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只要秉持科学精神、把握科学规律、大力推动自主创新，就一定能够把国家发展建立在更加安全、更为可靠的基础之上”，并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为今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

如何尽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支撑？科技部对“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有何部署？记者就此专访了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

记者：如何尽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王志刚：我们要把党中央对科技创新的厚望和重托转化为加快科技创新步伐的强大动力，统筹国家急迫和长远需求……瞄准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前沿领域，实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坚持系统思维，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构建更加系统、完备、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强科技开放合作，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记者：如何理解“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下一步科技部将如何部署推进？

王志刚：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工作的逻辑起点，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要方法，打造一支体现国家意志、服务国家需求、代表国家水平的“科技王牌军”。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能出大成果、作出大贡献，在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关键时刻必须冲得上去，召之能战，战之则胜。下一步，科技部将按照党中央部署，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系统谋划和题层设计，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发挥好高校和科研院所国家队作用，培育更多创新型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创新高地。

记者：怎样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王志刚：举国体制是在特定领域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在新发展阶段，新型举国体制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形成强大的领导力、号召力、动员力、组织力，这是我国科技创新的根本优势。科技部将按照“四个面向”的战略方向，强化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组织动员全国科技力量，凝聚一批具有拼搏奉献和家国情怀的科技人才，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记者：如何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作用？

王志刚：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项重要任务。科技部将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

一是聚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关键产品，加大重大创新平台在企业布局力度，鼓励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二是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重大创新联合体，集成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统筹行业上下游的创新资源，形成体系化、任务型的协同创新模式。在功能定位上，创新联合体以完成国家重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为导向，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突破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的重大技术瓶颈制约。

（摘编自《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人民日报》，2021年1月2日）

材料一：

科技革命是产业革命的先导。科技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既有源于人类的好奇心和科技发展的惯性等内在动力，也有与经济和安全紧密相关的社会需求和投入因素。未来的科技发展将更加以人为本，促进和保障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成为科技创新的基本理念，绿色、健康、智能将成为引领科技创新的重点方向，或将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

新产业革命是新科技革命的结果。无论是从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演进趋势，还是从人类共同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孕育发展中的新产业革命的爆发将更基于多重技术的交叉融合。尽管第二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爆发以来，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到产业革命的时间越来越短，从目前最有可能催生新产业革命的几大科技领域来看，还未出现有广泛关联性和全局性并对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产生深刻、持续影响的重大科技突破和发明应用。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孕育发展中的新户业革命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技术路径、产品形态、产业模式，推动产业生态和经济格局的重大调整。

(摘自《半月谈》2018年10月文章《新一轮科技革命正重塑世界科技竞争格局》)

材料二：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制造技术融入到传统制造业的产品研发、设计、制造过程，将推动我国传统制造业由大批量标准化生产转变为以互联网为支撑的智能化个性化定制生产，大幅提升传统产业发展等级和发展空间；新能源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产业，将直接降低传统产业能耗水平。

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等全面嵌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将打破我国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融合。随着产业高度融合、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涌现，现代产业体系还将加速重构。

随着新技术在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将催生出具有关联性强和发展前景广阔的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尤其是依托我国纵深多样、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必将发展成为我国产业重要新增长点。

但是，由于我国人才结构的适应性、教育体系的前瞻性等不足，劳动者或将难以与信息人才、数字人才、智能人才的需求相匹配，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问题。新科技产业革命对传统的钢筋混凝土型物质资本需求降低，而对数据、知识等无形资本的需求则加速上升，或将出现资本供需结构性失衡。

(摘自搜狐2019年2月文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影响及对策》)

材料三：

近年来，中国科技界取得了很多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成果。在基础科学领域，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等大科学装置投入使用，为科学探索奠定了物质基础，量子纠缠、中微子、引力波、暗物质的探测和铁基超导、外尔费米子、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等面向前沿的重要科技成果水平都达到世界前列。在技术领域，载人航天、空间科学、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人工智能、高速铁路、第四代核电、新一代无线通信、超高压输变电等产业关键技术迅速发展成熟。

