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成为数字抗疫的最大亮点之一。健康码的出现是在非常时期一举突破诸多制度和规范的非常之举，带来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的第一场全局性大考，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要认识健康码的安全隐患，必须深入剖析和总结互联网超级巨头崛起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描绘和构建未来数字社会治理的基本进程和制度框架。由于健康码缺乏体系性制度设计、流程控制、监管制度和责权制衡机制，使其潜在风险和安全隐患不断累积。若不予以足够重视，形势将会非常严峻，后果将会超乎想象。

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不断深入发展，人类社会的信息传播范式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数字传播经历了百年的数字化、半个世纪的网络化、二十年左右的社交化和移动化，以及新兴的智能化等五大阶段，初步奠定了以计算、传输、存储、数据和算法等核心要素组成的新型传播基础设施。人类传播范式从过去传统大众传播主导的自上而下、集中控制的大教堂模式走向了数字新媒体主导的自下而上、开放分布式的大集市模式，数字传播已成为人类社会主导性的传播新范式。政府对社会信息主流传播机制已经很难进行有效控制，市场主体占据了明显的传播优势，也造成了明显的传播失控。冲击世界各国和世界秩序的信疫（Infodemic，也译为信息疫情）现象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如今，通过健康码进行大规模全民数据收集，成为另一个新出现的重大隐患。

贾森·萨多斯基认为：“一切智能的背后，都是监控与控制。”因为智能的背后是数据，数据的背后就是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力和利益。所以，上述警示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如果缺乏合理的制度架构，智能就有可能走向初衷的反面，健康码也是如此。健康码是疫情时期突破和超越现有制度的非常产物，是一件智能传播的利器，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全球疫情蔓延的态势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健康码的常态化逐渐变得顺理成章，成为大势所趋。在今天数据治理制度缺失的背景下，基于市场化力量的运作主体，健康码带来的利益必然走向公共利益的反面。同时，由于科技龙头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数据优势和资本优势，目前各地健康码的运行主要由企业承担，民众数据也掌握在企业手中。这在实际上使得“监管俘获”成为事实。但是，健康码本身所展现的智能传播威力及其背后所隐藏的风险，却依然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探究。由浙江省率先实施的健康码行动，不仅为抗击疫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成为数字社会治理的重要尝试。中国的成功探索也激发了其他国家的尝试，其中美国谷歌公司和苹果公司联手进行全球健康码的试水也成为智能时代一次全球性的重要测试。虽然公益性的健康码功能单一、风格严谨，但是其呈现的全员、全时、全域和全识等特性，却难掩其背后隐藏的巨大力量和未来商业与治理的巨大潜能。可以说，健康码第一次不期而然地展现出未来全球高科技竞争的制高点，第一次呈现出未来全球数字社会治理公私合作的基本格局和相互博弈。

我们亟须对其背后隐藏的风险和滥用的危害进行科学评估，制定应对预案。健康码背后巨大的利益诱惑能否在过犹不及的路上适可而止？在缺乏基本规则和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驱动下，将其常态化昭示着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的巨大风险。健康码呈现的基本特性和规律，以及潜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冲突，都需要我们运用学理性和前瞻性的视角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分析。助力抗击疫情的健康码，不能成为危及全民隐私保护和危害数字社会治理健康发展的隐患。充分肯定健康码在抗疫中的价值和作用的同时，一定要警惕对其的滥用，防止过犹不及的现象发生。

（摘编自方兴东、严峰《“健康码”背后的数字社会治理挑战研究》）

材料一：

人们常说：“一粒粮食一滴汗，满仓粮食汗珠换。”“一斤粮，一斤汗，省吃俭用细盘算。”粮食来得不容易。节约粮食既是一种美德，更是确保粮食供应和粮食安全的需要。应该说，通过近年来持续宣传倡导“光盘行动”，积极推动厉行节约，“爱惜粮食、拒绝浪费”的观念已经慢慢深入人心，并且正在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就餐方式。在不少餐馆酒店，按需点菜的人不在少数，剩菜打包的人明显多了。

但是，也不难发现，极少数地方大吃大喝、餐桌浪费的现象依然严重。如何制止餐饮浪费，引导人们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毋庸置疑，既要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整治，也要落细落小，精准施策，对症下药。

