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以来，青年电影人已然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开始登台亮相并逐渐成为中国电影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正以自己独特的现实情怀和美学视野，在新时代奋力书写青年一代自己的电影艺术画卷。

新时代以来的青年电影普遍比较接地气，将反映现实、思考现实和认识现实作为艺术创作的主要任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青年导演自觉为农村社会代言。一些青年电影人对农村社会情有独钟，自觉承担起弘扬和传承乡土文化的使命和任务，努力探索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新途径。代表性的青年电影有《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等作品，这些优质之作或表现传统社会的血脉亲情，或正视基层社会变革的艰难阵痛，或审视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遭遇后的故事。这些青年导演将维护农民的生存和权利视为第一要务，自觉承担起电影艺术反思现实的责任和使命。

其次，青年导演为都市平民牵肠挂肚。面对都市社区平民的生活烦恼，青年电影人把自己当作“局中人”，摒弃了看客的姿态和心态，为孤独的灵魂点亮希望之光，为重症患者家庭奔走呼号，为留住宝贵的诗意生活而怒发冲冠，其中的典范之作有《我不是药神》等。它们聚焦都市底层社会的小人物生活，不回避社会转型中个体生命成长的问题和矛盾，以电影艺术的名义为社会发展排忧解难，彰显了时代艺术的理想激情和精神高度。

再次，青年导演为人类命运殚精竭虑。无论是现象级的《流浪地球》，还是当年红极一时的《战狼》，青年电影人充满了面向未来的忧患想象，他们将前所未有的生存变局、国际格局置放到自己的创作视野中，借助影像对未来社会进行前瞻性的预言和判断，充满了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的担当抱负。

青年电影兼容并包奋力探寻新美学

首先，从娱乐本位回归现实本位。当下，青年电影不再满足于停留在悦耳悦目的初级审美阶段，而是逐渐向悦志悦神的高级阶段前进。无论是选取题材、表现对象还是镜头语言方面，都在继承和发展现实主义美学，在守正创新中开掘新路子，有意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巧妙结合在一起，以诗意电影美学讴歌或批判现实生活。

其次，重塑新英雄。当前，多数青年电影开始捕捉身边的英雄人物，重新挖掘新时代英雄的意义和价值。在审美上弱化了传统英雄的悲剧性和沉重性，强化了新时代英雄的豪迈性和担当性，突出了英雄审美的世俗性、奔放性和平民性，将传统美学中“无我之英雄”提升到了“有我之英雄”的新阶段。这样的英雄既是现实的，又是面向未来的，可以说，时代有英雄，而英雄无时代。

再次，从西方审美情趣转向民族审美情趣。青年电影人开始凝视中华民族自己的审美情趣，尝试着和民族审美理想共诉衷肠。我们尊崇的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等审美追求，以及重情守义、守望相助、知恩图报等基本的民族审美理想在创作中得到弘扬。

当然，青年电影并非白璧无瑕，在成长的道路上还得苦练内功。今后在家国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方面，在讲好传统文化故事、近现代中华民族奋斗史的故事方面还有待发力，在自身叙事突破、人物塑造和美学建构方面皆有提升空间。我们期待着青年电影不断茁壮成长并蔚为大观。

（选自中国社会科学网《青年电影在守正创新中拥抱新时代》）

①中国传统民俗古朴原始而又神秘奇异，这与中国人所经历的独特的社会背景和历史道路相关。民间大量传承的古老风习，“万物有灵”论极具市场，鬼魂神怪的原始观念依然浓烈，诸多的民俗事象被蒙上了神秘色彩。再加上佛、道二教的传播与流行和对民俗生活的介入，使中国传统民俗的神秘色彩更为浓厚。当然，民俗的神秘性长期存在的最根本原因，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自然科学的不发达，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民众生存环境没有明显改变，人们在风雨飘摇中生活，既没有足够的能力保障自己的安全，又无法应对自然与社会的种种挑战。因此信奉神秘力量、使用神秘法术以缓解自身的精神压力、服务现实生活的民俗必然会大量存在。

