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主创新是以人为主体的积极、主动、独立的发现、发明、创造的活动，它是通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独特核心技术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新产品价值的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竞争愈演愈烈，通过自主创新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形成独有的经济、文化体系，才能让我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国。

人才培养支撑自主创新。在实行自主创新的过程中，需要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构建科学合理、激发潜能、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科技人才机制，这样自主创新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

（摘编自《正确理解自主创新的含义》）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自主创新是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节奏，各类创新指数显著提升，中国正在逐步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创新大国。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科研人员的数量保持着逐年增长态势。万名就业人员中科研人员数从2010年的33.6人／万人上升到2019年的56.0人／万人，年均增长高达6.4%。在一些关键领域，我国不断有重大自主研发成果问世。基建领域，国产“复兴号”成功运行标志中国成为少数几个拥有高铁自主标准体系的国家之一。在通信领域，华为、中兴等成为国际新5G时代的领军者。“中国创造”开始惊艳世界。

自主创新并不是意味着闭门造车，也要博采众长，这样才能少走弯路。近年来中外自主创新交流愈加频繁，很多国际前沿科技为中国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为保障自主创新，我国加大了法制建设。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创新执法方式，并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行政协同的综合执法优势，尤其加强了对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源头上为企业自主创新筑牢制度屏障。

（摘编自《自主创新勇立潮头》）

材料三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我国未来将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目前，我国的创新能力还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短板和弱项较为明显。正视这些问题，才能更好地实现科技创新这一目标。创新型企业、广大科研工作者、科研主管部门，都应立足国情，在助推创新发展、科技腾飞的道路上自强奋斗、敢于突破。

（摘编自《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材料四

据海关统计，今年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紧盯全球贸易格局变化，加大自主创新力度，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力的同时也拉动了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在深圳金进科技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赶制一批出口意大利的咖啡机。该款产品盯准了疫情后“宅经济”市场，针对消费者偏好进行了优化，体积更小，还具备自清洁功能。今年这些自主研发的小家电产品出口销量持续增加。

（摘编自《民营企业加大自主创新力度拉动我国外贸出口增长》）

材料一：

随着“互联网+”日渐融入生活，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既获得技术进步的红利，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近年来，个人信息的内涵与范围均在不断延伸。与姓名、职业、通讯记录、家庭住址等传统信息相比，如今，个人上网痕迹、位置轨迹等数据日益重要，人脸、指纹、声纹等生物特征信息应用日益广泛，相关信息保护工作难度加大。

未来，当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应用不断涌现，一切皆可能被数字化。应当说，个人信息既关乎个人的隐私和尊严，又天然具有社会公共属性，“数字化生存”需要个人让渡部分个人信息。人们的担忧主要在于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过程中的不透明与不确定性。正因此，在加强隐私保护成为共识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维护个人权益与合理使用信息的关系，成为信息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摘编自喻思南《数字时代如何保护个人信息》，《人民日报》2019年10月16日）

材料二：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2019年上半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通过自主捕获和厂商交换获得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103万余个，通过对恶意程序的恶意行为统计发现，排名前三的分别为资费消耗类、流氓行为类和恶意扣费类。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监测分析发现，在目前下载量较大的千余款移动APP中，每款应用平均申请25项权限，其中不少APP与电话业务无关，却申请拨打电话权限，数量占比超过30%。在个人隐私方面，每款应用平均收集20项个人信息和设备信息，涉及社交、出行、招聘、办公、影音等各方面。此外，大量APP有探测其他APP信息、读写用户设备文件等异常行为。

近日，由中央网信办等指导举办的“2019年网络安全博览会”展示了今年1月至9月中央网信办等4个部门开展APP个人信息保护专项治理工作的成果，其中就包括近600款APP的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评估和处理情况。

中央网信办网安局一级巡视员兼副局长杨春艳提到，针对当前APP强制授权、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违法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等数据安全问题，中央网信办起草了《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办法》、国家标准《移动互联网应用（APP）收集个人信息基本规范（草案）》等系列制度文件。