但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前沿技术，中国还是处于“追赶”的状态。从科技论文产出来看，无论是学术论文的数量还是质量，美国依然占据绝对优势。尽管中国论文数量排名第二，但从质量来看，中国大陆只有0.56%的“高水平论文”，远低于美国(1.19%)以及平均值(1%)。再如，我们的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率先实现了千公里级的纠缠态分发和中欧量子保密通信，但还存在短板：量子纠缠态分发的理论突破是奥地利科学家做出的，中国主要在技术上实现；在量子科学的另一大分支量子计算方面，美国的谷歌和IBM都已经向50量子位的“量子霸权”标准冲击，我国只是8量子位、10量子位的水平。

(摘自搜狐2019年3月文章《中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的现状分析》)

材料一：

区块链（Blockchain）是一种将数据区块有序连接，并以密码学方式保证其不可篡改、不可伪造的分布式账本（数据库）技术。通俗的说，区块链技术可以在无需第三方背书的情况下实现系统中所有数据信息的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可伪造、可追溯。区块链作为一种底层协议或技术方案可以有效地解决信任问题，实现价值的自由传递，在数字货币、金融资产的交易结算、数字政务、存证防伪、数据服务等领域具有广阔前景。

……

区块链产业主要有区块链研发及围绕区块链技术衍生出的产品、应用和服务。区块链产业既包含区块链本身的硬件制造和软件研发，也包含应用区块链技术所形成的一系列细分行业，涉及制造、金融、医疗、供应链、物联网等多个领域。

（摘编自《数字经济时代的“区块链”》）

材料二：

由于区块链技术巨大的应用潜能，全球主要国家都在推动区块链技术发展。从区块链成为“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到正式被列入“新基建”范畴，在政策利好下，区块链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各地也加快布局区块链产业。尽管各地区块链政策推进程度不尽相同，但大体上呈现出鼓励区块链产业落地、支持区块链技术与其他科技协同发展的局面。而从产业政策上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方面，出台专项政策文件；另一方面，多地在制定区块链技术发展政策时，注重与当地自身情况相结合，从而使我国区块链政策呈现地域化、差异化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地发布的区块链政策中，建立并发展区块链产业园区已经成为高度共识，带来的聚集效应显著。发展区块链产业园区不仅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在产业聚集后，相关企业地理上的集中还可以促进行业在区域内的分工与合作，有利于获取配套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区块链这种集合型技术还能够带来企业间的良性竞争和创新效益，迫使企业追赶技术变革的浪潮，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的创新发展。

（摘编自《区块链政策区域特征分明 产业园区渐成聚集效应》）

材料三：

常常被公众谈论却“总是听不懂”的区块链技术，已经悄然在司法存证、政务管理、民生服务、食品溯源、供应链管理等多个场景中落地。根据中国区块链生态联盟发布的《2018-2019年中国区块链发展年度报告》，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最为活跃，在跨境支付、资产管理、供应链金融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批能够承担实际业务的新产品；在电子存证和公益慈善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医疗服务、政府管理、交通物流等领域开始探索，但产品还不够成熟。

（摘编自《区块链落地场景悄然浮出水面，将如何影响日常生活?》）

材料四：

虽然区块链应用前景广大，但目前来看，仍未能实现大规模落地。

“链”上的数据不能被篡改，但是“链上”“链下”却不一定完全能对应。以商品外包装上的二维码为例，二维码本身很容易被复制，即使使用了区块链技术，但以二维码为载体，也并不能尽然保证是正品。区块链并不能必然消灭造假，也无法替代严格的监管。

在数据隐私和共享方面，业内人士提出，区块链底层技术仍待进一步完善。“区块链上的信息是加密过的，用户授权后相关方才能破解数字背后真正的含义。但实际应用中仍有可能存在漏洞，技术风险不能忽视。”区块链专家肖诗源说。

此外，在电子政务、医疗、金融等行业的数据方面，还需要先解决数据格式和数据传输的问题。以医疗数据为例，不同医疗机构数据格式不同，数据种类多样。而且大量机构的数据仍停留在纸面上，并未完成信息化。海量的上链数据过于庞大，需要对数据存储方式不断优化。

