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冠状病毒广泛存在于动物体内，必须依赖宿主细胞才能繁衍。除2019新型冠状病毒外，可感染人类的已知冠状病毒共有6种，仅SARS冠状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可引起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目前，传染源主要是新型冠状肺炎感染的患者；需要引起公众警觉和关切的是，无症状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没有特异治疗方法，也并无现有可用疫苗，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但是，我们不必恐慌，因为科学家们正在探寻2019新型冠状病毒更多秘密的路上一往无前，必将为人类战胜病毒提供坚实的基础。

当下，虽无针对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特效药，但保持基本的卫生、养成安全的饮食习惯、避免密切接触等可有效预防病毒感染。针对此次疫情的暴发，世界卫生组织提醒，对SARS、MERS以及2019新型冠状病毒这类具有跨种传播至人群可能的新发传染病，最有效的预防是从疾病的源头做起，不去侵抚蝙蝠等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减少与蝙蝠等传染源动物的接触机会。另外，中间宿主和人类接触机会更多，在病毒从自然宿主到人的传播链中往往扮演着关键角色。因此，加强立法监督，杜绝野生动物交易、避免养殖动物与宿主的接触对预防冠状病毒也具有重要意义。

（摘编自《冠状病毒“这一家子”，都是怎么回事？》）

材料二：

冠状病毒引起的三次疫情比较表

[注］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截至4月14日13：00

材料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战胜疫病要念好“智”字诀，把握规律、科学防控。新冠肺炎传染性再强，其传播蔓延也有规律可循，疫情防控须相信科学、依靠科学。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传染病防治规律进行科学防控，严格执行排查、隔离及预防传染措施，努力在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等方面下功夫。尤其是一些人口流入大省大市，要强化社区防控网格化管理，加强对返程人员的健康监测，做好交通工具和场站的消毒、通风、清洁等工作，切断疾病传播途径。

（摘编自《战“疫”最吃劲的关键阶段，领导干部须念好“四字诀”》）

材料四：

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数首度锐减，湖北以外多地零新增，一批药物疗效初显，多重疫苗研制路线并行开展……抗疫战捷报频传，振奋人心，但湖北省内抗疫形势依然严峻。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指出：“我在2016年就提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可以搞揭榜挂帅，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强化担当意识，集中精力攻关，研发抗疫所需疫苗和药品。要组织全社会科研力量参与，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防控实践相结合，在保证科学性基础上加快进度。

（摘编自《抗疫科研攻关呼唤“揭榜英雄”》）

材料一：

如果我们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孔子儒学是这棵大树的主干，这棵大树的底部是孔孟老庄在内的春秋战国先哲，孔孟老庄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们上古时期文明的土壤。

当我们理性冷静地回望过去，我们会发现中国在上古时期，从尧舜以来，在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已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期。看待中国儒学，我们不能说因为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所以我们就只从孔子开始讲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华五千年的中间位置。孔子学术的特点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传述，就是继承，就是发扬光大，孔子尊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述而不作。

我们说孔子好学，好学得先有所可学，就是学习先贤。学习先贤思考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养生送死”，无非是人生活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何以生活得更好，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还需要养生、送死。孔子还思考由民生而人生的问题，抓住根本，治理一个小小区域，进而治理整个鲁国、整个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

除此而外，孔子还说时代发生了变化，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原则、管理的方式会有一定程度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就是损和益，损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则是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层的东西不会变，“虽百世，可知也”。在这里，孔子想表达的其实是一种时间的绵延连续。孔子说的三代、十世、百世则是时间的绵延。

不管是时间的绵延还是空间的放大，孔子最为关注的还是能够超越暂时与区域性的深层次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自然人，我们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有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社会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从根本上接合与调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儒家的“儒”字，很像一个人在洗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其实这个儒，在商周时期就是相礼的人，也就是古代举行礼仪活动时，别人不懂的礼仪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是一种职业。