（摘编自陈亚楠《对APP“强制索权”说不》，《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11日）

材料三：

日前发布的《2019全国网民网络安全感满意度调查统计报告》显示，37.4%的网民认为网络个人信息泄露非常多和比较多，58.75%的公众网民表示曾遇到个人信息侵犯。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背后，是强烈的商业驱动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相关专家说，数据本身就是财富。APP后台运营商大都是互联网公司，其用户日活量背后带来的海量用户信息是吸引投资的重要方面——掌握越多的用户个人信息，APP就越值钱。

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背后，是我国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尚不完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副所长李建领认为，个人信息保护虽已写入网络安全法，但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

业内专家认为，APP专项治理工作应做到技术手段与行政监管并重。“好的技术手段需要依托行政监管落地，行政措施也需要技术手段来做支撑。”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副所长于锐说。

李建瓴建议，尽快推进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规的制定和出台，为个人信息提供系统性、体系化的保护。

避免个人信息泄露，用户也有必要提高自身安全意识。专家建议，用户要选择正规渠道下载APP，并重视手机隐私权限管理，及时关闭不必要的APP权限。

（摘编自《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治理APP超范围收集信息、强制收集信息、过度索权》）

材料一：

除买卖用户个人信息外，当前黑产团伙还侵入政企服务器，窃取用户个人信息，借此从事网络赌博、网络诈骗等不法活动。

“大数据时代，人人都在裸奔”，用户前脚刚注册的信息，后脚就被黑产打包成明码标价的商品反复兜售。后互联网时代，伴随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中国正在迎来一场空前的“隐私危机”。

互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双11”期间，共为全国用户拦截钓鱼网站攻击1.1亿次。

在庞大利润的驱使下，科技犯罪分子们产销分工明确，无孔不入地覆盖个人信息窃取的各个环节。若不能从源头封堵，很难从根本上遏制个人信息的不当流出。

打击黑产须有“三重门”，而禁止登陆只是第一重门。接下来是用AI等技术手段抬高违法成本，让黑产“不想做”，以及通过化被动为主动，用自然语言技术打入黑产内部，掌握情况后提前防控，迫使其“不敢做”。

（摘编自《隐私危机更可怕》）

材料二：

近年来，有关部门与时俱进，探索人才培养新思路、新机制，推动加快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2016年6月，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网络安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意见》，推动开展网络安全学科专业和院系建设，创新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机制。

2017年，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实施一流网络安全学院建设示范项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11所高校入选。

示范项目高校在相关部门和地方的支持下，出台特殊政策，加强院企合作，扩大招生规模，深入推进网络空间安全络安全人才培养取得明显进展。

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国家网安基地规划面积40平方公里，国内网络安全企业50强中已有大约三分之二落户该地，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发展一批重点项目，网络安全人才、技术、产业融合发展的生态环境正逐步确立。

（摘编自《筑牢网络安全之基保护人民群众信息安全》，《光明日报》2020年9月14日）

材料三：

黎黎缘裳：家里有小孩，每天都担忧他会受到扭曲的网络文化的毒害。想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守卫着我们的互联网环境。

cj314：我们享受着互联网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遭受着不同程度的互联网侵害，比如个人隐私的泄露。我认为未来信息防护课程可能会成为一门必修课。

周周周：除了提高技术以外，网络安全最重要的是提高每个用户的网络安全意识。隐私信息泄露，收到推销电话还只是相对有限的烦恼。更可怕的是，信息流入到地下黑产领域，密码、账号、财产等，就会一环一环被攻陷。

白牡丹和红玫瑰：女朋友是一名反病毒工程师。每天都会告诉我白天分析了多少个病毒样本，跟我讲勒索软件的原理，跟我讲勒索软件如何绕过杀毒软件，跟我讲……我常对她说，你是我的英雄，也是大家的英雄。

读芯人：互联网正在逐渐向产业领域深入，这对于网络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今网络安全不再仅仅影响着虚拟世界。如果网络安全不能得到保障，那么大数据、物联网等一众技术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这些新技术也无法在产业领域走得更远。

