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洪涝等自然、地质灾害历来是危害文物安全的重要因素，古老的文物建筑在严重的自然地质灾害面前尤为脆弱。受自然环境侵蚀和人为活动的影响，古桥梁、古城墙、古民居等文物建筑，都是历经岁修、大修以及灾后重修才得以保存至今。我国文物建筑多为木构架结构，且分布区域复杂，许多位于山区、河流湖泊、沟谷区域，更容易在自然地质灾害中受损。一旦赶上极端天气，文物安全压力更是大增。

2016年中秋，受台风“莫兰蒂”影响，浙江泰顺的文兴桥、文重桥、薛宅桥被洪水冲毁。我们当时第一时间通知当地居民注意抢救保护被冲散的廊桥木构件。在大家的努力下，三座廊桥大部分木构件、石构件第一时间被搜寻回来，保证了廊桥后期的修复可以使用原构件，再对抢救回来的原构件进行检测分析。我们综合考虑构件受力特征和构件残损的情况后，对糟朽和开裂严重的伸臂梁、木拱架、木平梁等构件采用墩接、镶补、拼接和铁件加固的方法进行处理，保证其可以再次使用。如今，廊桥以崭新面貌重新回到老百姓身边。

要持续发挥古建筑的作用，需要付出巨大的维护成本。从李冰修建都江堰以来，后人坚持每年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维护。形成了包括岁修、大修、特修和抢修在内的维护保养机制。每年岁末，堰官利用枯水期对工程进行“体检”和“治疗”称之为岁修。隔几年，对整个工程“全面体检”，对看不见的水下破损进行修理，就是大修。都江堰成为世界遗产后，对它的日常监测更加科学化。

岁修与大修，对古老的文物建筑安全十分必要。要始终坚持以预防为主，将文物建筑的抢险加固和保护性设施建设纳入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总之，我国不可移动文物需要细致的呵护，形成一套完整的预防灾害方案，方能“延年益寿”。

(摘编自黄滋《岁修机制为古建“延年"》)

材料二：

随着贴金工序的结束，沈阳故宫大政殿彩画工程日前竣工，这也意味着沈阳故宫古建筑油饰彩画保护修复一期工程全部完成。该工程于2013年初正式启动，工程范围为大清门、崇政殿、左翊门、右翊门及大政殿共5处建筑。

沈阳故宫大政殿俗称八角殿，始建于1625年，自上世纪50年代修缮后，大政殿彩画已近70年没有修缮。由于保护不善和管理不当，以及当时的经济能力有限，上世纪50年代的修缮改变了部分彩画纹饰，新绘制纹样质量较差、笔触粗糙，而且部分使用了现代材料。而这部分现代材料劣化性状与传统材料不一致，导致出现了起甲、变色、发黑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原有彩画的保存现状。

古建筑修缮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改变文物的原状，尽量使用原材料、原工艺来进行修缮，什么地方坏了就修什么地方，而不是进行整体、全面修缮。第二是遵循可逆性的原则，就是维修之后要让别人知道哪些修过，哪些是原始的。

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油饰彩画保护修复工程的保护设计和修缮工作严格遵守“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原则。在材料上，坚持使用传统矿物质原材，主要有群青、石绿等；在形制上，一方面以原有彩画为基础，同时参考历史资料并结合清代官式做法进行调整，使之更加符合大清门、崇政殿、大政殿的历史原貌;在工艺做法上，多次组织召开油饰彩画工程专家论证会，聘请国内具有优秀彩画施工技术的匠师参与，坚持采用传统的清代官式彩画工艺做法，确保彩画的质量。

(摘编自辛阳《古建修缮，不求“返老还童”》)

材料三：

据统计，山西73%以上的古建筑存在不同程度的险情。古建告危，附属在古建筑上的壁画情况亦岌岌可危。山西现存壁画约2.4万平方米，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及外在环境的改变，这些珍稀罕有的文化遗存出现了断裂起甲、空鼓酥碱等多种病害，其中相当一部分险情严重。此外，一些古村落虽未废弃，但村中现代化新房比比皆是，传统风貌被破坏殆尽。

