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已正式将源自中国武汉的引发此轮肺炎的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武汉市卫健委于昨天凌晨在通报17日0时至24时，又新增17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例的同时，承认此轮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传染来源尚未找到，疫情传播途径尚未完全掌握”，给防控传播带来了困难。

(光明网)

材料二：

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湖北武汉市等地近期陆续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全力做好防控工作。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要全力救治患者，尽快查明病毒感染和传播原因，加强病例监测，规范处置流程，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各相关部门和地方要以对人民群众健康高度负责的态度，完善应对方案，全力以赴做好防控工作，落实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和集中救治措施。加快查明病毒源头和感染、传播等机理，及时客观发布疫情和防控工作信息，科学宣传疫情防护知识。做好与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形成合力，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国家卫生健康委成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湖北省等有关地方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做好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何为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一类主要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这类病毒颗粒的表面有许多规则排列的突起，整个病毒颗粒就像一顶帝王的皇冠，因此得名“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人传人？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表示，已确认出现人传人的传染，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感染。

如何判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乏力，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并逐渐出现呼吸困难，严重者表现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凝血功能障碍。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多数患者为中轻症，预后良好，少数患者病情危重，甚至死亡。

如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表现，并不意味着已经被感染了。但如果出现发热(腋下体温≥37.3℃)、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且有武汉旅行或居住史，或发病前14天内曾接触过来自武汉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或出现小范围聚集性发病，应到当地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

此次疫情是如何产生的？

钟南山认为，从当前的形势来看，感染人群的地理分布跟武汉海鲜市场(华南海鲜市场)关系很密切。这个所谓的海鲜市场有很多野生动物，有关部门关闭该市场以后，还是陆续出现了感染的病例。同时，大概在全国四、五个省市，以及国外都发现相关病例，几乎都跟武汉有关系。

各个城市如何做好联防联控？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建议，武汉要把疫情、病人感染者控制住，尽快防止向其他地方扩散。其他各省市的病人要切实地发现，有不舒服、有症状、有接触者，要到相关的门诊去检测，检测以后及时地发现、隔离。在其他地区发现患者后，不但要对患者进行隔离，跟患者接触的病人也要按要求隔离。这样把有限的传染源控制住，就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扩散。

(选自1月21日新华网《远离新型冠状病毒这些知识要谨记》)

材料三：

全国新型冠状病毒全国确诊病例分布及疫情实时监控-1.27 )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知识付费让知识的获得者间接向知识的传播者与筛选者给予报酬，而不是让参与知识传播链条的人通过流量或广告等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某种意义上，正是糟糕的免费内容太多、太杂乱，反而增强了人们对精品内容付费的意愿。

知识付费让知识的接收者为所获得的知识付出金钱，有利于补偿知识传播与筛选的成本，并给予知识产生——筛选——传播链条的参与者以经济报偿，利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选择太多，用户自己选择的时间成本增加，愿意通过付费来代替个人搜寻选择，这使知识付费成为可能。你没看过《欢乐颂》，但是看过几篇有关《欢乐颂》的文章，你就有了和别人聊天谈话的话语权;你没读过《必然》，但是你买了，遇到这个话题你就可以插嘴聊两句;你没看过《大鱼海棠》，但是看了别人的影评，你就敢像看过一样说这是一部好片。用户愿意为内容买单，内容实际有效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云、柳传志、雷军推荐了，你看了就会有成功人士的感觉，你和别人聊天就会有话题。

（摘编自“百度百科”、《知识付费时代，你为你的智商交了多少钱？》等）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的，他就愿意收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那么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这股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摘编自《“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有删改。原载《光明日报》）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这就是当前知识付费面临的实际情况。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

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从续订产品升级为续订服务，要做的事情很多。完善知识服务平台功能，让在线支付手段更便捷，通过自媒体与社交网络增加交互，开发针对效果付费的打赏制度等，都可以使知识服务发展得更好。

（摘编自《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有改动）

踏过平庸，一生为中国“天眼”燃尽

陈芳　董瑞丰　刘宏宇

“天眼”之父南仁东，17日被追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24年,8000多个日夜,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心无旁骛，为崇山峻岭间的中国“天眼”燃尽生命，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调试期的“天眼”已经一口气发现多颗脉冲星，成为国际瞩目的宇宙观测“利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天眼”与“天宫”“蛟龙”、大飞机等一起，被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丰硕成果……