但到孔子创立儒家的时代，情况不一样了，孔子不但要洗净身体，也要洗净心灵。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尧舜禹汤文武等先圣之道来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学生说，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当成一种谋生手段，而君子儒应该致力于素养的提升，致力于社会的改良。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风一样影响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为政者正，则天下不能不正。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个人不自私就是公，这就是公共意识、公德意识。一个人具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这个人才是优秀的人，如果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这样，天下的人都这样，天下为公，那便一定是大道之行，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为公”实际上说的是，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有这种公共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追求成为一个有公共意识和公德意识的人。

（摘编自杨朝明《时空维度下的孔子与儒学》，《光明日报》2020年6月27日）

材料二：

从孔子创立儒学一直到董仲舒确立儒学为一尊的这段时期是儒学登上历史的主旋律舞台的时期。儒学的创立是孔子对西周以来强调人文精神和伦理道德思想传统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发展，孟子和荀子又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孔子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与完善，奠定了儒学的基本理论格局。

春秋时期没有统一的主流文化，儒学只是“百家中的一家，只是多元文化的一元”。春秋末年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期，旧的价值观解体了，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而且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利益纷争空前激烈，对利益的关注超过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因而以对人的价值和德行为诉求的儒学就遭到了冷遇。在那个各国追求迅速强大争取霸主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没有统一、稳定的时代儒学是不可能被社会所接受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儒学更适合在一个稳定统一的国家中发展成为治理理论，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或者动荡时期是会被冷落的。

这种多元文化的格局直到秦始皇统一全国，才宣告结束。到了汉武帝时期，制度稳定发展国力进一步强盛。这样一个稳定强盛的国家急需要一个统一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来适应当时的专制统治。董仲舒适时地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自此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正式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

儒学在中国封建社会能够成为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主要是因为儒学适应于中国当时经济、政治制度的需要。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是一种集权的统治，统治者需要这种绝对权力、绝对忠诚和绝对服从的思想。儒学还具有调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矛盾的功能，在不动摇统治者权力和地位的情况下，让统治者适当地实行仁政爱护人民，让人民被这个“仁”迷惑，甘于受统治者统治。在封建社会，一个稳定的时期内没有什么理论思想比儒学更适合的了，儒学自此持续了两千多年的统治。

（摘编自赵颖《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

材料一：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出现了“韧性城市”这一概念，倡导强化历史文化保护、塑造城市风貌，加强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建设，增强城市防洪排涝能力，建设海绵城市、韧性城市。

按照国际组织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定义，韧性城市指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地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在当前学术和社会语境下，灾害可以涵盖自然灾害、社会重大影响的事件（如战争）和健康（如疫情）等维度。城市韧性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

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对城市韧性有了更感性的认识，对城市如何在日益增长且变幻莫测的风险和挑战中正常运行并保持韧性这一议题，有了更理性的思考。一方面，疫情的出现，给当下城市空间的定义与使用带来巨大冲击与影响。历史上，疫情等公共卫生事件不断重塑城市和社会，并间接促进了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及其演进。疫情期间，城市服务与供给模式发生了全面的线上化转变，城市居住、就业、游憩与交通等空间的功能形态与使用模式均面临重新定义。

另一方面，新兴技术对于疫情防控期间城市空间的正常运行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有力地支持了社区管理和个人的生活与工作。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一系列泛智慧城市技术的检验。新兴技术最终为各级治理者的高效精准治理、医疗工作者的药物研发和病情诊断、公司企业的远程运维以及公众群体的积极参与和反馈等方面提供了重要支持和保障，大幅减少了城市各方面所受到的负面影响，进而在平灾结合、城市空间的弹性与健康使用、脆弱地区或人群的监测预警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从多维度提升城市（空间）的韧性。