楼上楼下：我也是做网络安全的，我们这行真的要懂很多，渗透测试、编程、通信协议、硬件维修维护……我都涉猎，但在外界眼中我还是个修电脑的。

（摘编自《对话网络安全守护者》，《光明日报》2020年9月13日）

材料一：

2001年，中国探月工程正式进入论证阶段，叶培建成为首批核心研究人员之一。2004年初，探月一期工程立项，叶培建担任嫦娥一号卫星总设计师兼总指挥。

嫦娥二号卫星与嫦娥一号同时研制，原本作为其备份，它的研制前景一度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嫦娥一号已经成功了，没必要再花钱发射备份星。叶培建站在反对方据理力争。他说，探月工程并非到此为止。既然研制了这颗卫星，为什么不利用它走得更远？不少人认为，嫦娥四号无须冒险，落在月球正面更有把握。叶培建再次反对。“中国探月工程应该走一步跨一步。落到月球背面去，这是个创举。”他说。

如今，嫦娥四号已成为人类首个在月球背面实现软着陆的探测器，玉兔二号巡视器也已累计行走约290米。它们均已成功完成第10月昼工作，顺利进入第10月夜。

对于嫦娥四号任务的成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位专家感叹道：“我们再也不能说中国人只会跟着干了。”

(摘编自付毅飞《人民科学家叶培建：让中国探月工程跨步前行》)

材料二：

“太空机器人”公司的登月计划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商业月球有效载荷服务(CLPS)计划赞助。此次飞行将是“游隼”及将其送入月球的火箭……由美国联合发射联盟研制的新型“火神半人马座”飞行器的首飞，或许也是私人公司研制的航天器首次登月。据悉，同样由CLPS资助的“直观机器”公司的Nova-C月球着陆器也计划同一时间发射。

“游隼”将向月球表面运送约30个有效载荷，其中14个将由NASA提供。除了由东京“戴蒙”公司研制的“瑶姬”，英国迄今第一辆月球车、由伦敦“太空点”公司研制的四脚小型飞行器也将加入这场月球之旅。

“戴蒙”公司首席执行官中岛信一郎在声明中说：“我们的月球漫游车‘瑶姬’已成功通过100多次测试，并且拥有有史以来最小但最高效的车轮。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有100辆‘瑶姬’在月球表面着陆。”

NASA将CLPS资助的这些任务视为其“同忒弥斯”登月探测计划的主要推动力。“阿忒弥斯”希望到2024年将宇航员送往月球南极附近，并于2028年前在月球上及其周围建立永久可持续的人类根据地。

迄今为止，只有苏联、美国和中国3个国家成功实现了航天器在月表软着陆。以色列和印度2019年分别进行了“创世纪”和“月船2号”任务，试图成为第4个国家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刘霞《日本月球车“瑶姬”拟于2021年首次登月》)

材料三：

美国“元勋级”宇航员、搭乘“阿波罗11号”与阿姆斯特朗一起登上月球的奥尔德林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宇航大会上公开质疑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登月计划。他认为NASA无须建造代号“门户(C-ateWay)”的绕月空间站也能在2024年前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此外，他还建议深化国际航天合作，中、美、俄等国联合组建“太空探索联盟”。该联盟应包括美国及其传统的航天伙伴。包括俄罗斯、欧洲和日本等，也应包括中国，最终要将印度、澳大利亚、阿联酋等拥有太空探索能力的国家全都纳入其中。联盟可以利用Spaces、蓝色起源、联合发射联盟等私营航天公司，帮助其将“共同愿景”变为现实。

(摘编自胡定坤《“阿波罗”元勋宇航员质疑美登月计划》)

刘醒龙：坚守的底线才是你真正的高度

都市时报：你很久以前就获得过“人民文学新人奖”，时隔20年，你再一次获得“人民文学奖”，感受有何不同？

刘醒龙：虽然已经无法回到从前，但感觉又被“励志”了一回，觉得自己与那些虎头虎脑的小伙子还有得一拼。

都市时报：《人民文学》的颁奖词说：“《蟠虺》可谓刘醒龙近年创作的巅峰之作。”你也曾说过：“30年的创作生涯，一直是在寻找文学的高度。”你认为这个高度是什么，你找到了它吗？