虽然山西古建筑保护一再被媒体及各地文物管理部门重视，但真正实施起来难上加难。文物主管部门也承认，大量具有保护价值的古建筑尚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原因有二：一是缺少资金，二是缺少人才和技术。

为了拓宽融资渠道，山西省曲沃县2010年出台了《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办法》，组织、鼓励、引导民间资金认领保护古建筑。古建认领，有效破解了“文物部门有心无力，民间力量有力无门”的难题，为文化遗产保护找到了一条好出路。山西文物部门拟将核心、精华的古建筑保护起来，把省保以下的文物全部放开，借助社会力量来维护。而山西省文物局则建议，地方政府应负起文物保护的主体责任。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市县政府目标责任考核体系，让文物建筑有人负责、有计划、有钱养护和维修。此外，山西拟出台《文物建筑构件保护管理办法》，让有关部门在监管时“有法可依、有理可循”，对破坏行为进行制约。

“许多本应挽救与保护的古建筑，却在城镇化建设浪潮中遭到破坏。”中国民族建筑研究会专门就城镇化过程中古建筑及古村落保护与利用进行过调研，指出：对于古建保护，首先要摸清存在的问题，梳理出当地古建筑及传统村落的分类、分布及发展变化趋势，研究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内在相关因素；其次要立足于当地经济文化特点，确立“古建筑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驱动力模式，形成兼顾各方利益的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体系；第三是在规划建设上进行探索，在保持古建筑和村落特色、特征和时代风貌的基础上，形成城镇化建设类型和利用模式。

(摘编自邢兆远、李建斌《如何留住历史的记忆》)

材料一

“游学”是世界各国各民族最为传统的一种学习教育方式，在国内可溯源于孔子。“游学”指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到另一个全新的环境里进行学习和游玩，既不是单纯的旅游也不是简单的学习，是在学习之中潜移默化地体验人生，在体验当中学习。“游学”这两个字符合当下正流行的寓教于乐的教育理念。

（摘编自朱雪晶《经济增长背景下研学旅游产品的发展》，《中国商论》2019年11月）

材料二

游学旅游的购买者为家长，消费者为学生，产品的购买与消费分离。在游学旅游过程中，购买者与消费者的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又相互影响。旅游准备阶段（购买阶段），购买者与消费者二者同时并存，该阶段父母是主体，而旅游消费者间接影响购买者；旅游体验阶段是旅游的核心阶段，学生是主体，消费父母事先购买的旅游产品，而不参与其中；旅游结束（反馈阶段），二者又同时并存，学生在体验旅游经历后，会成为最主要的旅游反馈者，父母只能通过询问消费者的感受，是间接的旅游反馈者，这个阶段无论是消费者还是购买者，都能将本次旅游的信息真实或片面地传递给旅游产品提供者或者其他人。

（摘编自张茜《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游学旅游产品影响因素研究》，《全国流通经济》2018年06）

材料三

目前国际教育热潮兴起，更是催生出留学前臵需求海外游学。留学和游学相辅相成，要留学先游学，出国留学热度不减（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加，保持10%左右增速）也带动游学产业的发展。据新东方2017国际游学白皮书，参加海外游学的学生中有83.3%是正在申请留学或者计划留学的，留学和游学的目的地国家二者重合度较高。

图一：海外游学学生所处学习阶段                  图二：出国留学人数逐年增长

（摘编自《2018年中国游学产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中国产业信息》2018年06）

材料四

海外游学固然有其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以不菲的费用去换来所谓的收获，值吗？目前的海外游学项目，普遍陷入了成人化、贵族化、娱乐化的误区，让海外游学变了质、变了味。不少海外游学产品“游”多“学”少，变成一个商业销售噱头。

如何做到理性游学，值得留学生及其家长反思：何为游学，何时游学，何地游学，游学何为，以及是否需要海外游学？倘若“游”大于“学”，甚至只“游”不“学”，“海外游学”不游也罢。市场上的游学项目品种繁多，家长应结合自身条件，谨慎看待海外游学，理性选择游学项目，千万不要因为焦虑而盲目跟风。

其实，教育从来不是简单的教学问题，海外游学乱象，不仅仅是学生个人的教育问题，也与社会监管乏力密切相关。据了解，在一些国家，游学领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行业规范和体系。在美国，正规夏令营任教的老师需要先参加相关培训和考试再持证上岗。在日本，游学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全国修学旅行研究协会等机构会提供大量专业游学方案和服务。