（摘编自 龙瀛《建设“韧性城市”，提升应对风险挑战能力》，《光明日报》2020年11月06日）

材料二：

【注】r--开发，K--保护，Ω--释放，a--重组。

基于韧性思维的规划和灾害管理，将城市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划分为开发、保护、释放、重组四个阶段，即需要持续的、系统的、协调的周期循环变化过程。城市韧性系统不断经历功能正常运作、状态缓慢变化、系统相对稳定以及较短的混沌变化时期，在应对损耗的过程中又能抵御冲击并恢复稳定，向新的平衡状态过渡。

（摘编自 山形与志树等编著，曹琦等译《韧性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三：

安全风险评估管控，是建设安全韧性城市的重要环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5G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使风险评估更加智能化和高效化，从而利于防止小风险演变成大风险、防止单一风险演变成综合性风险、防部的风险演变成区域性或系统性的风险等，从而实现城市安全风险隐患的精准治理和源头治理。

空间的精准安全，是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的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范维澄指出，城市拥有各种公共空间，社会单位有其专属空间，每一个人或家庭有各自私密空间等。若尽量做到这几类空间的精准安全，整座城市的安全韧性会随之提高。而追求空间的精准安全最有效的着力点和最佳途径就是科技创新，科技支撑精准安全，创新引领精准安全。

无论是推进安全风险评估管控还是追求城市空间的精准安全，这些都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其它新技术的融合创新和应用，拥有过硬的技术“武器”，才能以此应对一切具有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尤其是特大灾害等危机事件。因此，安全与应急事业的发展应该以科学技术为支撑，以安全韧性的前沿理念为先导，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科技，编制全方位立体化公共安全网，构建出智慧安全韧性城市，促进全社会安全发展。

（摘编自《科技支撑安全韧性城市建设》，《中国应急管理》2020年10期）

材料四：

城市是人与环境紧密相连的社会生态系统。人与环境的互动和自然资源的管理是韧性概念的核心。以韧性规划为导向的城市规划应该清晰认识到这些相互作用，并将“以人为本”置于规划工作和活动的中心。参与协同是整个规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是灾前、灾中还是灾后。参与协同的主体应尽可能多地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并在规划过程中尽早发现问题。公众参与和公民协同管理在提高社会实践和改善社会资本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城市恢复韧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参与协同在促进社区行动和共同实践方面也很重要。公民应认识到实现城市韧性可能需要加强所有家庭和社区成员的参与度，还需要整个社区联动。

加强社交网络是城市韧性建设的首要之选。地方认同感是城市韧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社交网络的形成、维护和增长至关重要。通过增强信任感和互惠感，激励人们的集体行动，促进社区技能和资源的汇集等增强地方认同感的手段，能够提高城市韧性和加强社交网络关系。地方认同感不仅能提高家庭采取预防潜在危害的准备措施的意愿，还能使有凝聚力的社区在危害前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应对能力。

（摘编自 山形与志树等编著，曹琦等译《韧性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2001—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3.38‰下降到10.94‰；同期，人均寿命从71.4岁上升到76.34岁；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9062万，在12，76亿总人口中占比为7.1%。此后这一比例逐年上量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比例超过7%，即为人口老龄化。显然，2001年中国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关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问题，国内外不少学者在研究，并提出了一些积极建议。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会上提出，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消减人口生育率下降，劳动力减少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等人主张通过深化教育，提高受教育年限，加大教育资源投入等措施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替代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

国家这些年出台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科技创新战略，以及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正在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中国产品正在逐步告别以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取胜的模式，出现以华为、小米等为代表的一批依靠技术优势占领市场的企业，中国产品在世界价值链上的位置正在不断提升。

（摘编自林珏《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年7月12日）

材料二：

2019年8月，苏宁金融研究院发布的《银发人群消费趋势报告》显示，老年人的消费观念已不同于以往，且正在发生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追求产品品质，享受型消费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在旅游与养生理疗等方面增加投入；二是更加注重体验与店内服务，老年人的精力和体力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有所下降，他们会更喜欢在就近地点消费，追求便利和实用；三是网上购物和移动支付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属；四是智能化、数字化产品备受青睐，鉴于老年人的生活能力逐渐弱化，他们越来越需要适合自己的智能化产品。