南仁东来不及目睹。但他执着追求科学梦想的精神，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天眼”：一个国家的骄傲

看似一口“大锅”，“天眼”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它有着超高的灵敏度和巡天速度。与美国寻找地外文明研究所的“凤凰”计划相比，“天眼”可将类太阳星巡视目标扩大至少5倍。随着“天眼”的落成，中国射电天文学“黄金期”正在开启，越来越多国际天文学专家加入中国主导的科研项目。

20多年前，这是一个异常大胆的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30米。

1993年，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在此召开。科学家们提出倡议：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会后，南仁东极力主张中国科学家启动“天眼”项目。

“天眼”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在“天眼”馈源支撑系统高级工程师杨清阁的印象里，这个工程大到“漫山遍野”。这又是一个多细的工程？“600多米尺度的结构，馈源接收机在天空中跟踪反射面焦点的位置度误差不能超过10毫米。”杨清阁说，“南老师做的事，就是带领我们用漫山遍野的设备和零件建起这口精密的‘大锅’。”

南仁东曾在日本国立天文台担任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可他说：“我得回国。”

做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他扛起这个责任。这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也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72岁的“天眼”工程高级工程师斯可克回忆：“南仁东总跟我说，国家投入10多亿元搞这个望远镜，如果因为质量问题或者工程延期导致停工，每天损失将达50万元。花了这么多钱，如果搞不好，就对不起国家。”

执着：为“天眼”燃烧20多年人生

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没有路，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一次，南仁东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他曾亲眼见过窝凼里的泥石流，山洪裹着沙石，连人带树都能一起冲走。南仁东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

“有的大山里没有路，我们走的次数多了，才成了路。”“天眼”工程台址与观测基地系统总工程师朱博勤回忆，十几年下来，综合尺度规模、电磁波环境、生态环境、工程地质环境等因素，最终在391个备选洼地里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的大窝凼。

选址、论证、立项、建设，哪一步都不易。许多工人都记得，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为亲自测量工程项目的误差，南仁东总会丢下饭碗就往工地上跑。

“发文章和研发科学重器比较，哪个对科技的实质进步更重要，我选择后者。”南仁东总是这样说。

“20多年来他只做这一件事。”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就像为南仁东而生，也燃烧了他最后20多年的人生。

寻梦：探索科学未知无止境

对待科学研究，南仁东无比严肃和严谨。“天眼”没有哪个环节能“忽悠”他，任何瑕疵在他那里都过不了关。

工程伊始，要建一个水窖，施工方送来设计图纸，他迅速标出几处错误打了回去。施工方惊讶极了：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南老师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他要吃透工程建设的每个环节。”学生甘恒谦说，“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是选择‘天眼’还是多活10年，他还是会选择‘天眼’。”

他一心想让“天眼”尽快建成启用。“天眼”的英文名字FAST，正是“快”的意思。

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源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如果将地球生命46亿年的历史压缩为一年，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最后一分钟诞生了地球文明，而在最后一秒钟人类才摆脱地球的束缚进入广袤无垠的太空。”南仁东的心中，总是藏着许多诗意的构想。

“让美丽的夜空带我们踏过平庸。”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思考。

（有改动）

材料一：

国外媒体报道，人类在下个世纪可能面临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大规模崛起，这些机器人的智力可能超过人类。据霍金教授称，与其担心谁来控制人工智能的问题，人类更应该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到底愿不愿意受人类控制。他曾向人们发出警告：人工智能可能会导致人类的灭绝，甚至可能在接下来的100年之内就将人类取而代之。他说道，我们的未来是一场不断增长的科技力量与人类使用科技的智慧之间的竞争。

霍金和埃隆·马斯克共同签署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表示，人类不应任由人工智能发展，而不加以控制：如果不对智能机器严加控制，人类的前景可能会相当晦暗。

人工智能潜在的好处是巨大的，但人类在享受研究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时，必须努力避免其可能引致的风险。例如，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可能导致数百万人失业。而从长期来说，一旦人工智能的智力超过了人类，它们就可能产生反抗，不按程序设定行事。我们的人工智能系统必须严格按照我们的想法行动。

（摘编自叶怡萱《霍金称人工智能可能在100年之内取代人类》）

材料二：

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但也有人认为它使人类摆脱劳动的束缚，由此人类将得到彻底的全面解放。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究竟是魔鬼还是天使？