刘醒龙：既然来到这个世界，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人生真的都是“蛮拼的”，当作家的也是一样，好作品是拼出来的，算不上好作品的作品也是要“蛮拼的”才写得出来。拼了多少年，以为站上一定高度了，定下神来一看，才发现自己所坚守的底线在哪里，那才是真正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自己达到了心想达到的高度。正如比萨斜塔，相比高度，其基础的底线才是举世无双的理由。

都市时报：你一向被视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领军人物，《蟠虺》的故事发生地却是在武汉这座大都市里，因此很多人将它称为你的“转型之作”。是这样吗？

刘醒龙：我在20年前就写过：城市是乡村的梦想，乡村是城市的故乡！在我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转型”概念。一个人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是想变也变不了。脱胎换骨是神仙才有的本事，写作中的人最重要的反而是努力守住内心极度的秘密，与自己一辈子相伴相生。

都市时报：在你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中你创作了两首别致的赋，你曾说：“它在小说中的出现另有特别的理由。”能不能说一说这特别的理由是什么？

刘醒龙：以往的小说，往往会借助人物或别的什么，来一段长篇大论的议论，用以抒发那些特别的情怀。《蟠虺》中赋的运用，可以看作是这方面新的创意。比如“20载清流，怎洗涤血污心垢断肠？”“佳人做贼，丑墨污香。”“纵然上下其手，难抵董狐一笔。”“苍黄翻覆，霜天过耳，且与时光歃血会盟！”这些句子的力量与深意，可以成为小说的点睛之笔。还有一点，在现代化进程处于超高速的当下，对经典文体的重新实验，有助于我们放慢心律，品味人生的抒情性，消减让我们越来越觉得难以负重的占有欲。

都市时报：你的很多作品都搬上了大银幕，在你看来“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两者传播方式有何不同？《蟠虺》有没有可能搬上大荧幕？

刘醒龙：小说能否改编成影视作品，我一向持随缘态度。《蟠虺》从问世到现在，影视界的人一直没断过联系，有些甚至谈得很深入，不过，直到今天还没有定盘。不确定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是缘分不到。从文学的理由来看，好小说不一定非要改编成影视剧。也就是说，影视剧离不开文学，文学则可以与影视剧相隔十万八千里。

都市时报：你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从不写大人物，只写小人物。”为何总对小人物充满敬畏？

刘醒龙：我本来就是小人物，也只了解小人物，所以除了小人物，我写不了其他人物。话说回来，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其实都是免不了要吃喝拉撒的小人物，是男人的，见到美丽女子都会觉得赏心悦目，是女人的，见到鲜花宝马都会顾盼流连。

都市时报：都说现在网络和读图时代已经到来，你会经常在这些新媒体上阅读吗，你认为它们是否会取代传统阅读？

刘醒龙：我肯定不如此认为！人类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伟大的发明便是文字。动物们不认识字，但动物没有不认识图像的。再美的图像也是图像，再现代化的图像也是图像。回到读图时代，就等于让人类回到与动物相差不大的原始社会。

都市时报：看了你的微博和博客，其中有不少你的书法作品，甚好！很好奇，你平时休闲的兴趣爱好是什么呢？

刘醒龙：书法是我近两年才拿出手的，写和不写，写得好与不好，我只考虑自己的心境，以往写作是唯一能使我放下身外之物的方式，现在的书法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说，目前阶段，写书法时已经能使我身心变得轻松。

故事是文本所叙述的事情，是作家叙事的原材料；情节则是讲故事的方法，或者是故事的布局方式。这种区分对于小说叙事研究很重要。它把问题集中在叙事形式与叙事效果之间的关系上，而不是纠缠于故事是不是真实、客观不客观。值得一提的是，所谓原材料并不是指生活原型或创作素材，而是指读者读完文本后，根据事情的先后顺序重新构想出来的故事本来形态，是我们可以从文本中推断出来的这些事件的实际发生时的次序。比如一部侦探小说的情节展开过程可能是这样：一件凶杀案发生了，案情扑朔迷离，侦探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拨开迷雾，查清了案情真相。看完全部情节后，人们通常会按照事情的先后顺序把故事重新构想出来。前者是情节，后者就是所谓的故事。