制止浪费要有“小切口”。大吃大喝、剩菜剩饭的陋习和顽疾由来已久，想要在短时间内彻底根除绝非易事。如果一味大刀阔斧，不仅“砍”不动，效果不明显，也很容易挫伤大家的积极性，导致制止餐饮浪费行动流于形式，甚至半途而废。所以，针对现阶段情况，要想遏制住餐饮浪费现象反弹的势头，还须从操作性比较强的“小切口”入手。比如时下不少酒店针对剩菜严重现象推出了“半份菜”措施，还有不少餐馆开通网上预约“定制米饭”等，这些措施由小及大、由表及里，落实起来简易可行，会慢慢引导更多的人参与到反对餐饮浪费的行列，从而养成全民爱惜粮食、厉行节约的良好习惯。

制止浪费要精准施策。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产生的后果都一样，但其却有着许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缘由。比方说，有的人不是自己刻意为之，而是叫餐时超出预算，饭菜的确点多了。再比如，有的碍于周围的环境和个人的面子，对于剩饭剩菜不好意思打包。诸如此类，都不同程度影响干扰了“光盘行动”的落实。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止餐饮浪费、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能“捞到篮子就是菜”“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要精准施策、对症下药。比如针对家庭的一日三餐，就要讲究精打细算、细水长流；针对学校，我们可以科学配给、合理膳食；针对机关食堂，要严格执行标准，推出类似“半份菜”的措施；针对餐馆酒店，可推行剩菜剩饭加价、打包打折等奖惩结合的办法。

制止餐饮浪费非一日之功，要打攻坚战、持久战。只有小而精准，从自身做起，从身边的一个个突出问题改起，才能够久久为功，将“光盘行动”进行到底。

（摘编自徐友才《制止餐饮浪费还须“小而精准”》）

材料二：

从整治“舌尖上的浪费”到狠刹会所中的歪风，从遏制“车轮上的铺张”到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整治奢靡之风，使得不少领域的浪费现象明显减少。但同时也要看到，从日常餐饮到用水用电、快递包装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有的甚至很严重，这就警示我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常抓不懈。

“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干事创业、兴国兴邦的重要基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就必须在全社会树立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价值导向。现在，物质条件不断改善，更应传承好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传家宝，使之内化于心、外践于行。要坚决抵制生活奢靡、贪图享乐等不良习气，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气、搞攀比等陋习，改变“自己掏钱、丰俭由我”的错误观念，使崇简抑奢成为全社会的文明追求。人人都行动起来，从珍惜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张纸等小事做起，日积月累、成风化人，就能逐渐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

勤俭节约，与绿色发展理念高度契合，意味着节约利用资源，推动资源利用方式根本转变，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正能量。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关键是形成绿色生活方式。从推动“光盘行动”到推广节能、节水产品，从使用绿色环保家具、建材到倡导绿色低碳出行，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是杜绝浪费现象的治本之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加强各方面节约管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一场持久战，要形成长效机制，向制度要动力。“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完善的法律制度是遏制浪费现象的有力保障。要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浪费行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带头落实相关制度，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作表率，以自身的示范行动带动更多人践行勤俭节约新风尚，推动社会风气进一步好转。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面对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的艰巨任务，面对前所未有的各种风险挑战，我们更要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激发艰苦奋斗的精气神，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在变局中开创新局面。

（摘编自王静、吕腾龙《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蔚然成风》，2020年8月18日“人民网”）

①“网红”一词的兴起似乎是近些年的事情。《咬文嚼字》2015年年度十大流行语排名中，“网红”入榜。次年，网红社会关注度、产业化程度集中爆发。而实际上，网红发展沿革几乎与中国互联网发展同步。

②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网络作家及各大贴吧、论坛的知名吧主、版主可以称作中国第一代网红。在网速较慢，智能手机、轻便摄录设备还未普及的年代，网红们主要依靠文字聚拢大批粉丝。2004年前后，第二代网红崭露头角，他们在互联网上通过图像、照片等更加直观的形式展示自我、分享生活、表达态度，积极与网友互动。这一代网红恰逢中国互联网由“搜索”阶段向社交化阶段发展的关键时期。与初代网红相比，他们更接近普通人，也更多依靠独特个性赢得大众关注。2015年以来，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发展，人们能够随时随地享受高速网络，轻松便捷分享高清影像，视频网站、直播平台也日益蓬勃。第三代网红赶上短视频内容创作风口，各具风格的视频作品走入人们视野，内容更加专业和精致。