②神秘性在巫术民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如“作法事”“念咒语”“请神会”“画符”“占卜”等等，都源于某种神秘观念，它的施行也大多依赖某种神秘行为或者语言魔力信仰。《西游记》中唐僧的紧箍咒就是这一类咒术的典型代表。民间巫术中使用咒语的现象十分普遍，捕鱼者有捕鱼的咒语，农耕者有农耕的咒词，医家的咒禁还是古代治病的方术之一。语言的神秘观念又导致另一结果，即谶语的产生。谶语具有兆验性，属于预知巫术，它基于人们相信语言与事件之间有某种神秘联系的心理。谶语在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中曾起过重要的舆论作用，新进者往往利用谶语论证自己的崛起合乎神意，离开了神秘性，谶语也就失去了效用。

③神秘性在禁忌民俗中也多有表现，当然，它随禁忌内容的不同有程度的差别。与人性命相关的禁忌其神秘性更强。如上山伐木、下海捕鱼都是危险性作业，所以伐木者、渔民有着特别的语言、行为禁忌，决不能犯禁。而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禁忌，其神秘性相对就比较弱，因此只是作为民俗，习惯性遵循，如小孩不能吃鸡爪，不然的话，字就写不好；乘船时吃鱼忌讳将鱼翻过来食用等。

④【甲】当今还存在的如造房子上梁仪式中发糕和披红等等风俗事象，在形成之初，大抵系人们对自然与社会的一种不自觉地适应和协调，在天长日久的岁月中，逐渐渗进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人们希望利用神秘力量达到为自己服务的目的，具有积极自觉状态。【乙】 中国的民间信仰没有正统宗教的那种神圣和崇高的情感体验，追求的是世俗物质生活的满足和精神愉悦，因此人们对神灵族属谱系并不看重，他们关心的是神灵能否带来吉祥，能否帮助实现自己的愿望，具有很强的功利性。所以有学者称中国是一个“泛神论”的国度，无论山精水怪、狐仙鬼魅，还是观音大士、玉皇大帝、现世英灵，它们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人们都不关心，唯一关心的是神灵的“灵气”，只要“显灵”，哪怕是荒郊野外的一棵树、深山老林的一座庙，“有灵则行”。人们在各色神灵前祷告、祈求、供奉，采取各种近乎“媚神”的方式，包括演戏、宰牲、烧钱、上酒等，以求取神佑，消灾祛病。【丙】与此同时，对一些长期不显神灵的偶像，人们不仅不供奉，还采取责问拷打的方式，或者使用一些厌胜法术，来“胁迫”其为民众服务。如祈雨民俗中就有一种在太阳底下曝晒龙王菩萨的做法，让不显灵的菩萨切身体验一下百姓无雨的苦处。所以说在民间信仰中人与神并不总是上下级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平面的相互利用的关系，人们为自己的需要造神，这种在风俗文化的信仰中的直接功利性，将它与一般的宗教信仰区别了开来。【丁】

衰老过程：随机损害还是基因注定？

①迄今为止，科学尚未明确阐释衰老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关于衰老的假说在学者之间也存在争议。近年来，有一种名为“一次性体细胞理论(DST)”的假说影响较大。

②简单地说，DST认为衰老是一个动态过程，它包含两个方面：随机损害与修复。在生命过程中，机体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各种伤害，衰老的过程就是损害不断积累的过程。当体细胞修复不能满足需要时，过多的损害终将导致细胞死亡。与此同时，修复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事实上，我们身体的修复功能很强大，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永远生存下去。可事实并非如此，人终难免一死。生物体为什么会最终死亡而不是永生？这是因为意外死亡难以避免，且维持永恒修复代价过高。迫于自然选择的压力和相对有限的能量，生命需要以死亡和生殖的形式来进行适应和进化，“基因是永恒的，但身体是一次性的”。

③DST同时提出了自己的证据：在自然界，寿命较长的动物修复能力也更好。寿命长的动物往往是更聪明的，体型更大的，能够飞行的(可以有效避免意外死亡)；也只有这样的动物，才会把更多的能量投入到生命的维持、修复上去。我们可以用DST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寿命比男性更长：女性担负着生殖的任务，由于怀孕、生产和哺乳的需要，女性对身体的修复能力要求更高，这使女性比男性有更好的修复能力，而更好的修复能力自然会带来寿命的延长。