根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14—2050年间，中国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将从4万亿元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占GDP的比例将增长至33%，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国家社科基金测算结果显示，2050年我国养老产业规模或将达到219500亿元。

（摘编自《“银发一族”成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新势力》，《经济参考报》2019年10月10日）

材料三：

11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老龄健康司司长王海东在国家卫健委举行的专题发布会上表示，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2018年我国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仅为68.7岁；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老年人比例高达75%，老年人对健康服务的需求非常迫切。

“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康是最核心的问题。”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说，“什么叫‘健康老龄化’?就是在不同年龄段患有多种疾病的状态下，同样能够让其机体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维持他现有的功能。”

王建业表示，近年来，在国家卫健委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老年医学学科取得了长足进步。健康与衰老的研究不断深入，老年医学的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但是和相对早一些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国家，特别是西欧，北欧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相对滞后，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专门的老年医学研究机构不足，和老年医学相关的基础研究投入不够，老年医学学科发展的载体较为薄弱，多数老年病在临床上仍然以单病种治疗为主——心脏的问题去心内科，呼吸的问题去呼吸科，没有把老年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且，公众对于老年医学缺乏足够的了解和认识，政府对于老年健康服务工作的宣传还不到位。”王建业说。

（摘编自《中国老年人群健康素养水平亟待提高》，《中国青年报》2019年11月8日）

材料一：

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就属于民法范畴。1950年5月1日，作为我国首部民事单行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其基本功能是废除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建立新的婚姻家庭制度，发挥安定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作用。

编纂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民法典，是新中国几代人的夙愿。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后4次启动民法制定工作。第一次和第二次，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取得实际成果。

1979年民法制定第三次启动，但由于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定一部完备的民法典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按照“成熟一个通过一个”的工作思路，确定先制定民事单行法。现行的继承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制定的。特别是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是我国民事立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所确立的体系与制度为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基础。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并于2002年进行了一次审议，经讨论，仍确定继续采取分别制定单行法的办法。2003年以来，又先后制定了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由民法通则与作为民事单行法的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共同构成我国现行的民法体系。这些民法规范虽然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日益活跃的民事活动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这一背景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定。2015年3月，民法典编纂正式启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牵头五家单位共同参与民法典编纂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民事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民法理论研究也达到较高水平，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较好的制度基础、实践基础和理论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有关同志表示，近年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民法典的呼声比较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编纂民法典的重大决策正当其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6年6月，民法总则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正式进入立法程序。2017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民法总则，于当年10月1号正式实施，民法典的编纂迈出关键的第一步。2018年8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民法典编纂迈出了第二步。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各分编草案均已完成两次审议，其中，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侵权责任编三个分编草案完成三次审议。2019年12月，“完整版”民法典草案全文公布，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7编以及附则，共84章，1260个条文，总计10万余字。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条文字数最多的一部法律草案。

（摘自《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沿革》）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和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为构建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例如，“中国裁判文书网”中有几千万份民事裁判文书，既是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也是理论研究的宝贵资源。

在改革发展中，我们不可避免要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先例可循，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去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都对民法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民法学研究理应与时俱进，积极回应实践需要，不断满足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民法典的出台实施正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对于我们增强主体意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当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并不意味着对世界法律文化的排斥。我们应具有开放的胸怀，吸收各国优秀民法文化精华，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一起努力。但外国的理论制度只能是我们借鉴的素材，应立足中国实际，聚焦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探寻中国之道，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更坚实的理论支撑。

（摘自《民法典彰显中国制度自信》）

材料三：

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民法典中新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观念。此外，民法典还专门引入“优良家风”的表述，同时在商事交易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凸显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向。类似规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立法来说也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和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尊重法律、敬畏规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就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法治中国建设必能再上新台阶。

（摘自《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钱穆：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潘剑冰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1949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1950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90年去世，是当代中国声名赫赫的一位文化宗师。

