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属的冠状病毒，有包膜，颗粒呈圆形或椭圆形，常为多形性，直径60-140nm。其基因特征与SARS-CoV和MERS-CoV有明显区别。目前研究显示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bat-SL-CoVZC45）同源性达85%以上。体外分离培养时，新型冠状病毒96个小时左右即可在人呼吸道上皮细胞内发现，而在VeroE6和Huh-7细胞系中分离培养需约6天。

对冠状病毒理化特性的认识多来自对SARS-CoV和MERS-CoV的研究。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 30分钟、乙醚、75%乙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由于在粪便及尿中可分离到新型冠状病毒，应注意粪便及尿对环境污染造成气溶胶或接触传播。

（摘编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

材料二

从尚未构成大流行，到绝对有大流行的潜力，到大流行的威胁真实存在，直至“官宣”大流行，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疫情愈演愈烈，世卫组织的措辞也在不断升级。被世卫组织盖上“大流行”的戳印意味着什么？

英国广播公司（BBC）认为，世卫组织宣布大流行表明，疫情蔓延已构成全球紧急状况，无异于最严重的警告。

外媒分析称，宣布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敲响最高音量的警钟，引起各国足够重视，采取更积极、有效的措施防控、抗击疫情，同时还促进各国分享医疗知识和抗疫经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可能进一步冲击本已脆弱的全球市场，并导致更加严格的旅行和贸易限制。

这在全球头号经济体美国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周三成为美国股市历史上的一个黑色坐标——一场长达11年的狂欢谢幕。在疫情和油价的双杀之下，美股周一遭“血洗”，史上第二次熔断；次日，受特朗普政府将推刺激措施的提振有所反弹。然而，喘息未定，周三又遭遇世卫组织“大流行”的致命一击。纽约三大股指再次暴跌，道指深跌逾1400点，相比近期高点下跌20%。外媒纷纷“判决”：道指堕入熊市，华尔街创纪录的11年牛市结束。

（摘编自《世卫“官宣”加剧美股震荡》）

材料三

从病毒分析、疫苗开发、药物研发，到诊断辅助、智能测温、AI消毒……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AI技术前所未有地被应用其中。

北京市政府利用百度研发的“口罩人脸检测及分类技术”，在清河火车站、北京南站等人流密集地区，实现了体温异常、未按规定佩戴口罩等违规人员的精准识别。海淀区政府利用旷视科技研发的AI测温系统和Brain+人工智能平台在海淀政务大厅和海淀区部分地铁站展开无接触测温应用，实现疑似患者精准快速筛查。

依图科技的无接触测温技术，通过热成像测温，可对人员进行非接触的实时测温和预警，精确度在温度±0.3℃内，符合新型冠状病毒病理要求。同时，依图人脸检测技术可在被检测者戴口罩的情况下进行人脸检测，该技术已用于上海市居民社区、商贸中心等封闭式管理重点区域。

人工智能加持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研发，不仅在筛选药物方面大显身手，还能“妙算”新冠病毒的进化方向。

华为云联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等，于2月3日宣布筛选出5种可能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效的抗病毒药物，供研究机构和制药企业在药物研发中参考。

上海深兰科技根据新冠病毒全序列基因组，研究病毒的变异位点，为针对病毒的靶位药物研发提供全面的数据支持。当前已完成细胞自动机模型的建立，进行了256种规则的变换统计，分析出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及N蛋白序列与原SARS相应蛋白序列人传人的变异位点，借助AI算力预测新型冠状病毒今后的进化特点和方向，为防范病毒下一步变异提供依据，为精准靶位药物筛选提供数据支持。

AI智能机器人不仅为医院感染病房送餐，还能保障医院安全诊疗。上海交大研发的AI机器人“小白”协助武汉医护人员开展工作，可用于疑似病例会诊与远程查房。钛米科技开发的智能消毒机器人，能识别环境内的物品进行自主避障；配备消毒管理软件，自动根据空间面积计算消毒时间，并自主围绕目标进行360度无死角消毒。

（摘编自《AI抗疫：人工智能国家试验区显身手》）

材料一：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我国学者创建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是在西方伦理批评和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建设而成。目前，文学伦理学批评逐步走向成熟，在建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取得了进展，并拥有大量的批评实践成果，学术影响力日益扩大。