而相比之下，我国游学市场属于典型的交叉地带，游学机构、从业师资的资质审查和游学内容等基本处于监管盲区。避免游学陷阱，亟需相关部门加大监管，规范整顿海外游学。长远看，则需借鉴国外成熟做法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游学评价指标体系并定期考核，让游学真正体现出自身价值。

（郭立场《变味的“海外游学”不游也罢》,新浪财经，2018年8月）

材料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的文化遗产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博物馆接待参观人次，从2001年的7955万人次增长到2014年的7.2亿人次，13年间增长了8倍。对于青少年而言，博物馆逐渐成为学校教育之外的“第二课堂”，在互动性、体验性、趣味性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优势。2014年，全国博物馆拥有近3000万件（套）藏品，依托这些藏品在历史、文化、考古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科研活动，科研成果也非常丰富。针对藏品的研究，需要整合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教师，因此博物馆往往会成为一个地区的文史研究中心。同时，博物馆逐渐成为展示城市独特历史文化、提升城市文化品牌价值的重要载体。2010年，西安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把西安建设成“博物馆之城”的战略目标，随后广州、济南等城市也纷纷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口号，以此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摘编自刘世锦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4）》）

材料二：

2008年起，中国文化文物系统的博物馆开始全面免费开放，此后博物馆的直接经济贡献逐渐弱化。因此，只能通过博物馆事业增加值来衡量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即文化文物系统内的博物馆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如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文物巡展、社会文物鉴定及咨询等）而增加的价值总和。2001～2014年全国博物馆事业增加值变化情况如下图：

（摘编自苏杨等主编《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报告（2015～2016）》）

注：计算或比较不同时期的经济数据时，用某一时期产品的平均价值作为固定的计算尺度，这种平均价格叫可比价格。可比价格计算出的指标，可以消除价格变动因素的影响，便于对不同时期进行历史对比，以观察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

材料三：

要真正了解或融入一个城市与国家，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参观博物馆。北京每年接待的上亿游客中，相当一部分要参观北京的博物馆。博物馆对于旅游经济的拉动难以用数字衡量，它更多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宣传和教育作用。通过品牌价值的提升和精神核心的建立，实现对旅游经济的长远影响，这也是博物馆对国民经济的间接贡献。

（摘编自王小润等《博物馆能否成为旅游经济新坐标》）

材料一：

古井、古树、黄氏宗祠……清晨，鸟儿清脆的鸣叫唤醒了这个古老的客家村庄。走进海南儋州那大镇洛南村委会下辖的力乍村，绿树环抱，依山傍水，一栋栋客家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翠林修竹环绕村边，村道整洁干净、自然有序。村庄的环境不仅让村民自己住得舒服惬意，还吸引了不少城里人来感受田园风光。

去年，在海南省第一批美丽乡村名单上，洛南村获评为“海南省美丽乡村”。上榜的原因除了产业发展、乡风文明，还在于洛南村在规划建设中，保留着客家风情特色的村落格局和建筑风貌。一批批游客来此体验包粽子、品黄皮、吃农家饭等农家生活，力乍村的客家文化与自然风光，也正式跃入大家的视野。不仅如此，力乍村还打造了“商业一条街”“石雕一条街”“民宿旅店”“休闲农场”等项目，让游客感受到远古客家文化的新传承。

“美丽乡村”的创建，发展培育经济产业是关键。力乍村以农家餐饮业为龙头，带动富有地方特色的儋州粽子、客家擂茶、客家米线等产业发展，搭建旅游公共线路，使力乍变成集农业观光、乡村休闲游为一体的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摘编自《客家小村变身文化旅游走红》）

材料二：

现代中国乡村旅游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期间经历了从普通“农家乐”到相对高端的“民宿”的变化。据统计，过去五年，中国乡村旅游游客接待人次和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分别达32.0%和26.2%。2016年，乡村旅游游客接待已达24亿人次，占国内游客接待人次的54.4%；营业总收入达4800亿元，占国内旅游总收入的12.2%。预计到2020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将超40亿人次，实现总收入2.3万亿元。