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钱穆说：“唯藉过去乃可认识现在，亦唯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浓厚之爱情，必须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余英时认为钱穆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宗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历史的人总是好旧的，所以女人嫁给历史学家肯定是不会错的。钱穆在北京教书时，中式的长袍已经成了一种落伍的标志。但是钱穆看到好友陈寅恪穿长袍，他也改穿长袍，并把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钱穆以这样最直接的方式宣布自己将坚决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毅力的。

钱穆在燕京大学的时候，作为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燕大的水电费催缴单都是用英文写的，对此，大家也觉得很正常。但是钱穆不干了，他每个月接到水电缴费单后都把它扔到一边。后来学校派人来质问这个“老赖”，钱穆告诉来人：“我是学校聘用的一个国文教师，不必要认识英文。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办学校要用英文发通知？”

钱穆在中学执教时有一段时间兼过英文课，他的英文水平看懂水电单绰绰有余，他的理由无非是外国人在中国办学校就得用中文，这种行为是一种保护民族文化的本能。为此，他不惜当刺头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与教师的宴会上，钱穆大胆直言，批评燕大各楼的起名问题，说入校门即见M楼、S楼，不伦不类，既然在中国，就应该起个中国名字才是。司徒雷登最终接受了钱穆的建议，事后，他按照各楼美国捐建者名字的汉译，将M楼改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办公楼命名为贝公楼。有人跟钱穆开玩笑说：“正是因为你的提议，学校以你的名字来命名一座楼，与胡适各分各占一楼，你真是荣幸啊！”新中国成立后，燕大并入北大，北大搬到了燕大的校园，现在北大校园的未名湖，就是当年钱穆起的名。

在钱穆的心目中，一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髓首推其历史，他认为一个国民只有充分了解本国的国史，才能建立起对国家民族的“信仰”。

钱穆欣赏顾炎武的观点，认为“亡国”与“亡天下”有着本质的区别，“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则意味着一国精神文化的消亡，这才是最可怕的。

1950年秋，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期间历经坎坷与打击，艰辛难为外人道也。彼时已经功成名就的钱穆完全可以不用去自讨苦吃，但他看到许多流亡到香港的青年人彷徨无着，失去精神支柱，觉得自己应该尽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责任，借由在百年殖民之地上办校之机，倡导中国文化，让流亡者别忘了要做中国人。

1986年6月9日，九十二岁高龄的钱穆在台湾自己的寓所素书楼讲完最后一课，从此告别杏坛，他给自己的学生留下了最后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毫无疑问，钱穆心中的“中国”正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文明的中国。

1990年8月30日晨，风雨之日，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钱穆魂兮归来，归葬太湖水滨。而他留在岭南的足迹，也被历史一路仔细搜集，成为后人阅读钱穆时一个绕不过去的章节。

钱穆的学生余英时在他逝世后写下了这样的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节选自《名人传记》2014年第5期，有删改）

材料一

思维，亦作“思惟”，它是人脑所特有的一种机能。

关于思维问题，原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后来又成为逻辑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门学科研究的内容。1984年以来钱学森教授倡导的思维科学，则专门把人的思维问题作为研究的对象。由于各学科研究思维的角度、方面和侧重点不同，因而人们也就往往从不同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思维的概念。

哲学上所讲的思维，一种是相对于存在（物质）而言，即指意识或精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构成哲学的基本问题。一种是指理性认识，即思想；或指理性认知过程，即思考。哲学讲思维时通常是指抽象思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思维是反映客观现实的能动过程，既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世界。

逻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专门研究人的思维的形式及规律，为人们提供认识事物、论证思想的工具。逻辑学所研究的思维形式，是指抽象思维所形成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所以逻辑学所讲的思维是指抽象思维，而且更多地是从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上来理解思维的意义。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形式逻辑着重研究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辩证逻辑则着重研究思维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