（节选自南帆《文学理论》）

人们一般认为情节应该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发生、发展、高潮、结局。它们由矛盾推动，构成一个前后之间有因果联系的整体。英国作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就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用来说明故事和情节的区别。“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事情是按时间顺序讲述的，前后间不考虑因果联系。“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悲伤过度也死了”，这是情节，虽然也是按时间顺序讲述的，但前后间有因果联系。情节是通过因果联系来组织故事的，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出现以前，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从因果联系角度出发，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事情被一笔带过，有些事情却占据了很长的篇幅；为什么讲完今天的事情不接着讲明天，而是回过头来倒叙几天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对情节的整个因果进程关系重大，有些则有可能是旁枝末节。

（节选自刘小新《文学理论基础》）

福斯特认为“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只是一个故事（在纯粹编年史的意义上）而已；“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悲伤过度也死了”则是一个情节，因为它增加了因果关系。然而，有趣的是我们的心灵要固执地去寻找结构的一致性，只要有必要，它们就会提供。除非有人引导，否则读者就会认为甚至“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也表现了一种因果关系，认为国王之死与王后之死有某种联系。在视觉领域里，我们也以同样的精神寻求一致性，也就是说，我们天生就会把粗糙的感觉转化为知觉。所以,人们认为纯粹的编年史难以实现。“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悲伤过度也死了”在叙事上的不同，仅仅是在表层的清楚程度之上，在更深的结构层面上，这两种表述都出现了因果因素。读者理解了或补充了它，他们推断国王之死就是王后之死的原因。“因为”是通过对日常世界的推断而推断出来的，包括有目的的言说的人物。

（节选自查特曼《故事和叙事》）

材料一   假设市场空间由两种海洋组成:红海和蓝海。红海代表当前业已存在的所有行业，这是一个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代表当前尚不存在的所有行业，即未知的市场空间。在红海中。产业边界是明晰和确定的，游戏的竞争规则是已知的。身处红海的企业试图表现得超过竞争对手，以攫取已知需求下的更大市场份额。当市场空间变得拥挤，利润增长的前景随之黯淡。产品只是常规性的商品，而割喉式的恶性竞争使红海变得更加血腥。与之相反,蓝海则意味着未开垦的市场空间、需求的创造以及利润高速增长的机会。尽管有些蓝海是在现有的红海领域之外创造出来的，但绝大多数蓝海是通过扩展已经存在的产业边界而形成的,正如太阳马戏团所做的那样。在蓝海中，竞争是无关的，因为游戏规则还有待建立。

(摘编自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蓝海战略》)

材料二

上图中实曲线就是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生产率前沿曲线,它描绘了产业在现有市场即红海中的战略边界。一个组织的市场竞争战略，或称红海战略，要成功，就必须在价值和成本间作出选择:要么在价值上取胜,就是所谓的差异化(点1),要么以低成本领先(点2);但不可能两者兼得。

(摘编自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蓝海战略2》)

材料三   近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上海迎来最严垃圾分类措施。敏锐的商家们惊喜地发现,一片新的财富蓝海正在形成。

许多创业公司也瞄准这一点，全力搭上垃圾分类的“顺风车”。支付宝、微信在7月1日之前就已经相继推出了各种“垃圾分类”小程序,企图抢占这一风口的第一波流量。

其中，支付宝还在“城市服务”中开辟了“垃圾分类回收”专栏——易代扔，服务内容包括家电数码回收、生活垃圾回收、大件付费回收等上门回收服务。而拼多多则是在销售上做功夫:对分类垃圾桶进行补贴销售,成绩不俗。

除了上门服务,智能垃圾回收柜赛道竞争也十分激烈，最近已经濒临破产的“小黄狗”也因为垃圾分类又火了一把。

作为一家环保企业的创始人，徐鹏正在筹划一项关于人工智能垃圾分类的业务。“我们的项目是将社区、医院、大学、政府机关、产业园区的垃圾变废为宝。我们会将餐巾纸、筷子、外卖盒、尿不湿、纺织物品进行自动分解,如此一来,一吨的垃圾我们可以减量80%-92%。如果是厨余垃圾，我们会将其做成有机肥料，一吨的厨余垃圾大概可以产出100~200公斤的有机肥料。”