乡村旅游也是我国旅游投资的热点领域之一，近年来，民宿、特色小镇、乡村休闲地产投资增长迅速，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乡村旅游类产品实际完成投资3856亿元，同比增长47.6%；截至目前，全国共创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328个，推介中国美丽休闲乡村370个。

而根据国家旅游局最新发布的《2016中国旅游投资报告》显示，乡村旅游投资还将持续升温。

乡村旅游的需求越来越大，很大程度上或许与当今社会的生活节奏过快相关——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生活久了，人们往往就更加渴望追寻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受。

（摘编自《乡村旅游渐升温》有删改）

材料三：

如今，很多乡村贫困地区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乡村旅游俨然成为旅游扶贫的主阵地。“十三五”期间，我国将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25个省（区、市）2.26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230万贫困户、747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乡村旅游既是农民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也已成为有效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主要途径，进而逐渐成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重要力量。国家旅游局发布的《全国乡村旅游扶贫观测报告》显示，2015年，乡村旅游带来的农民人均收入占农民人均年收入的39.4%，贫困村通过乡村旅游脱贫人数达264万人，占全国脱贫总人数的18.3%。

但是，目前我国的乡村旅游仍然面临产业延伸不足、服务设施不完善、专业人才缺乏等方面的问题，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的来临，乡村旅游也有待于在创新中开拓新思路、发掘新价值。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乡村旅游众创”也在近几年迅速地发展起来，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旅游创业项目，民宿客栈、艺术村落、精致农业、创意农业、农事体验等新形式层出不穷。

创业网《发展乡村旅游让贫困户吃上“旅游饭”》）

材料四：

《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2017年）》指出，2017年集中采取一批有力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和服务水平。具体来看，在改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方面，行动方案强调要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通过公建民营等方式参与厕所及污水处理、停车场、游客咨询服务中心等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在优化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和长效机制方面，行动方案提出要促进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与旅游电商、现代物流等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组织本地从业人员参加乡村旅游食宿服务、管理运营等技能培训，重点培养1000名以上乡村旅游带头人；在推动乡村旅游区域差异化发展方面，将鼓励和引导中小资本参与乡村旅游开发等。

（光明网·旅游频道）

记者：近期多国限制粮食出口，是否会影响全球粮食安全？

方言：衡量粮食安全的关键指标之一是世界粮农组织提出的“库存消费比”，反映紧急时刻库存量能够满足市场需求的份额。粮食作物生产周期长，自然风险大，生长期最短的早稻也需要约90天，所以这个指标非常重要。粮农组织认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所必要的起码水平是库存占消费量的17—18%。

2019-2020年度全球谷物产量达到27.1亿吨，贸易量4.2亿吨，库存量8.6亿吨，谷物库存消费比达到30%。从总量上看，全球粮食安全有保障，疫情中的粮价上涨并非由产量不足引起，而是农产品供应链出现问题。不过，由于粮食生产全球分布不均、贫困和收入不均衡等原因，局部地区粮食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

记者：近期，国际粮食价格出现波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小麦价格曾在三月中下旬上涨约15%，如何看待当前粮价出现的波动？

方言：粮食是人类必需品，弹性很小，刚性很强。粮价是百价之基，价格波动除自然灾害减产外，常与政治事件、石油价格等挂钩。粮食期货交易的存在，使得粮食的金融衍生品属性也越来越明显。

当前粮价不平稳，全球经济也呈下行趋势，投资者很可能借机炒作粮价以弥补损失。长期看，疫情可能导致全球消费需求减少，若传导至生产者，生产者会因对市场的悲观情绪而减少农作物种植。目前全球粮食库存状况已大为改观，只要疫情得到控制，恢复正常的进出口秩序，粮价就会平复。

记者：疫情之下如何维持粮食全球供应链稳定？

方言：各国在疫情防控的同时，也应在粮农组织的框架下，加强贸易政策的沟通，消除贸易壁垒，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这样对农产品进口国和出口国都有益。

记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每年进口量在1亿吨左右，约为全球粮食贸易量的四分之一，多国限制粮食出口是否会对中国的粮食供应产生影响？