心理学是把人的思维当作心理活动的自然过程来研究的，它重在揭示思维的发生、发展及思维在人的各个不同的生理发展阶段上的活动特征和规律。心理学讲思维，通常指的也是抽象思维，并把概括性和间接性看作是思维最基本的特征。它一般不讲形象思维，但在思维之外还讲想象。随着心理学的发展，一些心理学家正在把想象和形象思维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想象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形象思维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思维活动”，它应该是思维的一个类型。

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科学，因而也必然地要研究审美过程的思维问题。但美学中所讲的思维则不同于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所指的抽象思维或逻辑思维，而是指的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美学中把人的审美心理因素分为感知、想象、理解和情感，审美过程中的形象思维正是在这四种心理因素的统一中所进行的一种既是理性的，又是形象的、带有情感性的思维活动。

钱学森所倡导的思维科学，将思维分为有意识思维和下意识思维。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的有意识思维，即人自己能够加以控制的思维。钱学森认为，人的个体思维有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三种最基本的类型。他将思维科学分为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研究层次，并将基础科学称之为思维学，专门来研究有意识思维的规律。可见思维科学所讲的思维已不单指抽象思维，它是包括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在内的人类整个的有意识思维。

（摘编自《语文思维培育学》）

材料二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分为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 段。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觉器官直接感受到的关于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事物的各个片面的认识。感性认识包括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互相联系、依次发展的形式。这三种形式是对事物的生动的直观，属于对事物外表的、片面的感性认识。人的认识还必须由此发展到高一级的理性认识阶段，去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思维正是人在理性认知阶段由大脑对感性材料所做的一种认识加工活动。抽象思维的认识加工主要是通过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方法使感性的表象上升为理性的概念。形象思维的认知加工主要是通过形象的分析、比较、综合、概括等方法使感性的表象上升为理性的意象。概念是抽象思维的基本形式，意象则是形象思维的基本形式，二者同是对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性的反应。

概括性是思维最显著的特征。思维进行理性加工的目的是要探求事物的本质，这就必须用概括的方法来把握同类事物的共同特征。知觉和表象也具有某种概括性，但它是对个别事物外在的、直观的、表面现象的一种感性的概括。而思维的概括性则是对同类事物共同特征的一种理性的本质的概括。思维的概括性不仅表现于抽象思维，而且表现于形象思维。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同类人物的本质概括。

间接性也是思维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思维的间接性是相对于感知的直接性而言的。思维不像感觉、知觉那样须某种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它是以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去反映未曾直接作用于感官的一般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思维的间接性对人的认知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使人凭借着已有的知识经验去认识未曾直接感知过的事物，而且可以去认识根本无法去直接感知的事物。列宁说：“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他不能把握秒速为30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自然界有许多事物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是人无法感知的，但人们却可以通过思维的运算去把握它。

（摘编自《语文思维培育学》）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的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即知识拥有者将知识进行筛选和系统整理之后，通过平台向受众传播，而知识接收者则通过支付资金获得知识。作为适应文化市场需要而出现的文化现象，知识付费更符合移动生产和消费的模式，是媒介技术的发展、用户的知识焦虑、资本对新领域的寻找等“多方合力”的结果。知识付费在当前知识经济的大背景下营造了全民学习的氛围，一个知识共同体正在形成。知识传授可转化为市场行为并按市场逻辑进行交易，很显然，这种功利色彩的运作有悖于传统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的逻辑。就碎片化的知识传授、分享模式来说，这也很难与传统模式相媲美。从本质上说，知识付费就是消费社会中资本操弄的一种商业现象。它成功地吸引了传统出版机构、新媒体、各大网络平台纷纷涌入这片“红海”，展开激烈的厮杀。

（摘编自陈龙《现代性进程中的“规定情境”：作为文化奇观的知识付费》）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人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孔子就愿意收其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公众的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果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的，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将会崩塌，公众的知情权将受到损害。在这场关于知识付费现象的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一味相信媒介，将其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付费的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就：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为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了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力发展。知识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向用户提供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就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光明日报》《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