与此同时,一些企业纷纷通过再生资源回收设备来跑马圈地。这些智能垃圾分类回收设备设有各种可回收资源的投入口，包括纸类、纺织物、饮料瓶、金属、塑料、玻璃等回收类别。

按照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计划，从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北京、天津等46个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有业内人士预计，未来一年该市场将释放出200亿元到300亿元产能,10年内，产业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到3000亿元。

(摘编自钱培坚《垃圾分类,能否分出一片财富蓝海?》)

一个剧种如何在传承中日臻完善？一部经典如何在传承中存续精华又不断创新？文化传承中，许多问题都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研究、探索。本报（《人民日报》）邀请名流大家分享有代表性的传承实践，以启迪当下。

记者（曾玲娟）：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如何把戏曲艺术传承发展好，是重要课题。其中，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传承，一直备受关注。您认为昆曲传承的关键是什么？

蔡正仁（昆曲表演艺术家）：“守正创新”。戏以人传。昆曲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动态艺术。不像有些行业可以靠书本学知识，昆曲靠的是演员代代相传，靠老师教学生一招一式，这些东西在书本上是找不到的。昆曲的师承很重要，“传”主要靠老师，“承”主要靠学生，两者不可缺一。

记者：600年昆曲历史悠久，其发展史如同不谢幕的长剧，场景变换，人物更迭，起起落落。昆曲在传承方面遇到的问题颇具典型性。剧种的传承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吗？

蔡正仁：19世纪20年代时，已经没有多少地方唱昆曲了。20世纪20年代初，一些有识之士在苏州办了“昆剧传习所”，招了四五十个学员，就是“传”字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全国只剩下20多位“传”字辈老师。1953年，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开始招生，聘请“传”字辈老师入职。1954年3月1日正式开学，就是俗称的“昆大班”。我12岁进了“昆大班”。1956年5月18日，新编昆曲《十五贯》进京演出，周恩来同志看完后，评价说“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重视，才将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昆曲的火种保留了下来。

记者：可见艺术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蔡正仁：是的。昆曲是中国戏曲的高峰，象征着中国人精神层面中风雅的部分。它像阳春白雪，也比较脆弱。

记者：戏曲的传承，靠的是人，这是大学问。您认为，目前昆曲传承面临哪些问题？

蔡正仁：当下年轻演员会的戏也许更少，还存在唱念不够规范的现象。目前，昆曲界存在行当不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的行当有好演员，有的行当没有，特别是花脸、老生、正旦、老旦等，严重匮乏。

记者：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有效避免昆曲传承过程中的代际衰减问题？

蔡正仁：昆曲发展形势越好，从事昆曲的人越要保持头脑清醒。流于浮躁、仅满足于视频上学，绝不可取。潜心学习、不偏废基本功，才是正道。戏曲传承还要打破“门第之见”。比如武旦戏，京剧的好多武旦戏都是从昆曲学来的，我们没法在自己门里学，就要想办法跨剧种来学。保持长处，修补短处，才能把昆曲传承好。

记者：我们常说，“学艺要有悟性”，您如何理解和培养戏曲演员的“悟性”？

蔡正仁：梨园行有句话，叫“初学三年走遍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刚学三年，老师一招一式都能模仿，不知其所以然。再学三年，一旦体悟奥妙，觉得自己不行，反而是质的飞跃。这就是“初学三年”与“再学三年”的关系了。

记者：文化传承的确是要花功夫、花力气的事情。您从12岁开始便再没离开过昆曲，这种坚持特别有意义。

蔡正仁：学艺68年，我更能体悟昆曲的魅力，也更觉“寸步难行”。随着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昆曲将有更大发展潜力。一个剧种的传承在于它自身的价值，昆曲本体的艺术性毋庸置疑，所以，我相信它会越来越好。我们要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学好、演好，传承好昆曲，踏踏实实地奋斗。

摘自《600岁昆曲为何魅力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