从技术本质来说，人工智能无非也是人类的一种技术发明与创新。马克思认为各种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无非是人体器官的延长。技术哲学的奠基人恩斯特•卡普认为人类的各种技术发明、创新都是对人类自身器官的模仿，是人体器官的投影。由此可以说，任何技术从其根源与本质来说都是对人体器官的模仿，目的都是代替人体器官，减轻人体器官在劳动中的艰辛程度。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替代本身，与过去的各种技术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既然技术的本质都是人体器官的延长或投影，最终目的都是替代人类劳动，那么为什么人们对过去的各种技术习以为常，对人工智能技术却忧虑不安？在工具技术时代，各种工具仅仅取代了人类作为工具性的肢体；在机器技术时代，各类机器不但代替了人类的工具功能，而且还战胜了人类的有限气力。如果说工具和机器还仅仅取代人的体力劳动，那么智能机器则因为其快速的信息处理能力取代了人类的脑力劳动，这样劳动工具和劳动者合二为一，人类的劳动功能被彻底取代。工具出现的时候，人类还可依仗体力和智力生存；当机器出现的时候，人类还可以依仗智力生存；而智能机器出现后，人类将会彻底被取代，人类无法从劳动过程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再有，从历史来看，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或进步，总会有一部分人的劳动或工作被新技术所取代，因此不得不面临转型。这种转型对文化水平高、能力强的人群来说当然问题不大，但对文化水平偏低、适应能力较差的一类人来说并非易事。从短期来说，人工智能必然会给大部分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在目前依然是按劳分配的体制下，失去了劳动机会也就失去了分配财富的机会，因此人们在人工智能大潮逐渐逼近之际就自然表现出不安和担忧。

但是，从长期来看，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带来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任何技术创新的最终目的都是减轻或取代人类劳动，让人类从以往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工智能将工具、动力和智力三位一体，能够自我学习、自我决策、自动控制，独立完成各种复杂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为人类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巨大的财富，人类由此可以摆脱劳动对人类的长期束缚，有可能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全面解放的梦想。不被劳动束缚的人类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从事过去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事情，人类可以在新的领域重新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摘编自黄欣荣《人工智能对人类劳动的挑战及其应对》）

材料三：

带有发动机的机器是人工体能技术的典型代表。人工体能技术在刚刚出现时，也引起了震恐效应。可以说，今天我们在人工智能的初级阶段之所以存在对于人工智能的恐惧，主要在于人们担心人类智能不如人工智能时人工智能会超出人的控制，人类无法再驾驭和支配人工智能。这里且不说人工智能在高级阶段是否能具备真正的“智能”，即使真的超过了人类智能，就像目前的智能计算机在记忆、计算和图像识别能力上已经远超于人，但我们并未感到失去了对人工智能的支配。再借鉴人的体力和人工体能的关系来看，各种机械的“体能”早就替代并超越了人的体力，但人类并未因此认为已经不能支配人工体能技术了。可以说经历了初期的那些对机器的恐惧性感受和认知后，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对于人工体能技术的态度日趋理性和冷静，这无疑也是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中我们将再度经历的认知提升。

将来当人的一切工具性职能都被人工智能替代之后，人专司于如何使用和支配各种人工智能器具，甚至对人工智能的哪些功能需要开发、哪些功能不需要开发，抑或限制开发甚至禁止开发，将会达成透彻而成熟的认知，从而将“失控”的风险降到最低。人和智能机器的这种新的分工，正是保证无论多高端的人工智能器具都将受制于人的基础。人工体能和人工智能都是人工的技术，它们是否失控的问题，也是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

（摘编自肖峰《从人工体能看人工智能》）

材料一：

张骞不畏艰险，两次出使西域，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欧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从我国甘肃、新疆到今阿富汗、伊朗等地的陆路交通，即著名的“丝绸之路”，完全可称之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其历史抱负和贡献与丝绸之路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结晶，更是世界经济交通史上的典范，对人类发展和人类贡献必将超过丝绸之路。

(摘编自搜狐网《张骞开辟丝绸之路是为了什么?》，2017年9月8日，有删改)