作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创立者，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聂珍钊表示，文学的功能是教诲，文学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提供伦理教诲，即文学通过一系列道德事例和榜样达到劝谕、褒奖和惩戒的教诲目的，从而帮助人完成弃恶从善的伦理选择过程。

该领域数位专家学者普遍表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提出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危机的回应。根据国内学者考察，当时的中国文学批评出现了三种令人忧思的倾向：一是文学批评的“失语症”；二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三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英表示，聂珍钊从2004年起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以及文学批评的社会责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理论界在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理论热”，各种“主义”粉墨登场，泛文化、泛政治倾向的批评思潮席卷批评界，文学批评理论一度成为不关注文学文本、无视文学伦理价值的众声喧哗。王松林告诉记者，正是在国外批评理论话语过度膨胀的背景下，国内学者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开始构建以伦理选择为核心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话语体系，并从“脑文本”概念出发重构了文学的文本理论。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朱振武表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提出显示出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学术自觉和批评自觉，目前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体系日益完善。

聂珍钊表示，要真正赢得国际学界的尊重和认可，既要立足于解决中国文学研究中的问题，又要为解决世界文学研究中的普遍问题提供启示。中国学术界要真正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发挥影响和获得自己的地位，必须不断进行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的开拓和创新，紧密联系中国现实和坚持“中国特色”。当然也不能缺少世界眼光。

（摘编自李永杰《扩大文学伦理学批评影响力》）

材料二：

近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特别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西方。20世纪的西方文论，基本上都是由批评方法而构成的，一种批评理论接着一种批评理论，一种批评方法接着一种批评方法，连续不断地发展，直到今天也还是如此，形成了一个为许多学者所谓的“文论世纪”。自近代开始的“西学东渐”，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包括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基本都是采用西方的批评方法。这就出现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曹顺庆教授所说的：“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了‘失语症’。所谓‘失语症'，就是说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批评者，不会讲自己的话，不会以自己的话语来表达思想，一讲就是讲西方的，唯西方马首是瞻，一旦离开了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就不会写文章、不会讲话，甚至是不能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了。”

我们之所以要讨论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是因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以及颇引人关注的文学地理学批评方法，都是由中国本土学者自己提出来的，是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与自主知识产权的两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这两种批评方法是有针对性的，就是针对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虽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化转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文心雕龙》里面所发表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比较抽象，不像西方文学理论具有一整套的术语，概念非常清楚，逻辑性很强，每一个术语和概念都有自己明确的所指，而且能够解决许多重要的问题。当然，《文心雕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文论巨著，我们现在的学者，想要写出那么一部理论巨著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部大书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像《文心雕龙》这样的中国古代文论著作，的确是没有实现现代转化，我们的文学研究者很难运用《文心雕龙》里面的那一套东西，来解释与解决当代中国文学与中国作家所提出来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中国古代文论要运用到当代文学批评中来，一个多世纪以来是远远没有取得成功的，从根本上来说也许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无论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还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没有能够让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得到复活，产生一种比较重大的实际效用。

（摘编自邹建军《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层深结构》）

材料一：

近年来，建设黄河生态经济带，把黄河生态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呼声渐高，也势在必行。这一举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部（原）实现崛起和下游发达地区的山东实现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缩小贫困落后的西北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有利于畅通“一带一路”。而且，黄河上游、中游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建设好黄河生态经济带有重大现实意义。需要强调的是，建设黄河生态经济带，挖掘文化潜力，促进文化旅游业融合发展，是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抓手。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沿黄河9省区的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等省份是农业大省、畜牧大省，黄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应该把好食品安全关，确保人民群众吃上放心、安全、绿色、健康食品，确保国家粮仓安全无虞。对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来说，建设黄河生态经济带，有利于建立长效脱贫机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黄河流域探寻出一批乡村振兴成功的模式和案例。黄河流域尤其是上游地区几乎生活着全国所有的少数民族，很多又与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等叠加，建设好黄河生态经济带，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民族团结，实现中华民族大家庭繁荣稳定发展。

（摘编自程小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意义》）

材料二：

表一 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黄河主要来水区来水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表二   2018年至2019年6月黄河干流省（自治区）用水计划执行情况统计表

单位：亿立方米

[注]河北省分配用水指标含《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9年度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湖生态补水方案及试点河段后续补水计划的通知》（办资管函[2019]624号）中的3.40亿立方米。