（摘编自《生活里面的那些“区块链”》）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物质精神的富足，开始让现代的一些人不仅仅是满足于温饱，很多人开始追求刺激食用“野味”，有人认为野生动物对人类有独特的滋补作用，有人图一己之利，贻害众人。然而实际却是野生动物的营养元素与家禽家畜并无多大差异，同时人类新发的传染病78%与野生动物有关或者来源于野生动物。

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从穿山甲中分离出的毒株，与此次新冠病毒毒株相似度达99%。穿山甲因为莫须有的“养生”，功效不明的“通乳”，以及人类一时的口腹之欲而被大肆捕捉，由常见动物变成了极危物种。然而实际上穿山甲携带多种体内寄生虫，可损伤人类肠胃并引发心肌炎、肺炎、肝炎等并发症，鳞片的成分也并没有特别之处，主要成分为β-角蛋白。

事实上，人们认为很补的各种野生动物，实际上都含有许多无法未知的病毒。野生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环，人类肆意猎杀捕食这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不加限制地一味攫取自然资源，不加反思的打破人与野生动物相处的界限，必然使人类自身陷于险境、困境。

(摘自中国日报《保护野生动物，亦是保护人类自己》2020.2.13)

材料二: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滥食野生动物的突出问题及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的重大隐患，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制度。

从源头控制风险，当务之急是以雷霆之势强化法律责任，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全面禁止滥食野生动物，避免在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因一时口腹之欲导致“次生风险”。决定明确提出，违反野生动物保护现行法律规定的行为，“在现行法律规定基础上加重处罚”;对决定增加的违法行为，“参照适用现行法律有关规定处罚”;同时，要求有关部门落实执法管理责任，严格查处违反本决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决定的立法指向明确，“全面”与“从严”贯穿始终，体现了更严格的管理、更严厉的打击，给心存侥幸者、铤而走险者以当头棒喝。

(摘编自人民日报《用法治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2020.2.28)

材料三:

2016年我国野生动物产业从业人员、年产值统计表

2016年我国食用野生动物养殖种类、从业人员、年产值统计表

(《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材料四: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赵中华表示，野生动物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带来的不仅是挑战，更多的是机遇。野生动物从业者必须转变观念，积极寻求转型之路。很多从事野生动物养殖的企业管理者和从业者，具备野生动物和生态保护有关的经验及技术知识，更加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他们可以将这些知识，用于野生动物保护，从而实现野生动物屠宰者到保护者的华丽转身。他们还可以利用周边的环境，从事动物友好型旅游产业，吸引人们去户外体验和探索自然。

借鉴成功经验解决野生动物养殖业转型中的阵痛。北欧国家，比如挪威、丹麦和冰岛等国家曾出现捕食鲸鱼等活动，然而从捕鲸到观鲸的商业模式转型，反而给人们带来了更多商机。

此外，赵中华建议，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和扶持企业转型。

(摘自中国网《全面“禁野”之下，野生动物产业何去何从?》2020.3.3)

4月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该文件明确，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根据这份文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在这一重要节点上，进一步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体现了全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可以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此时不断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形态，能够让城市充分发挥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作用。

《重点任务》指出，要深化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在安排中央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时更多考虑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2019年继续安排中央财政奖励资金支持落户较多地区；全面落实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

（摘编自《大城市放开落户限制，影响几何》）

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纵观世界发达国家，都市圈承载着一国的经济、文化、信息、科技、知识、人才等核心力量。都市圈首先需要经济、文化、科技等高度发达的核心城市，其次需要圈内基础设施、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全面一体化，从而使得不同区域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然而，分割管理的户籍制度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特别是人才的流动，形成一定程度的阻碍，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优化配置资源的前提。没有社会体制的一体化，就无法实现人力资源的一体化，也就不能实现产业的高效分工协作。都市圈的户籍管理由“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到“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的改革，将有力扫清阻碍一体化的行政壁垒和体制障碍，为都市圈同城化奠定基础。