③成为网红，看起来容易，其实需要辛苦耕耘。在互联网早期，一些人以噱头博取眼球成为网红，虽短时间内为众人瞩目，但因未能持续提供内容而迅速淡出公众视野。事实证明，网红要“长红”，必须有鲜明突出的自身定位、个人特色以及强大的内容输出能力，才能获得稳定、持续的粉丝吸引力，形成自身品牌。

④网红本质上是互联网社交的产物，是个人与互联网用户共同参与、相互选择的结果。网红知名度和影响力归根结底是广大互联网用户赋予的。带有鲜明互联网属性的网红，容纳更广泛的大众趣味，也更直观地反映时代风尚。出于互联网用户的主动选择，网红与其追随者之间具有很强的黏性，这种黏性往往形成特定的网络社群，转化为粉丝经济的消费主体。目前，从直播带货、平台打赏、内容付费，到IP变现、广告代言，由上游互联网平台、直面粉丝受众的网红和下游电商、线下活动等共同编织的网红经济图景已经展开，其本质是以工业化生产方式，将网红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⑤网红经济颇为可观。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网红产业年产值已达千亿元规模。不过，人们追捧网红显然并不只是为了消费，网红与用户之间，存在精神与文化的联结。在网络社群中，粉丝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地受网红影响。譬如，喜欢“网红教师”的人，往往对拓展知识有浓厚的兴趣，以此敦促自己养成持续学习的习惯﹔喜欢“网红故宫”的人，崇尚恬淡古雅的生活方式。网红通过不断输出产品、知识、理念、价值观或生活态度，持续影响受众，丰富时代文化生活。

⑥互联网技术日渐纯熟，流行风尚的更替速度加快，能够被千千万万人持久喜爱的网红殊为难得。网红要具备丰富的知识、出众的才华、独特的个性、可贵的人格魅力、端正的价值观、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多一些这样的网红群体，以多种方式传达正能量，对互联网文化的促进乃至健康社会风气的营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罗群《社会需要正能量“网红”》《人民日报》2020年6月16日）

材料一：

据报道，疫情期间，武汉金银潭医院两个多月时间共收治158个病人，治愈出院140人，其中88例是采用纯中医疗法治愈；另外，全国除湖北以外，中医药参与救治病例占累计确诊鸡例6.37%；湖北地区中医药参与率也达到91.0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10个省市1261名服用“清肺排毒汤”的患者临床观察显示，没有1例轻型患者转为重型，没有1例普通型患者地为危重型；武汉江夏方舱医院共收治564名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也同样没有1例转为重型和危重型。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王伟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会上宣布：清肺排毒汤是治疗断冠肺炎的特效药，治愈出院率达99.28%。以上实践证明，我们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总体战、阻击战，中医药功不可没。

（摘编自钟义见等《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利国利民》，中国社科网2020年5月25 日）

材料二：

传承中医药的精华，前提是认识、把握中医药的精华。这不仅包括对古方的搜集、整理和应用，而且需要对古方的科学内涵和思维理念进行研究、消化、吸收，并转化为新的技术成果。既做到古为今用，又做到化古为今。像屠呦呦研究员那样，从古方中受到启发、找到灵感，用现代科技手段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这样的传承既源于古籍古方，又超越古籍古方，具有旺盛的活力。

守正创新，需要认识、把握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是什么。守正不是守成，更不是守旧；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与创新相结合，以守正促创新、以创新固守正。中医药的创新，意味着与时供进，紧跟时代步伐和民众需求，既对秘方验方加以更新创造，又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中医药、完善中医药、振兴中医药。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正是中医药的命脉所在，创新是中医药的活力所在。没有传承，创新就会失去根基；没有创新，传承就会失去活力。中医药需要追求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与时代同发展、共进步。

（摘编自高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人民日报》2020年6 月1日）

材料三：

                                                                                                           （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中商产业研究院）

材料四：

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缺乏合法的药品身份，中药在西方大多数国家只能作为保健食品或食品添加剂销售。中医在海外发展也面临良医难吃法格难考等诸多困难。

中医药“走出去”应探索一条适合中医药本身，又能让世界理解、便于沟通的新路。中工国际总经理王宇航建议，应大力发展中药材的同纬度种植，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规模化种植；提供国际化的药材生产加工、跨境贸易和金融服务，打造从产地源头到最终产品全程可追溯监管模式，提升中医药国际市场占有率，实现中药材海外种植与国内产业布局的联动。