方言：这是一个统计口径问题，中国对大豆进口的依赖度较高，但国际上大豆不计入粮食。2019年，中国谷物进口量占世界贸易量的3.4%，小麦进口350万吨，稻谷进口约250万吨，且主要为品种调剂。目前，中国小麦、稻谷等口粮品种库存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中国可以实现粮食自给。

记者：当前春播粮食面积约为9亿亩，占全年粮食面积一半以上。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此前也发布了春耕生产工作指南，如何判断今年国内粮食生产形势？

方言：目前冬小麦长势良好，后期只要不发生极端天气，夏粮生产问题不大。今年的粮食生产重点在于稳定水稻面积，稻谷是重要口粮，近几年全球稻谷贸易量约4500万吨，国际市场调整的余地不是很大。

近年南方地区“双改单”势头较猛，双季稻面积下降。早稻播种面积逐年降低，从2015年的8200万亩下降到2019年的6675万亩。早稻面积减少，意味着晚稻的生产也会受到影响，抓好早稻生产，晚稻就有保障。2月底，国家发布今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2020年每50公斤早籼稻、中晚籼稻价格分别较2019年增加1元，传导出稳定面积的信号。

(摘编自《专访粮食专家方言：世界粮食安全有保障，警惕投资者借机炒作粮价》，《南方都市报》2020年4月3日）

材料一：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中身影频现，一系列丰硕成果接踵而来。

2018年3月2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积极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方案》，这意味着我国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步入了“快车道”，用中国智慧解决世界性重大科学难题的时代已经来临。

“当前，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是世界科技创新领域重要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世界科技强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提升本国创新能力的重要合作平台。”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司长叶冬柏在《方案》印发后的4月3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道。

（摘编自李莉《牵头国际大科学计划正当其时》）

材料二：

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尺度地球化学国际研究中心成立，由中国研究员王学求主持研究工作，全球的地球化学调查与研究进入了“中国引领”时代。

王学求表示，“中国在地球化学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得集研究与调查、科学与工程、资源与环境一体化的大科学计划——‘化学地球’成为可能”。“化学地球”是一种数字地球，用地理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和空间大数据技术，生成一个虚拟的“化学元素地球”，便于大家从互联网上进行查询和使用。

由王学求主持的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是迄今国际地球化学界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著名地球化学家克莱门斯·黎曼认为，全球地球化学基准网的分析指标是世界最好的，一些元素地球化学图是以前从未有过的。

（摘编自刘晓慧《走进王学求的地球化学世界》）

材料三：

在天线研究领域，曾经很难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看到中国学者的影子，而近些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在天线制造领域也取得了惊人的进步。2018年2月6日下午3时，中国领衔建成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首台天线样机精彩亮相。这是继2015年中国提交的方案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被确定为SKA反射面天线研发的唯一设计方案后取得的又一个重大突破。

作为全球最大的天文学国际合作项目，SKA建成后的运行将会产生空前规模的数据，这就要求建立依赖于超级计算技术的数据处理支撑体系。近年来，中国超级计算机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这为SKA大数据处理作出了更大贡献，也奠定了坚实基础。

（摘编自张保淑《中国智慧让“天眼”明眸善睐》）

材料四：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俗称“人造太阳”，作为托卡马克超导装置，它将用强磁场约束高温等离子体，最终实现核聚变能量的稳定可控释放，预计在2050年前后实现核聚变能商业应用，从而造福人类。

2007年ITER组织成立，中国作为理事会“七方”成员之一，承担了项目工程建设阶段18个采购包的制造任务。建成并升级改造的东方超环（EAST），2017年首次实现5000万度等离子体持续放电101．2秒的高约束运行，创造世界记录，2018年再次创下了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的记录。这些实验成果，为未来ITER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与科学支持。

正式加入ITER组织后，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带领团队花费三年编制和推演了一套与ITER组织机制完全契合的标准化项目管理体系，这为中方后来在关键时刻解决总体工程难题，提供了机制和时间保证。十一年来，ITER组织中方职员数量持续上升，目前比例已经超过9%，仅次于欧盟。

以托卡马克聚变堆为基础的未来聚变能电站假想图

（摘编自房琳琳《中国智慧点亮“人造太阳”》、韩吉辰《探秘“人造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