材料二：

材料三：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框架下，可以筹划并制定出一个新的经济秩序，以此来克服民族和历史冲突，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都能获益。新丝绸之路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希望，同时为许多国家面临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拉鲁什表示，要根除恐怖主义和毒品问题，必须要有一个严肃的经济发展方案。如果能够让人们知道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好的生活，这样自然能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在拉鲁什看来，当今世界各地区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地区冲突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甚至可能带来战争威胁，因此必须要建立一个经济发展平台，一个符合全人类文明共同利益的平台。她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丝绸之路是当今世界和平的最重要的创举。”拉鲁什还呼吁人们彻底抛弃有些国家注定永远贫穷而有的国家则永远富有的陈腐观念，创造一个国际新秩序，让每个国家的人们都有可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她说：“我认为新丝绸之路恰恰能帮助人们实现这个目标。”

(摘编自《新丝绸之路是世界和平的希望——专访德国席勒研究所创始人黑尔佳·策普·拉鲁什女士》，新华网2014年8月7日)

早在“一带一路”倡议宣布之初，巴基斯坦前总理阿齐兹就是倡议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这一倡议将“改变巴基斯坦的命运”。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先行项目。他认为，“一带一路”为企业发展带来了创新和能量，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为消除贫困，给当地人民更加繁荣的生活创造了机遇。新西兰前总理珍妮·希普利认为，在“一带一路”的建设和精准扶贫的实施中，要激发小企业和小金融机构的活力。小企业和小金融机构很灵活，只需要给贫困地区的人们提供一点资金支持或是技术支持，就可以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

(《“一带一路”·精准扶贫与企业发展新机遇》，中国网2019年4月10日)

材料四：

美国媒体指出，很多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有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包括港口、公路、铁路、能源等方面的建设。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推测，亚洲新兴经济体每年需要大约1.7万亿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减贫及应对气候变化。“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好提供了急需的基础设施，带来了新的贸易路线，并为亚欧实现了更好的联通。”“‘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创造了商业机会，也为急需开发和工作的沿线国家提供了机会。

美国媒体在一篇长篇新闻分析中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现在中国开始采取更加富有远见的举措：提升在既有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从内而外影响游戏规则；确立自己的制度，如亚投行，从外部重新界定规则；向其它国家提供救生圈，通过和他们一起创建制度将其纳入自己的怀抱。在另一长篇分析中，该报指出，中国正在按照自己的方式重塑全球贸易：“一带一路”倡议是按照中国的方式推进全球商业，希望利用中国的财富及工业技术创造新型全球化，摆脱西方主导的制度规则，重塑全球经济秩序。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亚投行是填补二战后国际制度空白的重要举措。

(摘编自韦宗友《美国媒体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基于美国三大主流媒体的文本分析》)

材料一：

今日，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布了2016年的中国人全民账单。账单显示，在刚刚过去的2016年，4.5亿实名用户使用了支付宝。通过对上述海量用户行为进行计算和分析，可以看到：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4.5亿消费者过去一年71%的支付笔数发生在移动端，超10亿人次使用“指尖上的公共服务”；中国“80后”“90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流力量，并将影响未来十年的经济格局，比如“80后”人均支付金额已超过12万元，“90后”使用移动支付更是高达91%。

从人均支付金额来看，上海人均支付金额达到14.8万元，是去年的近1.5倍，随后是浙江、北京、福建、江苏，这五个沿海省份或直辖市的人均支，付金额均迈入“10万”时代。从移动支付渗透率来看，内陆的西藏以90%的移动支付占比排名第一，随后是青海、甘肃，远远超过沿海省份。

（摘编自李冰《支付宝发布2016年中国人全民账单》）

材料二：

2009-2015年中国移动支付交易规模

材料三：

移动支付具有随时、随地、随身的特点，与传统支付方式相比，多应用于小额、快捷、便民等支付领域，如公共交通、旅游、菜场、便利店、移动互联网消费等。部分银行手机银行业务、非银行支付机构钱包产品中嵌入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如话费流量、火车票、机票、酒店预订、网点门票、医疗、签证、游戏点卡、油卡代充、违章罚款等功能，移动支付生态圈正逐步形成。

随着支付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农村地区的支付环境持续改善，移动支付已逐步成为解决农村金融支付服务需求的切入点。截至2016年年末，农村地区手机银行开通数累计3.73亿户，发生手机支付业务笔数50.86亿笔，支付金额23.40万亿元。

随着海淘市场快速发展和国内居民出境旅行大幅增长，我国跨境支付业务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银联已在境外160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银联卡受理，受理商户近2000万家，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合作商户也已覆盖境外50多个国家和地区。