对于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的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建议，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包括用水总量、用水效率等方面的要求，并明确提出流域用水总量只能减少、不能增加的刚性约束。统筹大气、土壤、生态等要素，对河流污染较重的地区明确产业准入与淘汰要求。

（摘编自“第一财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材料三：

2019年12月30日，以“共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为主题的黄河经济协作区省区负责人第三十次联席会议在山西运城市举行。来自沿黄9省11方代表等100余人参加了活动。

会上，山西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效生作了第三十次联席会议主题报告。据张效生介绍，黄河经济协作区各方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内涵，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遵循“平等互利、真诚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未来，山西省将更加明确区域协同发展目标，加强区域产业规划，布局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区域产业对接合作，搭建区域性产业合作对接平台，用好消费升级重要窗口期，深化省际合作，以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为方向，因地制宜，有序进行产业升级，推动一批有带动作用的项目落地见效，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讲好“黄河故事”。

（摘编自王爽《9省11方协同联动共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材料一：

在互联网的出现之初，麻省理工学院的传媒与科技专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就预言了“the Daily Me”（我的日报）——一种完全个人化的报纸的出现。在the Daily Me上，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挑选他喜欢的主题和看法。对于社会普通公众中的某些人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机会，也是风险，有时会给商业和民主带来不幸的结果。

桑斯坦在其著作《网络共和国》开篇生动地描述了“个人日报”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伴随网络技术的发达和网络信息的剧增，我们能够在海量的信息中随意选择我们关注的话题，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定制报纸和杂志。每个人都拥有为自己量身定制一份个人日报的可能。这种“个人日报”式的信息选择行为会导致网络茧房的形成。当个人长期禁锢在自己所建构的信息茧房中，久而久之，个人生活呈现一种定式化、程序化。长期处于过度的自主选择，沉浸在个人日报的满足中，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不知不觉间为自己制造了一个“信息茧房”。

桑斯坦解释说，生活在“信息茧房”里，公众就不可能考虑周全，因为他们自身的先入之见将逐渐根深蒂固。一些国家就由于这个原因走向灾难。对于生活在信息茧房的领导人和其他人而言：这是一个温暖、友好的地方。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舒适的代价。对于私人和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能变成公众一种可怕的梦魇。

（摘编自“百度百科”）

材料二：

在与“信息茧房”相关的常见讨论中，最常被指责的对象，是最近几年在互联网领域大热的推荐算法。推荐算法最大的卖点，就是能够根据用户的习惯与偏好，为其提供“量身定做”的个性化信息流。许多以推荐算法为核心的互联网产品，都凭着这一优势在市场上异军突起。然而，事物总有两面，这种“量身定做”常常会令人怀疑：算法的自我迭代，是否让用户看到的内容越来越极端而单一？与用户的既有认知相异的信息，又是否会直接遭到算法的屏蔽？

由于这些质疑，与“信息茧房”的形象正好相符，于是，许多人都认为“算法”是制造“信息茧房”的元凶。然而，结合“信息茧房”的原始定义，我们却不难发现，这口“大锅”并不能轻率甩给算法。

“信息茧房”的概念，是凯斯·桑斯坦在2006年提出的。当时连互联网都尚来充分普及，推荐算法根本不存在。他之所以提出这一概念，为的不是警告互联网公司，而是直接提醒公众：不要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因为久而久之这种看似“舒适”的选择，很可能将个体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在这种情况下，只看到算法的影响，而忽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既是对问题本质的误读，也是对个个体责任的逃避。

对于推荐算法，曾经有人总结道：“算法没有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既对也不对。之所以说它对，是因为算法本身只是一串由逻辑组成的代码，它既不会主动思考，也无法形成自己的价值观。然而，之所以说它不对，是因为算法的背后总是存在着应用算法的人，而这些应用者的价值观，很可能在算法的运作过程中受到算法的放大，进而被推向极端。推荐算法的存在，确实会让一个对信息有明显偏好的人，看到的信息越来越合其心意，但归根结底，主动作出这种选择的并不是算法，而依然是算法背后的人。