相关专家建议，应该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合作，促进双方在传统医学领域的资格、标准互认，消除合作壁垒。此外，中医药文化教育机构还可积极在海外落地中医药科普场馆，利用新的科学技术呈现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和中医诊疗、中药制取的过程等，让国外民众更真切地接触中医药。通过线上线下互动机制，推动中医服务全民的普及工作。比如，线下举办中医药文化展览、义诊活动和健康讲座，发挥医药和科普宣传作用，为中医药传播营造良好的氛围；线上提供远程问诊体验服务。

（摘编自《中医药战“疫”经验走向世界》，《参考消息》2020 年12月2日）

材料一：

在青少年阶段中，个体的身高、体重、骨骼、内脏等都有十分显著的发展变化，性特征的发展尤为突出。

由于人生经历较少，人生经验较为缺乏，青少年对于周围的事物充满好奇，他们时刻都想探寻问题的究竟，如大量网瘾少年沉溺网络游戏等均出于好奇心。同时，青少年的价值观尚未成熟，有较强的虚荣心，甚至出现盲目攀比的现象。

青少年充满激情和活力，他们对于刺激和新鲜的事物充满向往，敢于挑战和冒险。另外，这时期的青少年情绪不稳定，极易冲动，如出现打架斗殴等一些过激行为。他们渴望摆脱束缚，实现独立，自我意识也有所增强。

在进行青少年小组社会工作时，可先以当前流行的电视节目或深受青少年喜爱的明星为话题进行交流，拉近彼此的距离，消除组员的心理不舒适感，也会使社会工作者和此次小组活动容易被组员接受，从而使组员积极配合。

（摘编施佳薇青少年群体的特征分析及其意义）

材料二：

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法治素养评价体系》课题组抽取了 2987名中学生和大学生，对其法治素养开展了问卷调查调立结果如下；

①88.53%的中学生和89. 4 %的大学生能够理解法律的本质；89. 6%的中学生和92.5%的大学生能够认识宪法的地位！85. 23%的中学生和94. 84 %的大学生能够准确认识“法治”和“法制”法制的本质区别；86.91%的中学生和90.13%的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由和法律的关系。

②72.49%的青少年认为学习法律的意义在于塑造现代公民品格、促进自身全面发展； 80%左右的青少年相信法律能够维护公民合法权益。针对“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的提 问，青少年普遍选择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③86. 25%的青少年从学校课堂获得法治知识，59. 31 %的青少年通过互联网法治宣传学习法律；70. 37%的青少年赞同采取班级同学民主协商的方式管理班级；86. 86%的中学生和 89. 22%的大学生选择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消费权利；97. 51%的中学生和98. 23%的大学生具有遵守公共秩序和纪律的观念。

④71. 84%的中学生和80%以上的大学生认识到法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政治权利、财产 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等，65. 96%的中学生和76. 22%的大学生认识到宗教信仰和文化权利属于公民基本法律权利。但仅有50.1%的中学生和43.23%的大学生能够正确认识遵守公共秩序、劳动纪律，爱护公共财产属于公民基本义务。

⑤67.48%的中学生和67.05%的大学生在遇到矛盾纠纷时选择运用法律和规章制度解决 问题；面对家庭暴力，72.6%的青少年选择使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但针对“当你发现同学或朋友运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利益时，你是否会制止”的提问，仅30.2%的青少年选择会制止，不确定如何行动的青少年占48%。

（摘编自马抗美、袁芳《当前中国青少年群体法治素养的整体图景》）

材料三：

调查数据相关性分析显示，不同地域的青少年群体对公权力界限的理解、遇到老师不当体罚或家庭暴力时的维权表现、对班级管理方式的选择有所差别，这种地域差别突出体现在城乡差别上。与农村青少年相比，城市青少年对公权力界限的理解更为准确，具有更强的维权意识和民主意识。如面对老师不当体罚，城市青少年更倾向于向学校上级管理部门反映情况，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向父母反映；城市青少年更赞同用班级同学协商民主的方式管理，农村青少年则更认可老师的权威等等。