（摘编自王观《移动支付，中国引领世界发展》）

材料四：

移动支付为什么风生水起？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

天时，是全球向“无现金”迈进的大趋势。韩国政府计划2020年让硬币从流通渠道消失，丹麦也在去年允许零售商拒绝现金支付，仅接受移动、银行卡支付。

人和，是作为基础设施的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在中国快速普及。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4299万人，其中手机网民达6.95亿，较2015年年底增加550万人。手机超越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

最重要的当属“地利”。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发放了267张支付牌照。2010年以来，中国第三方支付市场交易规模保持在50%以上的年均增速，经过7年发展，中国移动支付已经成为全球的领跑者。“无现金”社会，优势甚多，但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首先是用户教育问题。电子支付的便捷性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特别是没有联网的地区、不会使用的老人等。

即便是基本可以“无现金”的丹麦，也存在很大问题。丹麦很多乡村地区的退休老人不会使用银行卡，更无法使用电子支付，他们希望政府放慢建设“无现金”社会的步伐。

其次是新的安全问题。电子支付确实能解决传统现金支付存在的现金遗失、被抢盗等问题，但又面临两大新挑战，包括技术漏洞和恶意诈骗。黑客攻击和技术诈骗已经让电子金融的流通和支付遭受很多损失，并催生了无数电子诈骗案。

三是可能遭遇系统崩盘而无法进行金融流通和支付。在灾害发生时，光纤和终端设备遭到破坏，电子支付就会陷于瘫痪。同样，黑客攻击也会让网络瘫痪，从而让消费和支付无法进行。从信息技术安全和灾难管理的角度来看，在支付领域也很难只实行一种没有备份的电子系统。很难在生活和金融领域全部取消现金。

（摘编自齐志明整理《“无现金”社会还有多远？》）

材料一

我认为一个健康的中国，需要一个健康的文艺市场，中国的崛起，更离不开科学家。

明星片酬越来越高，高得离谱。2014年，李连杰被问到其片酬高达6000万一事，不屑地称：“太低了，2000年我就拿到1000万美金，按当时汇率相当于8000万。”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

那些终生投身科研的科学家，大多都是身居陋室，连钱学森都是住百八十平方米的旧房子。而大明星们，住豪宅开豪车，广告收入动辄七八位数，像天上掉馅饼一样容易。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成长过程中的孩子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孩子们都已经变得很现实，觉得搞科研是没有出息的。他们的人生目标不是升官就是发财，而当明星更是名利双收。这就是我们当今的社会，价值观严重的扭曲。科学家地位远不如演艺明星，是时代的悲哀。

一个浮躁的社会，人们追逐的都是表面的光鲜亮丽。于是各种包装炒作，让人们失去了自然和本真，浮躁的气息扩散到每一个角度，使得现代人已经不再关注社会的本源，而是追求虚无的奢侈浮华。

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互联网变革的洪流又让人们惴惴不安，人们都在寻找精神依托。我们需要能够给国人做正确价值导向的“名人”，而恰恰社会上有非常缺少这种角色的存在，有文化、有担当、有历史责任感的名人太少了。正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思想舵手，才使很多明星、网红爬到了时代之巅，负面影响将非常深远。人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精神在哪里？中国复兴从何谈起？

（选自陈中华博客）

材料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了2015年的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结果显示，美国“将来期望进入科学相关行业从业的学生比例”为38%，中国只有16．8%，还不及OECD国家的平均值。

去年，物理学家霍金开通了个人微博，短短半个月粉丝数量突破了350万。事实上，霍金之所以在全世界拥有数量巨大的粉丝，不光因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贡献，还来自以下趣事：他在美国热门电视剧《生活大爆炸》中扮演他自己，利用电子发声器与美国的摇滚乐团录制歌曲。写得了论文，做得了网红，酷劲十足，这就是霍金的魅力，也是科学家的魅力。

整日埋头于实验室，甚至抱病工作，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宣传中，仿佛科学家不历经坎坷，他们的道德形象就不高大。而事实上，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的科学家想象更能凸显人生的高度和厚度。科学家对于孩子们的吸引力，除了科学本身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是要靠科学家来具体化和人格化的。