（摘编自杨鑫宇《织就“信息茧房”的人，或许就是你自己》）

材料三：

从本质上看，“信息茧房”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认知陷阱。既然是陷阱，便必然有诱饵、有伪装；而不可能直接以其险恶的真实面貌示人。在“信息茧房”这种陷阱里，起到“诱饵”作用的，便是唯有身处“信息茧房”之内的人，才能体会到的安全感与归属感。每个人在内心深处，都渴望自己的观点与表达得到他人的认同，不过在现实世界中。能够做到“一呼百应”的人注定凤毛麟角。“信息茧房”恰恰解决了这个问题，当一个人的信息来源完全被与其观点相近的媒体或个人“包围”时，他心中的每一个念头，都会在这个看似众声喧哗。其实无异于“回音场”的环境里得到精准的呼应。

这种人人都能“一呼百应”的快感，是各种不同立场每天都在激烈对撞的真实舆论场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人们虽然在理智上不难理解“信息杂食”的重要性，但要直面那些和自己的立场全然对立的观点与事实，确实需要拿出一点勇气。离开“信息茧房”的好处，当事人的心里未必不清楚，但是，就像自然界里刚刚学会飞翔的雏鹰离巢时的样子一样，又有多少人能对安全、安逸的环境全无眷恋呢？

如果说“信息茧房”给人提供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陷阱的“诱饵”的话，那么这个陷阱自然也要有相应的“伪装”。对一般人而言，“信息茧房”最有力的伪装，就是“独立思考”这一社会迷思。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会在各种各样的人口中听到“独立思考”的重要性。如果把“独立思考”理解成不随波逐流，对问题有自己的判断，那么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在现实之中，却有不少人扭曲了“独立思考”的内涵，将其曲解为“完全不受（和自己主观意见不同的）外部信息影响”，以至于许多人不仅盲目拒斥自己不愿相信的信息屏蔽不同观点，还言之凿凿地自称善于“独立思考”，甚至引以为豪。这也是许多人身处“信息茧房”之中而不自知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杨鑫宇《识破信息陷阱的诱饵与伪装——“信息茧房”系列谈之三》）

材料一：

传记文学古已有之，最初属于史学的领域，有“史传文学”之称。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很多人认为始于汉代司马迁《史记》中的纪传体篇章。20世纪30年代，我国传记文学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在此，梁启超、胡适功勋卓著。前者推动传记文学的现代转型，重视塑造民族性格，后者倡导传记文学的创作，“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革命英雄传记、革命回忆录得到了蓬勃发展，作品讴歌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反映了新中国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给人以震撼与激励。“文革”十年，传记文学发展缓慢，但仍有作家坚持写作，一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后来传记主题的开掘。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行进脚步，传记文学创作也开启新进程。社会思想解放，文化趋向多元，传记作家发扬现代传记文学的优秀传统，记录真实的生活，表现中国社会发展中典型人物个性的丰富与复杂，创作数量大增。据统计，1949年至1983年国内出版各类人物传记图书共计3400多部，而1984年至1990年则出版了3700多部。1990年，我国进入转轨换型的市场经济社会，传记文学创作热点不断，呈现出千帆竞发的多样化艺术格局。可以说，任何一种类型的传主都有作家写，一个作家写多部传记，一个传主拥有多部传记的现象屡见不鲜。传记文学在题材内容开掘的广度与深度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以及更早的现代传记文学30年。同时，中国传记文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成立，促进传记文学研究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丰硕喜人。

当代传记作家创作热情高涨，记录改革开放的步履，讴歌体现时代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为时代立传、为国家立传、为人民立传，真实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

（取材于全展、李炳银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传记发展到当代，早已突破“生者不立传”的传统，涌现出大量为尚健在者立传修谱的作品。同时，传记的庄严神圣感被淡化，除了具有杰出成就的伟人、名人为书写对象外，充分体现时代精神与风尚的寻常百姓也进入传记作品，立传成为普通人可享受的一种文化待遇。传记文学内涵和外延扩展，可以立传的人物对象越来越宽泛，可以立传的对象类型也越来越丰富。当今的传记文学已从为人物立传扩展到为城市、江河湖海、大桥道路、沙漠绿洲立传，为一切自然有机体、建设工程项目和所有具有“生命”发展历程、有自身来龙去脉的事物立传。如《我的天堂》描写苏州改革开放历史，《大江魂》为长江立传，《大国重器》为中国火箭军作传，这些新传记的传主是城市、江河、部队等“泛生命体”，细致深入地展现了具体事件事物的来龙去脉、发展历程，考据考证详尽准确，具有鲜明的传记作品特色。