④这个理论是不是很漂亮？的确，DST一经推出就受到了肯定，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对它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DST的流行，完全是因为“文章写得天花乱坠，发表在有影响力的期刊(指《科学美国人》)上”，并且“理解DST不需要任何生物学和医学知识，这使它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反对者们最有力的证据是，DST根本无法对节食所带来的寿命延长做出合理的解释。

⑤科学家发现，限制卡路里摄入(即节食)有明显的延年益寿的效果，从小鼠、大鼠到犬类，这一现象都存在。限制能量摄入后，动物不但活得更久，而且活得更健康；另外，节食被证明能使人避免患一些与衰老相关的疾病。然而，这一现象却无法用DST来解释：既然机体修复需要能量，那么多摄入能量应当更有助于修复，因此，吃饱喝足的动物应该更长寿才对，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另外，DST也与进化论似有抵触之处。根据DST，机体会在资源丰富、能量充足的时候倾向于不修复，而在资源不足、能量匮乏的时候选择修复，以使得生命存续得更久。

⑥DST从节省能量的角度推论，女性绝经是一件有益的事情，不过目前普遍认为，绝经并不是一件好事；与动脉硬化一样，绝经不会使女性受益。总体说来，DST并不是一个基于实验的理论，而只是一个基于纯逻辑的猜想。

⑦那么实验如何解释节食所带来的影响呢？近些年，针对衰老机制的分子生物学研究中，雷帕霉素靶蛋白(TOR)的信号传导通路是一个比较热门的领域。哺乳动物的TOR通路又称为mTOR通路。当然，在这个信号通路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子参与，在此不一一详述，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mTOR的功能：mTOR的活化调控着人体的发育和衰老。

⑧发育和衰老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当机体发育完成之后，TOR的作用就是将生命带向衰老。可见，衰老并不是随机损害累积的结果，而是深藏在我们基因内的一个准编程程序。这样一来，节食的问题也就可以解释了：食物会刺激TOR通路，使得动物在早期加速发育并在发育完成后加速衰老；食物越多，衰老越快。

⑨综上所述，针对衰老的过程，DST更倾向于认为衰老是随机损害的积累，而针对TOR通路的研究则指出衰老很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孰对孰错，我们期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能为我们带来更具说服力的衰老新理论。

材料一：

在抗疫过程中，14亿中国人充分展现出赤胆忠心的“中国情怀”。海内外中华儿女对家国迸发了最诚挚、最朴素、最纯粹的爱，他们在看似平凡的位置上做出了不平凡的努力，这决不是嘴把式，而是下了真功夫：他们中有身怀六甲仍“最美逆行”的白衣天使，有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休息的的士司机，有为医护人员免费提供住宿的宾馆业主，有2周内修好了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建筑工人，还有无数为抗疫捐款的不具名的普通人。海外华夏赤子也纷纷动员，华侨留学生在全球各地为祖国筹集最亟需的医疗物品和设备，驰援祖国以解燃眉之急。国外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借疫情挑事儿，全国人民在互联网上自发形成了爱国方阵，相互鼓励，提高警惕，五星红旗定将由14亿护旗手用一生去爱护、去捍卫。积累每个人的小爱就能汇聚对党国和民族的大爱，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危难关头彰显赤子本色。

（摘自《环球网：一场疫情，压不垮“硬核”中国！》）

此次疫情，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在数千台工程机械轰鸣中，在10天之间便建成投入使用；疫情防控所有紧缺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度，企业、政府、银行等诸多部门单位迅速“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救治患者，确保应收尽收、精准救治；集中力量外防输入，确保交通检疫“滴水不漏”；集中力量内防扩散，确保社区防线织牢织密……从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到社会秩序维护，从城市社区、乡村网格化管理，到对每一户家庭的发动引导，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等被调动起来，动力澎湃。难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作出这样的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疫情下的中国力量、中国效率，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制度优势最硬核的展现。

（摘自《南方日报：疫情大考更显中国制度优势》）

材料二：

统计截至2020-03-07 17:30:59 更新于3小时9分钟前             全国疫情新增趋势

图（一）                                                          图（二）

材料三：

“最让我震撼的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很强烈的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愿意为抗击疫情作出贡献。”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分享在中国观察到的细节，打开了一个真切感知中国的视角：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非常疲惫，有工作人员在同考察组谈话间隙困得睡着了；每一个被动员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就像是在跟病毒打一场战争，肩负起阻止病毒蔓延的共同责任。在他看来，正是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奉献，极大延缓了疫情的传播。世卫组织专家于细微处捕捉到的中国人的面貌，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摘自《凝聚共同战斗的精神力量   抗击疫情离不开命运共同体意识》）