对青年人来说，收入和地位等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职业理想的选择。科学家的经济回报和社会地位似乎不如明星、企业家也是当下的现实。现在，我国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奖金每人500万元人民币，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正在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我们应以此反拨社会潮流，让科技人员真正感到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让科学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明星，成为孩子们争相崇拜的偶像，唯有如此，当科学家才能重新成为孩子们的职业理想。

（摘自2017年1月19日《光明日报》第6版）

材料三

社会发展到今天，必须承认和接受其多元性和复杂性。各行各业都出精英，只不过用的评价标准不同罢了。把屠呦呦和黄晓明放在一起比较，是一种危险的逻辑。正如一提援外、减免他国债务，就有人提我国的贫困人口一样，如此对比似乎已成为一种万能诡辩术。如果用北京的房价来衡量青蒿素的学术价值，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用一些方法降低“黄晓明们”的收入，限制“黄晓明们”婚宴和礼金规模，这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市场与行政力量当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力。屠呦呦的反面教材，不是连结婚都会躺枪的黄晓明，也不是娱乐圈这个花花世界。演艺明星即使再奢华，也不会让科学家们眼红。反而是学术界内的各种失范现象，如学术造假、学术浮躁、科研体制僵化、收入分配不合理、科研机构衙门化、人才培养机制受阻等，才是阻碍科学家发挥更大作用的环境因素，从长远说，也损害了科学家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

（摘自2015年10月13日《新华每日电讯》）

材料一

2019年度，曾庆存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可谓实至名归。“温室栽培二十年，雄心初立忠驱前。男儿若个真英俊，攀上珠峰踏北边。”1961年，26岁的曾庆存留学回国时写下这首《自助》诗。59年过去了，不负初心，他在数值天气预报、地球流体力学、卫星大气红外退感、气候与环境科学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

他是国际数值天气预报的奠基人之一。数值天气预报诞生之初，准确率并不高，亟须在原始方程研究方面取得突破。1956年，在留苏期间，曾庆存毅然选择了应用原始方程组做数值天气预报的课题。这可是一道时人不大敢问津的世界难题。然而，曾庆存从小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越是难“啃”的硬骨头越要好好“啃”。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1961年，曾庆存首创出“半隐式差分法”数值预报，使天气预报准确率前所未有地提升到了60%以上。自此，数值预报成为天气预报的主要方法。

曾庆存的学术清单上，国家需求永远排在第一位。1952年，17岁的曾庆存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当时，学校提出让一部分学生改学气象专业，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一是因为当时段中国急需气象科学人才；二是因为幼时家贫，对人民群众生活和农业生产受天气和气候影响有深切感受。他曾回忆说：“1954年的一场晚霜把河南40%的小麦冻死了。如果能提前预判天气，肯定能减不少损失。我从小在田里长大，挨过饿，深有体会。”

1970年，作为科学指导，他暂时放下此前的研究，开始从事当时在国际上兴起、中国尚是空白的气象卫星和大气遥感相关研究工作。曾庆存说：“当时做卫星没有经验可参考，资料也很少。但因为是国家需要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要把它搞出来!”历尽千辛万苦，曾庆存带领团队最终解决了卫星大气红外遥感的基础理论等问题，其中的一些理论，直到现在都在中国和世界气象卫星遥感与资料应用中被广泛使用。

(摘编自吴月辉《曾庆存，让风云可测》，《人民日报》2020年1月11日)

材料二

在中国科学院，曾庆存还以博学多才而著称。他带过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中，除了来自大气科学专业背景的外，还有来自基础数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力学、海洋科学以及控制论和环境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不管是什么方向的学生，曾老师总能根据他们的特长因材施教。”戴永久说。在别人眼中，他其实是个很有趣的小老头。比如，他做得一手好家务，写得一手好书法，经常吟诵摘录古诗，出版了两本诗集，有着“诗人院士”的美誉。正因涉猎广泛，曾庆存在数值天气预报的研究基础上，也创下多个“第一”。

“天欲白，兴犹酣，鼓难停，抒不尽，古今中外情。”而今，已是耄耋之年的曾庆存，正像他写的诗那样，依然壮心不已，对科学如痴如醉；推动建立研究和预估全球气候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地球系统数值模据装置”。

(摘编自沈慧《曾庆存：风霜雨雪总关情),《经济日报》2020年1月11 日)