传记文学繁荣发展，学者们在其中所发挥的引领、推动作用不容忽视。上世纪初我国现代传记的发展，与对国民精神的改造与培养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记家们多为学者，大都心怀社会责任意识来推动传记事业。当前，学者传记是当代传记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形式之一。学者写传聚焦传主的生平故事与思想人格，彰显独立自由的精神品格，叙述笔墨又常带感情与温度，具有精神厚度与智性品质。

当下，传记文学发展处于黄金时代，但在传记日益走向通俗化的趋势下，一些传记作品有“隐恶”“虚美”的表现。维护传记文学的繁荣发展，作家们应在守正基础上创新，“不虚美，不隐恶”，努力挖掘探究，艺术地塑造传主形象，创作优秀的传记作品。

（取材于李朝全等人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近二十多年来，中小学课外付费补习教育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展，其主要任务就是在课余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补差、培优”，以便他们能在升学考试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优质高中和大学的资源分布不均，供给也相对有限，而学生个体需求和发展水平又是多样化的，一些学生家庭在正规小学、初中或者高中教育难以满足孩子个性化需求时，就借助付费的课外补习教育以求子女能够进入好的中学或大学。在我国，儒家思想中重视教育、积极向学、注重纸笔考试的文化传统，为课外补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毋庸讳言的是，有的学生因为课外补习而在学校课堂上睡觉，还有学生因为提前补习相关课程，导致教师正常教学进度受到影响。由于课外时间大部分用于各种补习，学生的业余时间受到压缩，影响了学生其他方面素质的综合发展。

基于学校学生发展的教育目的和教师职业伦理责任的考虑，目前政府层面已明令禁止正规学校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家教”。另外，政府可以发挥办学质量较好的课外补习教育机构的作用，通过提供补习券、补习津贴等公共服务方式，帮助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子女等弱势群体，接受质量较高的免费或者低费用的课外辅导。这方面国外有成功案例，如韩国实施的“课外教育计划”以及通过卫星电视和广播放送等方式提供补习课程。

某种程度上，课外补习教育可以被看成是正规学校教育办学质量的影子或者镜子，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正规学校教育服务质量的值得改进之处，进而更好发挥学校正规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摘编自刘清华《课外补习：禁与疏、利与弊之辩》《光明日报》2018年2月3日）

材料二：

我国学生家庭参与校外教育情况调查表

表一

表二

表三

（摘编自魏易，刘舒畅《谁在补，补什么》，2018年2月3日《光明日报》）

材料三：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全愈曾提出“三脚架理论”，这“三个脚”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再由这三个脚支撑起一个“中心”——自我教育，三个支撑点的教育应围绕自我教育来设计、开展。这一提法自有新意：学生作为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家校外培训机构重要的存在，他们的重心在于探索未知世界，而不应止步于重复证实已知世界。

一个人的发展需要更丰富的内容，需要更多样的体验。一部分前沿的培训机构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比如，从数数开始，打破以往我们对数学的印象，重新建立对数学的理解；从诗歌阅读开始，品味语言的神奇；在《诗经》中漫步……看似无追求，但又何尝不是一种追求？而这正与某些学校的探索不谋而合，何不由此探索公立学校与培训机构更好的互补形式？

这些课程的兴起，正是源自一些家长的教育理念的变化，不再计较分数的起落，更关心孩子的审美、兴趣的引导，回归教育的本义。如此，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从目前专注于学科培训走向真正的兴趣培训，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从强化应试教育的“训练营”成为素质教育的“成长空间”。

（摘编自新晓燕《从“训练营”迈向真正的“成长空间”》《光明日报》2018年2月3日）

材料一：

所谓移情，通俗地说，是指人面对天地万物时，把自己的情感移置到外在的天地万物身上去，似乎觉得它们也有同样的情感。当自己心花怒放时，似乎天地万物都在欢笑；苦闷悲哀时，似乎春花秋月也在悲愁。描绘此种现象的第一人是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庄子看见鱼儿出游从容，于是把自己在出游中体验到的快乐之情移置到鱼身上，觉得鱼在出游时也是快乐的。