当地时间25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召开发布会，刚刚结束中国考察行程的世卫组织专家考察组代表向各国媒体记者介绍相关情况。会后，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外方组长布鲁斯·艾尔沃德接受了总台央视记者的采访，他表示，中国应对疫情措施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政府系统深入社区基层，把防疫项目从省一级一直推进到社区，而北美国家等大多数地方都没有这样的管理队伍。

谈及此次中国考察之行，布鲁斯·艾尔沃德指出，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应对疫情，展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和责任感，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虽然武汉街道空荡荡的，也看不见摩天大楼里的人们，但他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摘自《中国应对疫情措施体现制度优势   感谢中国人民付出》）

材料一：

村居环境搞得好，形成合力是关键。“农村居住环境整治，最怕的就是‘政府热火朝天干、村民站在一旁看’。”谭景坤告诉记者，让一批有想法、有干劲的人共同参与，广泛引导村民“共谋其事”，是长春市推进农村居住环境工作的关键。

“村上的事大家都上心，开会没有不来的。要发动大伙儿一起干。”人称“抠门书记”的太平沟村党支部书记路则中告诉记者，“作为一名党员，我既是‘指挥员’，更是‘战斗员’。只有回回讲、次次说，老乡们的卫生习惯和意识才能提高。”

通过在村一级成立村民理事会等组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长春市引导农民群众通过民主协商、投工投劳等方式深度参与乡村建设，成多方共治的良性格局。

“支持农民工匠返乡承接农村小型工程，在村庄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管护等方面发挥主体作用；鼓励能人、乡贤回乡创业，支持家乡。”谭景坤说，“甩不开膀子就提不起劲，农村的事就要发动农民一起干！”

（摘编自阎红玉、卢静《无限“乡愁”变乡恋》）

材料二：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为加快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推广、在农村地区的普及、造福农民，描绘了清晰的路线图。数字农业、精准农业、农业互联网、智能农业都需要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精准还原、智能控制，这一切都需要低时延、高速度、低功耗的5G技术支撑。

发展智慧农业在种养环节可以大大减轻体力劳动的强度，摆脱劳动密集型的依赖，使主体更注意市场化的生产、个性化的生产、精准化的生产，提升产供销的紧密度，使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更加精准科学。随着智慧农业日渐成熟，农业将成为高科技行业，农民将成为高门槛的职业，农村成为高难度的产业。智慧农业关系着中国人的菜篮子，关系着中国农业的未来，关系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网作为上市公司，除了加大对智慧农业的宣传力度，还将发挥资本平台的优势，加大资金的投入，助力科技的研发，推动完善生态，促进模式的创新，希望我们共同迎接5G时代更加智能高效的发展。

（摘编自富丽娟《运用融合传播的平台 加大对智慧农业的宣传力度》）

材料三：

“村民将家中的废旧报纸、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带来，银行现场称重后，进行相应积分，积攒到一定数额的积分还可以兑换生活用品。”西渡镇梅花村委会主任杨丞平介绍道，村民通过“积分银行”不但得到了实惠，也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优化了乡村文明创建和乡村社会治理格局。据了解，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是全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县，衡阳县积极创新文明治理新路子，将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等进行有机结合，导入银行管理理念，利用积分鼓励机制，引导市民养成做好事、行善举的文明行为习惯，将无形的文明道德建设变得可量化、可触摸。

（摘编自刘欣荣、易建军《“积分银行”存储道德财富 弘扬文明乡风》）

材料一：

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发展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高度。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篇的两大基石，二者在本质上都是为了实现资源分配的更优化，从而减轻乡村内部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只不过，它们二者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有所不同。

从时间上看，脱贫攻坚的近期目标是到2020年要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中期目标是到2035年相对贫困进一步缓解，在消除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巩固前期脱贫成果，防止返贫发生，消弭贫困脆弱性；远期目标，2050年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在消除贫困化之后促进贫困对象实现长期可持续稳定脱贫。乡村振兴战略的近期目标则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相关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中期目标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远期目标为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由此可见，以消除绝对贫困为目标的精准脱贫要在2020年前完成，这是当前最大的历史使命。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是乡村振兴的首场硬仗，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基础和底线，是必须率先完成的任务。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实施效果，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有基础性的影响。