材料三

“季风时兮民康物阜，中华文化兮灿烂婀娜。继往开来兮中华学子，发扬我炎黄德智兮，永据科技之先河!”他的诗句体现出的这种力争占据科技前沿的精神促使曾院士确立新的奋斗目标——推动建立“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曾庆存院士表示：“不能用严谨的数学方式表达的科学问题很难说是属于现代科学范畴的”，以往的靠数理的公式化求解“已无济于事”，“资料和模型是研究环境变化的两个重要基础，利用模型进行计算，来保证国家的建设和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长期以来，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地球模拟科学特别是在全球气候变化学术领域具有主导权。同时也掌握了在全球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变暖的减缓、适应措施等方面的话语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国家早已提出或建设了自己的地球系统模拟计划。这一计划的启动，无疑将扭转中国在此领域的被动地位。

(摘编自《他现在要干的事 将扭转中国在此领域的被动地位》，“科学大院”公众号2020年1月11日)

材料一：

“强基计划”主要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有关高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调整强基计划招生专业。

在计划起步阶段，教育部将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范围内遴选高校开展试点。相关高校可向教育部申请并提交相关专业的招生和人才培养一体化方案，教育部组织专家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质量、科研项目及平台建设情况、招生和人才培养方案等因素，按照“一校一策”的原则，研究确定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专业和规模。

高校根据有关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制定强基计划的招生和培养方案。符合高校报考条件的考生可在高考前申请参加强基计划招生。高校依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按在各省（区、市）强基计划招生名额的一定倍数确定参加高校考核的考生名单。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和高校考核后，高校将考生高考成绩、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及综合素质评价情况等按比例合成考生综合成绩（其中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根据考生填报志愿，按综合成绩由高到低顺序录取。有关高校要认真研究制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在招生简章中提前向社会公布。

(节选自《教育部推出“强基计划”》，《中国青年报》2020.1）

材料二：

强基计划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已经跳出招生的狭隘范畴，比原来的自主招生站位更高。

限定于基础学科专业：强基计划更着眼于国家对战略人才的需要，而不仅仅是高校个体的需要。自主招生的初衷就是为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开辟一条特别通道。高考分数录取有点像招收十项全能选手，著名高校更是需要每科都强或者没有短板。但是对于那些有某些专长的学生来说，高考显然不够科学合理，甚至会埋没这些专门人才，于是，自主招生政策推出了。但长期以来，自主招生政策更着眼于招生，这部分有学科特长的学生获得的更多是降分照顾，而在其就读专业上并没有过多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自主招生的出发点。

限定于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缩小招生数量，强调拔尖创新人才从选拔到培养的整个贯通培养，而不仅仅是招生。新的强基计划鼓励支持高校对通过强基计划录取的学生单独编班，实行导师制、小班化培养，并与原有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统筹考虑，探索建立本-硕-博衔接的培养模式；同时也鼓励国家重点实验室、前沿科学中心等国家重点技术攻关单位吸纳这些学生参与实际项目研究，探索建立一种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机制。也正是基于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第一批试点高校限定在部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这和过去具有自主招生资格的90余所高校数量相比，有大幅缩减。

（节选自《“强基计划”不是自主招生的升级版》，教育部网站）

材料三：

教育部发布的“强基计划”意味着本轮以义务教育阶段坚决减负、新高考改革这一首一尾相向而行、共同驱动的教育综合改革，完成了一项标志性的顶层设计。政策要点有三：一是从2020年起，原有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彻底终结；二是业已探索多年的综合评价录取方式得以保留，但在细节流程上做了重大调整；三是该计划初步试点的范围限制在国家“双一流计划”中的部分“一流高校”，后续走向及开放性值得进一步观察。

自主招生和综合评价录取，是十余年来在大学招生改革探索的两条路径，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但也出现了“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问题，这些偏向需要纠正。

如何泼掉洗澡水的同时保住孩子？在教育部本轮出台的文件中明确规定：高考成绩所占比例不得低于85%。这意味着高考成绩在综合评价录取中的比重回升，高校对学生的“合法”选择权的比重有所回落，其实是一次“再平衡”。取消“自主招生”，不是“倒退”，在以空间换时间、循序渐进地协同推动大中小学一体化联动发展，在素质教育开弓没有回头箭之后，再以招录政策改革的组合拳反向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梗阻。强基计划就是改革的2.0，用来巩固基于高考成绩的、公平公正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招生改革成果。

（节选自《强基计划：用改革巩固高考改革的成果》，澎湃新闻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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