（摘编自马抗美、袁芳《当前中国青少年群体法治素养的整体图景》）

材料一：

我国电视综艺节目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

①综艺表演类节目时期：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综艺大观》等央视节目，这类节目一经开播就得到观众的认可。这类节目集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参与性为一体，融合了高雅品位和大众品位，在人们审美内容非常贫瘠的20世纪，极大地满足了受众观赏需求。但由于缺乏与观众的互动，节目形式单一，最终退出荧屏。

②游戏娱乐类节目时期：1997年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的推出改变了人们心中电视节目的形象。这类节目以明星为招牌，一改往日国内综艺节目的正统、庄重，以活泼、清新、娱乐的新风尚掀起了电视娱乐节目的高潮，但也造成了娱乐节目克隆成风的现象。

③益智竞猜类节目时期：2000年前后，以央视的《幸运52》为代表的竞猜博彩类节目开始进入人们的视线。这类节目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并对选手进行物质金钱的奖励。此类节目与前两种类型的娱乐节目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节目的主体由明星变为普通百姓。这体现出精英文化逐渐向草根文化靠拢。但《幸运52》节目因基本模式老化、题目和游戏环节的理念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被央视砍下。

④大众选秀类节目时期：以2005年《超级女声》的红极一时为开端，引发各大卫视相继制作各类“真人秀”节目。这类节目的特点是平民参与和评判过程的完全公开化，特别是节目的全程跟踪式直播吸引了众多的眼球。选秀节目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电视20年娱乐节目的高峰。此类节目目前颇受诟病，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但收视率依然突出。

(摘编自闫亚红《论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发展》)

材料二：

媒体获得新生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样化的竞争。

没有收视率，作品卖不出去，便不给或少给稿酬，长期下去甚至请编导走人，将媒体关门。必须通过生存竞争来无情地淘汰各类混饭者，这样才能逼着有关人员物色人才，考虑办出自己的特色，立足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

必须正视媒体平庸化的根本缺陷，在通俗文化之外，应当致力于培育精英文化。不能只是让一批通俗明星占领媒体的大部分空间，而应开办形式活泼生动、思想敏锐的各类专家论坛、辩论会，在现有各类专家中有意识地培养能说会道、能吸引观众的名主持人、领衔专栏，推出真正具有文化底蕴和修养的节目明星。

编导应当有自己的文化素养和鉴赏力，诸如什么是通俗文化，什么是精英文化，什么时候什么对象适合用通俗方式表达，什么时候必须用雅文化的形式，都需心中有数。比如，在元旦、国庆等庄重的节日之夜，几乎不播通俗歌曲演唱会，而是实况转播国家音乐厅的古典音乐会或演讲会，以便与其气氛相称。如果以为对所有的对象都可以用通俗文化来表达，那就大错特错了。

世界已经进入多元文化竞争的时代，媒体形象的单一化显然与此潮流格格不入。媒体如不能为广大受众提供丰富多样和不断更新的产品，而是靠王婆卖瓜、耍点噱头、明星充数，搞点有奖促销，长此以往，其失宠之势将不可逆转。

(摘编自顾肃《电视的名字叫平庸》)

材料三：

作为电视娱乐的一种，综艺节目最近几年由于强化和突出了它的感官刺激和游戏娱乐功能强调“娱乐至上”，引来一些批评。

在市场经济中，电视台和电视节目都把经济利益作为其生存的根本，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作为商业社会的产物，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作为传统媒体中的重要角色，电视不仅是提供信息的来源，它也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随着收视率的激增，其影响力也会呈几何指数增长。然而在娱乐至上和收视率竞争日趋激烈的当下，各家电视台纷纷降低收视门槛，同质化模仿，尽可能地满足最为多数的收视需求，于是只要能吸引眼球、产生名气、提高卖点，就意味着效益、金钱。因此在追求收视率这一前提的指导下，许多节目制作者不惜降低节目格调，以低俗化的内容吸引受众眼球，从而导致了综艺节目的低俗化。

根据传播学的教养理论，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很大程度是根据媒介的传播内容来进行建构的。因此，媒体必须扮演好“社会教师”的角色，承担起其职责。大众媒体不仅要提供娱乐，更重要的是要发挥其监视环境、传承遗产和联系社会的功能。因此，大众媒介有责任也必须传播和维护主流价值观，以保障整个社会正常且良好的发展。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

(摘编自《浅评中国的综艺节目》)

