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奢望。

打开国际新闻，是不是经常能够看到美国各类枪击事件、法国发生罢工纵火等。其实国际上每天也并不太平，全球性经济下滑等原因使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各类暴力事件此起彼伏。

同时，随着国际经济形势下行，各国经济发展趋缓，社会所能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原本就存在的就业歧视让华人在外的工作处境显得有些尴尬，这不得不让很多留学生开始面对现实，思考回国发展的问题。

客观地看，国内很多地方确实不如国外，这是事实。别人家再好，也终归是别人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生长在同一片蓝天下，呼吸着同样的空气，浸润着相同的祖宗文化，我们骨子里血脉交融，即便相隔千山万水，也仍然心意相连。

其实，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心在祖国便是“此生无悔归华夏”。

（摘自中国青年网）

叶嘉莹，著名学者，1924年出生，1945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自1954年开始，在台湾大学任教15年，1969年迁居加拿大温哥华，1979年开始经常回国讲学，退休后仍长期坚持讲学，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聆听大家》栏目组总编辑景延安对叶嘉莹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以下为节选内容。

问：请您谈谈中国古典诗词蕴含的兴发感动、陶冶人品之功。

叶嘉莹：在中国文化之传统中，诗歌之最宝贵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诗歌可以从作者到读者之间，不断传达出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生命。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我们作为现代人，虽然不一定要再学习写作旧诗，但是如果能够学会欣赏诗歌，则对于提升我们的性情品质，实在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

问：您说您的平生志意，就是要把美好的诗词传给下一代人，您为何一直坚守这样的志意？

叶嘉莹：我是一个曾经历过不少坎坷忧患的人，是古典诗词给了我谋生的工作能力，更是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感发生命与人生的智慧支持我度过了平生种种忧患与挫折。我的愿望只是想把我自己内心对古典诗词的热爱作为一点星火，希望能借此点燃其他人，特别是年轻人心中热爱古典诗词的一点星火。

问：您说《论语》是您背诵得最熟，也是对您影响最大、受益最多的一本书，您如何看《论语》等儒家经典？

叶嘉莹：我在艰苦的物质生活中，所想到的是《论语》中所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及“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的一种自信与自立的精神和态度。在我看来，不仅诗歌，《论语》一书中也同样充满了活泼的感发之生命。

问：离别30年再次回到故乡北京，在1974年您曾写下“卅载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的诗句。其后1979年您从加拿大第一次回国讲学，又写下“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的诗句，表达您回国为祖国的古典文化和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坚定意愿。在您心中，“祖国”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叶嘉莹：我从小是在苦难之中长大，我关怀国家人民的苦难，这种感情是我从小养成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一心梦想，哪一年我能够再回到我的故乡。杜甫的“秋兴八首”里边有一句是“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我怀念我的故乡，我就在想我这辈子还能够再回到我的老家北京去吗？1979年当我能回来教书的时候，国家要建设，国内有的是人，我是个不成材的散木，但是我怀念我的故乡，怀念我的祖国。我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好的办法报国，我只能把我所体会的、我所传承的中国诗歌中的美好的品格和修养传给下一代。

问：您出生时中国正处于破碎战乱之中，分崩割裂。今天的中国走上了自立自强的发展之路，请描述一下您心中的中国梦。

叶嘉莹：2014年的4月，我参加恭王府的“海棠雅集”，当年我到辅仁大学女校来读书，辅仁大学女校就在恭王府。当年恭王府也有海棠，可是当年的海棠花开的时候，我们是在沦陷之中，我现在再回到恭王府看到恭王府的海棠花开，我们已经是如此富强、如此有前途的一个国家了，我真是高兴能看到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欣欣向上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