从空间上看，精准脱贫主要聚焦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以“三区”、“三州”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而乡村振兴的区域则是覆盖整个农村区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能否顺利完成、脱贫长效机制能否完善、内生动力是否形成，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

（摘编自《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国际金融报》2019年1月4日）

材料二：

（摘编自《图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首次建立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新华社2018年9月29日）

材料三：

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脱贫致富不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同样，乡村振兴也不仅仅是乡村的事，而是全体中国人民、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事。乡村振兴也要鼓励社会各类组织积极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来。实际上乡村振兴战略孕育着机会，为一些社会组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为想到农村发展的企业提供了大好的舞台。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贫困户“等、靠、要”的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先要扶志”。扶贫不是慈善救济，而是要注重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在乡村振兴阶段，乡村的发展也不能一直依靠国家政策倾斜、社会帮助等“外部输血”，而是应当注重乡村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内部造血”。

在精准扶贫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提出“领导工作要实、任务责任要实、资金保障要实、督查验收要实”的“四实”要求。在乡村振兴上，应当继续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在领导工作方面，要将乡村振兴成效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指标纳入地方领导的考核体系中，用严格的制度来要求和监督工作成效。

（摘编自《“乡村振兴”与“精准脱贫”相互促进》，搜狐网2019年4月18日）

对话：开放的时代，予人机会和平台

《中国青年》：以自己的经验为例，你觉得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最重要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分别是什么？

施鹏：每个科研人员，每个从事科研这条路的青年，从内心来讲，其实都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而且他们也都会非常努力地去奋斗。但是最后可能大家走的路不一样，看到的结果也不一样，那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一个机会和平台，以及自己对于要做的事情的判断。判断和选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合适的外部力量，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真正影响成功的因素。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选择的是西部，从国外回来的时候，我又一次选择了西部。当时从厦门来到昆明读研究生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其实我觉得，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说，云南省这个动植物王国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平台和资源。

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当时像复旦、中山大学等这些学校，都给了我offer，但是我都没有去。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去做自己，做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做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才有利于年轻人的成长。另外一点，就是现在西部的人才流失很多，成长非常困难。但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西部发展又需要有很多人才，所以，我想在这里呼吁，给西部青年更多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是政策上面的支持和倾斜，这样的话，年轻人可以有更多机会，去做出一些成绩。

《中国青年》：精神对于外物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精神的滋养起到了什么作用？你从哪里获得精神上的滋养和动力？

施鹏：说句实在话，做科研主要有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解决自己好奇心的过程，第二个就是显示你比别人更加聪明、你比别人更加能干的一个过程……其实做科研是很辛苦的，如果从性价比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有兴趣爱好和获得的这些一点一滴的小成绩才能帮助你，让你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

每个人的成长都需要感恩，我最难忘的人是我的导师，在国内是张亚平院士，在国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张建之教授，我现在所取得的学术上的成果，都得益于他们两个人。他们不仅仅是在学术上给予我具体帮助，更用在为人处事、对待科学上的严谨态度影响了我，我想，这种态度是真正精神上的东西，是真正能够让你受益终生的。

《中国青年》：在你的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哪些环境的阻力？是如何去克服的？

施鹏：所谓的阻力，现在看来，当时可能还觉得是困难，但是现在返回头来看的话，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压力磨练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很多时候，只要你心中有一种兴趣和执着精神的话，我觉得那些阻力其实都不是不可克服的东西。

《中国青年》：从你的观察来看，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想要成长、成才，还需要社会提供哪些助力？

施鹏：我觉得一个社会对于人才的成长，首先第一点，有一个宽容失败、鼓励成长的态度。我们不需要在个人有点成绩的时候，就把他吹捧成英雄，也不要在他有一点点过失的时候，一下子就打到“十八层地狱”，社会要有宽容的态度，给年轻人更多的空间、更多地容忍他们失败。