审美移情作为一种审美体验，其本质是一种对象化的自我享受。这就是说，审美体验作为一种审美享受，所欣赏并为之感到愉快的不是客观的对象，而是自我的情感。在审美享受的瞬间，是人把自我的情感移入到一个与自我不同的对象中去，并且在对象中玩味自我本身。

审美移情的基本特征是主客消融、物我两忘、物我同一、物我互赠。移情和感受不同。在感受活动中，主客体是分离的，界限是清楚的。但在移情活动中，主体移入客体，客体也似乎移入主体，主客体融合为一，已不存在界限。对主体而言，他完全地沉浸到对象中去，流连忘返，进入忘我境界；对客体而言，它与生命颤动的主体融合为一，实现了无情事物的有情化，无生命事物的生命化。也就是说，在移情之际，不但物我两忘、物我同一，而且物我互赠、物我回还。清代大画家石涛在描述自己创作的心理状态时所说的“山川脱胎于予，予脱胎于山川”“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就是审美移情中的物我互赠、物我回还的情境。

（节选自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有删改）

材料二：

大自然靠什么给人以美感呢？它蕴含有许多美的要素，如：对称、和谐、奇巧、虚实、变化、新鲜等等。这些要素我们在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如小说、戏剧、绘画、音乐中都可以找到，而在大自然中早就存在，并且更为丰富。这些东西再简化一点就是三样：形状、颜色、声音。形、色、声这三样基本东西经对称、和谐、奇巧等等的变化组合，就出现无穷无尽的美。美的要素在自然中最多，远远多于人为的创造，所以艺术家强调师法自然，国画大师刘海粟就曾十上黄山“搜尽奇峰打草稿”。

客观的景物和人怎样沟通、交流、融合而共同创造一件艺术品呢？是通过人与自然的交流，通过艺术家的观察，再创造。刘勰说“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是通过眼睛观察，内心思考，经过一番酝酿吐纳之后才加工出来的。这些要素作用于人，激活人的美感有三个步骤。一是以美形引人，二是以美情感人，三是以美理服人，由形及情及理。我们看到鲜艳的花朵、奇伟的山峰、行云流水等美好事物，就会被吸引。与动物不同，人能将这种美感上升到感情，并形成一种定式，于是相应于景色的明暗便有心情的好坏，物象之异可转化为精神之别。小石潭的凄清，荷塘月色的宁静，范仲淹所谓物悲物喜，这就是意境。

人们不只满足于自然中的“形”向主观的“情”的转化，又进而求理。因为哲理本身的逻辑美，在自然中也能找到相似的形象。它们灵犀一点可相通。如山之沉毅，海之激荡，云之多变等，人们从美的形、色、声中不但可以悟到美好的情感，达到美好的意境，还能悟出一种哲理的美，逻辑的美。周敦颐见莲花就悟出“出淤泥而不染”的做人之理；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是讲做学问的理。

（选自梁衡《山水为何有关感》，有删改）

材料三：

有些理论家和艺术家力主用联想来解释审美体验，并不认为有什么纯粹的音乐、绘画、舞蹈等。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琵琶女所弹的声音，就是用各种联想的意象来描写来表现的，如“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有的理论家根据这样一些事例，认为人们喜爱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愉悦，并不是因为欣赏声音本身的和谐等，而是因为音乐能唤起视觉或听觉的意象（即联想）。然而，也另有一些理论家和艺术家认为，审美体验不但与联想无关，而且联想还会妨碍审美体验。在他们看来，自然和艺术的美都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欣赏者不能靠题材唤起的联想来获得美感。要是在欣赏这些艺术时产生联想，那恰好是走出了艺术境界，进入了实用境界，审美体验就丧失殆尽。他们认为，在审美体验中，只有让我们的注意力专注于一个独立的意象上面凝神于一，才能沉醉于审美的愉悦之中。