材料一：

林庚先生的《说“木叶”》开头引用屈原《九歌》的名句，说明“木叶”已成为诗人笔下颇受钟爱的形象。对于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诗歌语言现象，林先生认为关键在于一个“木”字：“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林先生认为要说明“木”何以有这个特征，就涉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木”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具有一般“木头”“木料” 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使我们更多地想到了树干，林先生还谈到了“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木” 所暗示的颜色。“木” 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

但笔者认为这样说并不恰当。人们看到“木”首先想到的是一棵树。人们看到“树”首先想到的也是一棵树。由“木”想到“木头”“木料”等，是现代人的联想方式，古代诗人写诗时恐怕不是如此，至于由“木”想到门栓、棍子等，并由此产生一种“微黄与干燥之感”，也显得同样牵强。

那么，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木”“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呢？大量的古诗证明并非如此简单。“木”与秋天并无必然联系。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描述的“木欣欣以向荣”，就是指春夏季枝叶繁茂的树。

另一方面，是不是像林先生所说：“树”就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与‘叶’都带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呢？事实证明不是这样。诗中写秋天的情景，并不乏用“树”的，比如杜甫写深秋景色的诗句“黄牛峡静滩声转，白马江寒树影稀”（《送韩十四江东觐省》），用的就是“树影”而非“木影”。

可见“木”也可以是充满活力，枝繁叶茂的，而“树”也可能是叶落飘零，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的。如刘禹锡的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此诗“树”“木”对举，和林先生的说法恰恰相反：行将枯萎的树不用“木”而用“树”，生机勃勃的树不用“树”却用“木”。

因此，古人诗句咏及树的形象，或用“木”，或用“树”，而不大可能有林先生所说的那么多差别和讲究，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我们不必想那么深奥，“木叶”和“树叶”在形象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至于古人喜欢用“木叶”或“落木”而不用“树叶”，笔者认为可以这样解释，“木”“落”“叶”在古代汉话中都是入声字，入声是一个短促的调子，而不用“树叶”，“木叶”或“落木”读起来朗朗上口，有种掷地有声的铿锵的韵律美。可能是因为“木”字在书面语中用得较多，“树”字在口语中用得多，“木叶”就比“树叶”庄重些。更为重要的是，“木叶”最初出现于屈原作品中，“诗骚”向来被奉为经典，加上“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句，优美动人，意境浑然，被誉为“千古言秋之祖”（胡应麟语），“木叶”也便成为一个意味深厚的意象原型了。后人写诗文用“木叶”不仅显得古雅，而且增添了诗歌的文化内涵。

（摘编自李春《也说“木叶”》）

材料二：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九歌》）自从屈原吟唱出这动人的诗句，它的鲜明的形象，影响了此后历代的诗人们，许多为人传诵的诗篇正是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木叶”是那么突出地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

“木叶”是什么呢？按照字面的解释，“木”就是“树”，“木叶”也就是“树叶”，可是我们在古代的诗歌中为什么很少看见用“树叶”呢？“树叶”为什么从来就无人过问呢？至少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精彩的诗句。这里关键显然在“木”这一字。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这就不是偶然的了。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这里的“高树多悲风”却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扫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这里叶子越多，感情才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所谓“扫高木”者岂不正是“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要比“树”更显得单纯，它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正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常常躲在概念的背后，我们不留心就不会察觉它的存在。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正在于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是具有着一般“木头”“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了树干，而很少会想到了叶子。而“树”呢？ 它是具有繁茂的枝叶的，它与“叶”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然则“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是十分一致的；也正因为它们之间太多的一致，“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 的“叶”字多带来一些什么，在习于用单音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从来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还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了树干，而且还会带来了“木”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即就树干而论，一般乃是褐绿色，这与叶也还是比较相近的；至于“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而且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的清秋的气息，它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是一个典型的清秋的性格。

“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

（摘编自林庚《说木叶》）

材料一：

敦煌学是目前世界上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为何敦煌如此特殊，能形成一门以其地名而命名的学科，而且成为世界关注、举世闻名的学科？

敦煌引人关注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敦煌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汉唐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政治重心在西北，对外交往的通道主要就是丝绸之路。不论丝绸之路分几条道路，或作为网络状不断变化，但敦煌都是唯一不变的吐纳口，故而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枢纽。通过敦煌，来自异域的物种和文化传到了中国，如西方的葡萄、胡桃、石榴等物产，佛教、景教、摩尼教等宗教，以及音乐、绘画、雕塑等艺术。中国的丝织品、钢铁，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也经敦煌传入天山南北和中亚，并经中亚远播欧洲。