第二点就是，青年人才的成长有规律，不要去拔苗助长，也不要去做有了机会却不给青年人的事情。此外，我们也还需要有保障制度。现在的青年人首先是社会中的人，青年人基本是上有老下有小，都面临着小孩上学、老人就医等现实问题，那么在这些方面多做一些工作，有一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我觉得有助于他们减轻负担、专心工作。

我们国家在创新性上，其实还有很多不足，所以，就一定要从机制上考虑，不要有太多功利的东西，不然的话就会逼着年轻人去发文章，去拿“帽子”，这看着好像成功了，但是大家其实都忘了，我们真正要的是提高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

【相关链接】施鹏，生于1973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遗传资源与进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进化与功能基因组学科组负责人。199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生化专业，2004年获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理学博士学位。后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做博士后研究，又在德国人类营养研究所分子遗传系担任研究员。2008年，施鹏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引进回国。201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其“动物适应性进化的分子机制”获云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4年获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中科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2016年入选第二批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2017年入选人社部“国家百千万人才”。

（摘编自郝志舟《每个人都应有一颗追求卓越的心》

李尚师：修史•铸鉴•报国

邢兆远　李建斌

①1982年，年入不惑的李尚师，早已饱历国运与人生的坎坷，本想在中学教师的任上安居乐业，安享宁静。但在1985年，李尚师的人生出现了转折。当时山西师院的“晋国史研究室”缺少人手，本族叔叔李孟存教授邀他一起编写《晋国史》。而自幼就崇拜“报国修史”的李尚师，此时不禁热血沸腾，下决心步入“漫漫”的修史路，为国家尽一介草民之力。

②此后，李尚师一边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史料。李尚师自己拟定了修史计划，雷打不动。晨鸡啼鸣，他书房里的灯就亮了；夜阑人静，他依然秉笔疾书。在他的书桌上，除了一个旧茶杯，一个暖水壶，剩下就是成堆的稿纸和资料。

③上有老父，下有幼子、家中的柴米油盐，仅靠自己的工资已杯水车薪。每当此时，老母亲埋怨他不该写书，亲戚朋友也纷纷前来劝说。但是，李尚师心里有个“报国梦”，他咬牙坚持着。

④李尚师寻觅散布各处的史书、逸书、石刻、铭文，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不搜集。为了解决晋国有争议的地名，他曾不知多少次自费实地考察。为考察传说中的晋国大宗之都——翼，李尚师曾住在翼城南梁农家，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翔山之下、浍河之滨，观其山如大鹏翱翔之状、察其遍地灰层、绳纹陶片遗存比比皆是，从而确定“翼”乃是南梁故城。

⑤研究晋国史，疑点、难点很多。比如晋国始君叔虞所封的唐究竟在何地？历史就有七说，其中东汉班固、西晋郑玄等认为唐在今太原，后世在今太原晋源区建有晋祠，更使“太原晋阳说”不胫而走，家喻户晓。面对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李尚师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诸多古籍文献，查找考古资料，实地观察地形，理清各种说法的偏差，毅然选定“临汾盆地说”，并确定唐国地域覆盖范围。

⑥“修史不拘泥于前人，要兼容并蓄进行创新。”李尚师如是说。这部于2014年出版的长达150万字的巨著《晋国通史》，为国别通史，并且兼具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纪传体、志书的特点，被史学界称为“新型史学专著”。在《晋国通史》中李尚师还增列了诸多名人雅士名字和事迹，加以评述，写出242人的传记，并就晋代人物和器物列出专表29个，填补了以往晋国史研究的缺陷。

⑦李尚师将自撰的“格超梅以上，品行竹之间”的楹联挂在门口。他说，修史者不能为权势所动，不被浮躁和喧嚣左右。他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

⑧这位“宿儒”，身居山村，耐住清贫与寂寞，历时三十余载，以心与魂熔铸着长史。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宫长为评价李尚师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下河东，无出其右。”

(摘自《光明日报》2015年7月16日，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小学五、六年级时，读《汉书》，班彪、班固、班昭三人炽烈的以史报国思想便刻在心里。”在太原温暖的阳光下，李尚师先生饶有兴趣地给记者回忆起当年从事晋国史研究的缘由。

（李江《〈晋国通史〉填补史学空白》）

②李尚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和掌握，是很少有人能够匹敌的。他完全可以称得上“中国当代民间修史第一人”。