联想究竟是有助于审美体验还是妨碍审美体验呢？我以为应该从以下两点来把握它：第一，应该把审美联想和非审美联想区别开来。非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自由联想，这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杂乱的、不定向的联想。英国美学家布洛称这种联想为“非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实用情感与审美对象所展示的情境不相融合，从而与审美无关。譬如：当我们心中想到船时，便想到它航行的海，想到海便想到风暴等等。尽管这种联想是对一种接近事物的联想，人们是容易理解的，但它没有定向性，没有主旨，不能构成审美的情境。而审美联想相当于心理学上的控制联想，它的最大特点是联想时所展示的情境的定向性和整体性。按一定的情致、具有定向选择、沉入整体情境的联想就是审美联想。审美联想是人的心灵自由的一种表现，它给人带来美感的愉悦。布洛称审美联想为“融化的”联想，即这种联想所引起的情感与审美对象本身的情感是相融化的，不是隔离、孤立的。由此看来，笼统地说联想可以解释审美体验是不对的，只有审美联想才与审美体验相关，只有用审美联想才能解释审美体验。

第二，应该考虑到美有“纯粹美”和“依存美”的区别。“纯粹美”就是重形式的美，某些艺术品种，由于社会历史等各种原因，内容已淡化，人们直接感知到的仅是线、形、色、光、声、质等媒介及其组合方式，如图案画、花边装饰、建筑、陶瓷造型等等，就是以形式感取胜的“纯粹美”，对于这些艺术品的欣赏，只能靠艺术直觉，而不能靠审美联想。与审美联想相契合的往往是“依存美”。所谓“依存美”就是重内容的美，像小说、戏剧、散文和古典诗歌等等，人们欣赏这类艺术品，就不能不借助审美联想，只有在审美联想中，作品所描绘的形象和形象体系，才能在欣赏者的头脑中呈现出来，而欣赏者也才能沉入艺术世界，并获得审美愉悦。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报》，有删改）

黄裳：沉默的斗士

9月7日，93岁的黄裳老人在上海瑞金医院安详地去世。

深受周氏兄弟影响的一代散文大家、藏书家黄裳，可谓集名士风流和斗士精神于一身。他生于“五四”运动爆发三个月后，成长于中国现代文学最为繁荣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世纪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反右”和“文革”中遭受迫害，晚年如老树绚烂开花。

黄裳登上文坛与两位作家有关，一是柯灵，二是巴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熟读新文学的黄裳就开始试着投稿，最初的习作就发表在《文汇报》副刊“世纪风”上，而“世纪风”的编者就是柯灵。1942年，又应柯灵的约稿，写了几篇《江上杂记》。尤其是柯灵和唐弢创办的《周报》，发表了黄裳的一组有影响力的通讯报道，这成为他进入新闻业的“投名状”。1945年下半年，也是在柯灵的介绍下，黄裳进入《文汇报》报社工作。

柯灵激发了黄裳最初的写作热情，而真正将黄裳推上文坛的，还是巴金。没有巴金的提携，黄裳不会走上文学道路。黄裳说，“他将我所写的旅行记事散文介绍到《旅行杂志》，得到了重庆的第一笔稿费”，“他商量着把我发表过的散文收集起来，出版了我人生第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锦帆集》。从这时起，年长黄裳15岁的巴金成为影响黄裳最深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多世纪。

在黄裳的女儿容洁眼里，父亲很有理想，也很执著，这辈子一直很辛勤地工作，“他对我说，写作是一件良心事，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心‘挖’出来。一解放，他就写了一篇报道让很多人不高兴，但他从不改，他就是这样的人。”

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黄裳因为一篇题为《解冻》的报道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批判，并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被下放到印刷厂当搬运工，那时他的朋友郑重经常见到他： “我看到黄裳穿着工人服，数百公斤重的卷筒纸，在他手下反转调向滚动，操作自如。他身体敦壮厚实，有时双手卡腰立在那里，就像一座钟，毫无猥琐卑屈的样子，每当看到他这个样子，心中也感叹着：真是一个人物！”

黄裳把这段时间称为“好日子”，因为不久他就被下放到了干校。在干校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黄裳感到实实在在地上了认真的一课，他在那里不断被批斗，饱受凌辱，这让他看透了那形形色色人物的心。但他也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我觉得痛苦的是在一段时期里没有能严肃认真地面对生活，失去了做一个正直公民的勇气……“十年动乱”，也应该有我一份责任。如果没有大量的精神境界像我一样的群众，那场大动乱是不会顺顺当当地发展到那样规模的。”