调整落户制度，实现小城市落户的全面放开、中等城市落户的逐步放开和大城市落户的合理放宽，释放不少改革红利。但需要正视的是，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教育、社保等配套制度改革差距仍不小，农民在中小城市的落户意愿不高，户口隐形标签仍然存在。在户籍制度改革即将迎来“大考”之际，“城市群的户籍一体化”打开了突破口，将成为户改的新方向，必将有力促进“一亿人落户”的规划目标早日实现。

（摘编自《以都市圈融合促进户籍改革》）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既需要吸引各类高端人才，也需要农民工群体。现代城市的竞争体现在人力资本的竞争上，农民工正是人力资本的重要一环。前几年，一些城市背离了城镇化规律，企图只要白领置业，不要蓝领落户。表面上看，这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费用，实际上对保持城市竞争力不利。一些大城市居民常抱怨请工难、雇工贵，其中固然有适龄劳动人口减少的因素，但也与所在城市户籍政策密切相关。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深入推进，政策希望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能在城市落户。不过，也有部分进城农民工仍不太愿意落户，实际落户进程并不及预期，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有些地方过多考虑落户增加的短期成本，忽略了随之而来的人口红利。这些城市虽然放开落户，但舍不得给予相应的公共服务，对农民吸引力不大；二是随着农村条件逐步改善、农村各类权益在增值，一些农民不舍得附加在土地上的各种权利，他们认为保留农村户口会更“吃香”。

说到底，农民关心的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城镇”或“农业”字样，关键是依附其上的各项福利能否同步跟上。至于选择落户哪座城市，往往会看经济安全感和情感归属感强不强。因此，各地不妨在农民“等等看”的同时，积极完善配套改革措施，提高户口背后的含金量，让他们在城市也能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摘编自《户口“含金量”比落户本身更重要》）

材料一：

（摘编自《数字经济的理论、实践与未来发展》）

材料二：

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同时，对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凸显了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发挥各方面积极作用，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应有之义。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企业生产经营和市场需求对互联网的依赖进一步增强。从供需角度看，居民消费需求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对企业生产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要求。可见，市场是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决定性力量，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中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和积极导向作用。一是激发“新消费”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相互促进作用。以需求为导向，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对市场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帮助企业寻找新的生产方式和转型方向，推动居民消费趋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促进、市场信息和市场资源有效整合、传统产业和产业链协同改造，催生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引导企业树立数字经济意识，促进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步伐。三是鼓励并支持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自身数据资源优势，及时了解企业经营状况，主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减轻企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压力。

(摘编自肖国安、易雨瑶《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材料三：

中国与拉丁美洲双方在构建“数字丝路”方面具有高度互补性。作为数字经济大国，中国以自身比较优势与包容性发展理念践行“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开拓面向新兴经济体的海外市场，力图为新一-代智能制造、大数据、互联网十、基础设施企业赋能。与此同时，近年来，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多次强调加强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对于激发地区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但由于长期受制于资金短缺的瓶颈，拉美各国对发展数字化进程的投入已经远远无法满足其日益扩张的发展需求。因此，各国十分重视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本地带来的增量投资与增量市场。鉴于此，中国与拉美，作为供给方与需求方，在推动数字新业态合作方面具备高度可行性条件。

(摘编自芦思妲《中国与拉美：共享发展理念，同筑“数字丝路”》)

材料四：

数字人文其实不是一个新的领域，当计算机技术出现时，人们就一直在尝试着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人文研究领域，最直接的例子就是词频分析，比如统计莎士比亚作品中的词汇分布，从而推导出莎士比亚的用词习惯与喜好，并根据这样的统计分析，可以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辨伪等研究。

数字人文研究中，数字技术并不是替代人文研究的阐释部分，它的作用是揭示事实，数字技术是呈现人文事实的一种方法，虽然这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是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具体的数字人文研究会采用不同的技术模式，但无论何种技术模式，都需要经历建模过程，为人文研究建立数据模型，并在数据模型基础上，界定各种变量及其纲量，这样为人文研究构建了一个共同的客观的言语结构，为人文研究提供客观的事实证据，同时也为人文研究奠定了客观的阐述对象，而这种客观的事实证据和客观对象的表述对人文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它将人文研究带入科学研究的殿堂。

(摘编自《数字人文与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