（北大教授、著名史学家李伯谦）

材料一：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过美学和美育高潮后,学校美育越来越被分工细密的现有课程体系边缘化了，我们看到的常常只是偏重技能、缺失审美内蕴的“艺术课”或者仅剩知识、脱离现实生活和主体精神世界的所谓“美学课”,而少见品位高雅、内涵丰富、陶冶学生身心的“美育课”。社会转型期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有损美育实施的生态。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难免产生浮躁、趋利、庸俗等负面情绪,使得校园文化生态异化,更使得青少年人格发育趋向“空心化”，即愈来愈缺失崇高、阳刚与雄壮的美感元素。不少学生更多沾染的是经济意识、“小我”考量和感官愉悦,对美的发现、追求和创造的自觉精神日趋稀薄。“走偏”的文化消费与“病态”的审美创造互为因果,值得忧思。

(摘编自潘涌《美育为何难落实》,《光明日报》2017年1月17日)

材料二: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各自时代的偶像。对才华出众、外形靓丽、造型时尚、为人友善、个性独特的明星产生倾慕心理,恐怕是每一代青少年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由于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传播渠道不同,审美标准不同,每一代人对偶像的认知自然会有所差别。然而,在差异化的表象之下,不同时代的人们又会对偶像的概念达成一定的共识,那就是任何优质偶像、大众榜样都应该具有过人的艺术才华、执着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公众形象。

(摘编自杨洪涛《偶像不是流量堆出来的》，《光明日报》2018年8月30日)

材料三: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有的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渲染“娘炮风”等娱乐造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任性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网络平台、综艺节目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新华社北京2018年9月6日电)

材料四: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军人气质,是英雄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向上的民族,应该有昂扬雄健之气概,有敢于开拓之勇力,有青春勃发之精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以青少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的社会风尚。这一点,也应该永远是公共传播中的主流。

(摘编自王宁《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解放军报》2018年10月4日)

材料一：

中国的迅速崛起震撼了世界，正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和秩序的演变。要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我们必须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话语体系，以中国人的眼光和话语来观察和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世界。

“文明型国家”这个概念的提出，不仅可以解构西方话语对中国的主流叙述并揭示中国崛起的一些规律，更有利于进行国际政治制度的比较和预测，它甚至可以与西方主流话语进行对话、交锋乃至胜出。“文明型国家”指的是一个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即中国。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就是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改革， 带来了经济总量的提高，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它将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的各种理念及制度安排，最终被接纳为西方社会的成员。“文明型国家”的观点与此截然不同，它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它代表了一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崛起，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逻辑。

延绵不断长达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种种特质使中国这个现代国家与众不同。中国拥有超悠久的历史、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任何一个方面，都有上千年的历史。因此，我们古老文明形成的许多传统使得中国能融合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长处。今天的中国是带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孙子等伟大先哲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是带着五千年伟大文明并汲取了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之长而重新回到世界中心的。“文明型国家”的文明基因太强大了，如果这样的国家要被全盘西化的话，它必定走向混乱、分裂乃至解体。

中国是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的，并继续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迅速发展壮大。“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也因此而分外厚重和精彩。中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坚持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既学习了别人之长，也发挥了自己的优势，特别是自身的许多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所形成的优势，实现了一种对西方模式的超越。

（摘编自张维为《这就是中国：文明型国家》）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力度，积极参与国际传媒市场竞争，取得重要成果。这也让中国这一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较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赢得国际友人的认同和点赞。但我国在世界上有时仍然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是解决好“挨骂”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中国国家形象自塑与他塑的关键所在。必须深刻领会、努力实践，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让世人更好了解一个进入新时代、展示新作为的中国。

国家形象的塑造要求增强国际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文者，贯道之器也”。话语的背后是思想，是“道”。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思想，更加响亮地提出中国主张，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主动讲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展示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让国际社会更多地理解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

（摘编自《国家形象何以自塑与他塑》）

材料三：

图片摘自《【新闻眼】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最新报告》）

材料一：

近年来，“人机大战”引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发展引发的忧虑和争论开始从学术圈进入公众视野，要将这些思考引向深入，就需拓宽视域，厘清思路，特别要善用底线思维来把握问题，对无限制发展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后果，可从近期、远期和终极威胁三个层面来分析。