“说话少，读书多”，在一些人眼中，这是黄裳的最大特点。但在熟悉黄裳的李辉看来，黄裳不善言谈是一种假象：“他不是那种只知道枯坐故纸堆的书呆子，相反，其性情则颇像一个浪漫才子，精神里充溢着人们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可以领略到的那一种文人风流。他爱文物字画营造的意境，爱游山玩水，爱美丽女性，爱名优们的优美吟唱和婀娜多姿，爱开怀畅饮……”黄裳的风流，兼具了传统文人和民国知识分子的风流。李辉认为，黄裳是一位既有学识又有情趣的人，寡言成就了他的文字。

黄裳晚年的创作非常丰富，是“活到老写到老”的典型。在他的几十种著作中，绝大部分都是“文革”后三十多年创作的。而他越战越勇的斗士形象，与他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对比，更是引人瞩目。打笔仗成为他晚年的一大“壮举”，如2011年12月初版的《来燕榭文存二编》就“以打架文章为多”，火力十足。今年，黄裳仍不断有新作发表。“像这样有生命力、战斗力的文化老人，国内无第二人。”董宁文说。

黄裳是一位沉默的斗士，却又隐藏着深情：1997年，妻子重病，嗜书如命的他毅然卖掉收集了半辈子的古书和名人字画，以支付巨额医疗费，徒劳地希望能换回妻子的生命。

相关链接：

①风流：杰出不凡；风雅潇洒，洒脱放逸。——百度百科

②黄裳继承了古典文学的传统，继承了鲁迅的传统和巴金讲真话的传统，黄裳写的那些散文，呈现了金刚怒目的一面。——陈子善

③民国那些大师们虽然都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他们独立思考的高贵品性，在治学中的求真精神，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的勇气，为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材料一：人脸识别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后随着计算机技术和光学成像技术的发展得到提高，而真正进入初级的应用阶段则在90年代后期，以美国、德国和日本的技术实现为主。如今，人脸识别技术的应用已经不仅限于商务场所中，它已经以各种智能家居的形式逐步渗透到平常百姓家。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脸部特征，对输入的人脸图像或者视频流进行判断。首先判断其是否存在人脸，如果存在人脸，则进一步给出每个脸的位置、大小和各个主要面部器官的位置信息。并依据这些，进一步提取每个人脸中所蕴含的身份特征，并将其与已知的人脸进行对比，从而识别每个人脸的身份。

人脸与人体的其他生物特征(指纹、虹膜等)一样与生俱来，它的唯一性和不易被复制的良好特性为身份鉴别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其他类型的生物识别比较，人脸识别具有无须被采集对象配合、无须采集对象和设备直接接触、可以在同一场景中对多个人脸进行分拣、判断及识别等优点。这些特点使得人脸识别系统工作效率高、准确度高，且效果较好。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无法忽视人脸识别技术在研发和应用中的阻碍因素。作为用户，对于人脸识别担忧主要是对其灵敏性、安全性方面的担忧。因为人脸具有相似性，所有的人脸的结构都相似，甚至人脸器官的结构外形都很相似。这样的特点对于利用人脸进行定位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利用人脸区分人类个体是不利的。此外，人脸的外形很不稳定，人可以通过脸部的变化产生很多表情，而在不同观察角度，人脸的视觉图像也相差很大，另外，人脸识别还受光照条件(例如白天和夜晚，室内和室外等)、人脸的很多遮盖物(例如口罩、墨镜、头发、胡须等)、年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都会影响人脸识别的灵敏性，甚至影响人脸识别的结果，最终带来安全隐患。

(摘编自《人脸识别技术原理及解决方案》，有删改)

材料二：

材料三：人脸识别在我国应用的场景越来越多，如近日上海地铁试行人脸识别，乘客刷脸秒进站；北京通州区推出的北京市首个人脸识别全业务办税等。解锁门禁、刷脸打卡签到、刷脸付钱、刷脸取钱、刷脸验证信息、刷脸认证办事……人脸识别似乎无所不能，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人脸识别之所以快速得到广泛应用，一是因为其“高科技”标签，吸引了一批科技发烧友，再则是因为其便捷性与安全性，还有就是身份认证需求的集中爆发。随着国内平安城市、智慧城市项目的深入发展，城市监控的高清化进一步得到普及，摄像机数量大规模增长，使得人脸识别在数据的采集上阻碍大大减小，提升了人脸识别的质量，扩大了应用领域。预计未来五年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将保持年均25%的增长速度，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67亿元左右。

(摘编自《人脸识别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前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