敦煌在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特殊地位，赋予敦煌以地名学的条件。能产生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敦煌学，则主要缘于敦煌文献的发现。1900年，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了藏经洞，里面有中国中古时期的各类文献6万余卷。这些文献以佛教典籍为主，还有道教、景教和摩尼教典籍。除了宗教文献，还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医学等诸多方面的资料。

敦煌文献有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中国的史学传统是当代人基本上不修当代史，多是后代修前代的历史，当后世修前代历史时，主要利用前代留存下来的官方实录等各种档案文献，史家对这些档案文献进行提炼、考释，并根据官方意识和史家个人的史德、史识进行取舍分析，再加上所处的位置及政治倾向的限制，还有史书体裁、体例和字数的局限等，可能大部分是提钢挈领的记述。如魏晋隋唐时的均田制，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中，都是简略的提纲，缺少具体内容，从而使史学界怀疑均田制是否实行。敦煌所发现的文献，就是未经后世加工改造的原始文献，其中有许多关于实行均田制的具体细节，如授田、退田、给田等，退田包括老退、剩退、婚退等。通过对这些文书的解读研究，我们知道均田制确实实行了。至于授田的数量与均田令的规定不一致，一方面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情况不同；另一方面是制度规定与实际执行的问题，即令文的规定是最高的限额，不是一定要达到的数额。

敦煌文献包含范围非常广泛，被称为“学术的海洋”、中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敦煌文献在敦煌发现，也主要是敦煌的地域文献，但它绝对不仅仅是敦煌的地方文献，而是全国的文献，要跳出敦煌，放眼全国。还有中国以外的文献，如梵文、叙利亚文、希伯来文等，反映了中国以外的历史文化，是了解、研究世界历史文化的绝好材料。

敦煌学成为以地名学的国际显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即敦煌的石窟。这是“西夏学”“徽学”“吐鲁番学”等无法可比的。莫高窟位于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从4世纪到14世纪，人们在这里连续开窟造像，形成了南北长1700余米的石窟群。作为中国西部的边郡敦煌，能够产生如此宏伟的石窟艺术，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从汉代开始，尤其是魏晋时期中原文化在敦煌积淀，中西文化交流趋于繁荣。作为丝路“咽喉”，敦煌最先接触到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的文化艺术，使佛教艺术与文化在敦煌落地生根。

敦煌艺术是佛教艺术，而佛教艺术源于印度、并经中亚传入中国。所以，在敦煌石窟中必然会有许多印度、中亚艺术的痕迹。如莫高窟是建筑、壁画、雕塑结合的产物，仅就壁画的内容而言，它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的情况，如生产劳动、风俗礼仪、民族关系等。因此，法国人将敦煌壁画称为“墙壁上的图书馆”。敦煌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结晶，除了佛教，还有许多其他的内容，如敦煌壁画上发现的玻璃器皿，表现了萨珊波斯的艺术风格，由此可以探讨西亚地区玻璃器皿的制造工艺。

虽然敦煌艺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佛教艺术的源头也在印度，但敦煌文化却有独特的地位。莫高窟的创始者乐僔是敦煌本地的，这就说明，敦煌艺术也是中华民族固有文化的反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刘进宝《敦煌学何以成为国际显学》）

材料二：

作为一个名词或历史概念的敦煌学，其内涵具有不确定性，每个使用者在遵守命名学原则的基础上，都可以有自己的界定，每个读者也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可以见仁见智、人见人殊。一般意义上，敦煌学的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窟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的文献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辅。

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不仅与其他相关学科部分地重叠交叉，而且各部类之间也存在着交叉重叠关系。季羡林先生在《敦煌学大辞典》的“敦煌学”词条中，主要依据敦煌学的研究对象，确定敦煌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的学科”。李正宇则认为敦煌学“是包容了诸多单体学科，兼有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及意识形态科学的特殊学科”。

按现代学科分类，敦煌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不仅涉及宗教、历史、文学等文科的诸多学科，还涉及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一些学科。所以，多科性或多学科交叉是敦煌学的本质特征。但是，敦煌学不是其所涉及十几个学科的简单综合，更不是把它所涉及的十几个学科的全部内容统统包揽收容，变成一个多种学科的联合体，而是由各学科与敦煌有关的部分组成的新兴交叉学科。

（摘编自郝春文《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