近期威胁的一个表现是人工智能开始大批量取代蓝领工人和下层白领。这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表现较明显，我国一些工厂也开始这么做。从经济效益看，工业人工智能成本的下降使“取代”变得有利可图。“汽车的出现没有让马车夫找不到新工作”只是以往的经验，这次并非如此：大批工人陆续失业，只要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荡。

近期威胁的另一表现是军用人工智能的研发。史蒂芬•霍金、比尔•盖茨等人曾呼吁世人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发，特别是军事用途的研发，认为这有可能导致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出现。因为军用人工智能有可能直接操控武器，一旦失控，后果难以设想；即使没有失控，研发出这类更冷酷、更高效的杀人武器，亦非人类之福。

人工智能的远期威胁中，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它们可能的反叛，这点很容易理解，《黑客帝国》《未来战士》等科幻影片对此已做过大量设想。人工智能业界和一些盲目乐观人士常用“人工智能还很初级”之类的说法宽慰公众，但这种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老虎还小”不能成为养虎的理由。因此，我们对这一威胁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人工智能的终极威胁更加发人深省。这种威胁并非建立在人工智能反叛的假定之上，而是恰恰相反。阿西莫夫提出的一个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观点是，所有依赖人工智能的文明都终将灭亡，他给出的理由之一：“一个完全依赖机器人的社会，因极度单调无趣，终究会变得孱弱、衰颓、没落而奄奄一息。”这个看法很有见地。

这里排除人工智能反叛人类的可能，假定未来人工智能可承担人们所希望的“任何工作”，人类就会变成整天混吃等死的寄生虫了。如果真是这样，用不了多久，人类的机能和智力都将迅速退化，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是更可怕的威胁。

（摘编自江晓原《科技创新应树立底线思维--以人工智能发展为例》）

材料二：

人类智能不过是文明的成果，源于社会与历史的心智积淀，而文学正是这种智能优势所在的一部分。文学之所以区别于一般娱乐（比如下棋和转魔方），就在于文学长于传导价值观。好作家之所以区别于一般“文匠”，就在于前者总能突破常规俗见，创造性地发现真善美，守护人间的情与义。而技术主义者恰恰在这里严重缺弦，他们一直梦想着要把感情、性格、伦理、文化以及其他人类表现都数据化，收编为形式逻辑，从而让机器的生物性与人格性更强，使其创造力大增，最终全面超越人类。但他们忘了，人类智能千万年来早已演变得非同寻常——其中一部分颇有几分古怪，倒像是“缺点”。比如，人必有健忘，但电脑没法健忘；人经常糊涂，但电脑没法糊涂；人可以不讲理，但电脑没法不讲理，即不能非逻辑、非程式、非确定性地工作。这样一来，即便机器人有了遗传算法（GA）、人工神经网络（ANN）等仿生大招，即便进一步的仿生探索不会一无所获，然而，人的契悟、直觉、意会、灵感、下意识、跳跃性思维，同步利用“错误”和兼容“悖谬”的能力，把各种矛盾信息不由分说一锅煮的能力，有时候竟让2+2=8或者2+2=0甚至重量+温度=色彩的特殊能力（几乎接近无厘头），如此等等，都有“大智若愚”之效，只能让机器人迷糊。

在生活中，一段话到底是不是“高级黑”；一番慷慨到底是不是“装圣母”；一种高声大气是否透出了怯弱；一种节衣缩食是否透出了高贵；同是一种忍让自宽，到底是阿Q的“精神胜利”，还是庄子的等物齐观；同是一种笔下的胡乱涂抹，到底是艺术先锋的创造，还是画鬼容易画人难的胡来……这些问题也许连某个少年都难不住，明眼人更是一望便知。这一类人类常有的心领神会，显示出人类具有超强的处理价值观的能力，其实不过是依托全身心互联与同步的神经响应，依托人类经验的隐秘蕴积，选择了一个几无来由和依据的正确，有时甚至是看似并不靠谱的正确——这样做很平常，就像对付一个趔趄或一个喷嚏那样自然，属于瞬间事件。但机器人呢，光是辨识一个“高级黑”的正话反听，可能就会导致全部数据库瘫痪。

（摘编自韩少功《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