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总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心下移、共建共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大力推动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动各类文化市场主体发展壮大，培育新型文化业态和文化消费模式，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

讲好中国故事，是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战略任务。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产生愈加浓厚的兴趣，渴望破解中国成功的秘诀。同时，国际社会对我们的误解也不少，一些西方媒体仍然在“唱衰”中国。在这样复杂的形势下，尤其需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

讲好中国故事，是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要宣介优秀传统文化，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传播优秀当代文化，着力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理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努力进入主流市场、影响主流人群。整合各类资源，推动内宣外宣一体发展，奏响交响乐、唱响大合唱，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让中国声音愈来愈洪亮。

讲好中国故事，要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话语权。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要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让全世界都能听到并听清中国声音。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文化传播亲和力，让当代中国形象在世界不断树立和闪亮起来。

（节选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人类经济的飞速增长是近三四百年才发生的事情。根据经济史学家的测算，1700年之前，世界GDP年均增长不到0.3%。然而，自18世纪开始，欧洲——尤其是西欧地区发生了“财富大爆炸”，经济迅速发展，至今依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为什么是欧洲突然变富，而不是其他地方？学者们提出过很多种解释。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说法是：因为欧洲的土地上存在着很多个国家，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尽管各国割据的格局造成了连年的战乱和贸易的壁垒，但总体来看，竞争带来的好处更多。尤其是，各国在竞争的压力之下，非常重视科技创新，这就为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不过，美国西北大学教授Joel Mokyr在他的新著《经济增长的文化》中挑战了这一解释。他说：无论是南亚次大陆、中东地区，还是非洲地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国家割据的格局，但是这种国家间的竞争并没有催生“财富大爆炸”。显然，欧洲崛起的奥秘还要去其他地方寻找。

Joel Mokyr教授提出的新观点是：虽然欧洲在政治上是分封割据的状态，但它却拥有一个统一、完整而活跃的思想市场。在整个欧洲，人们享有共同的来自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遗产，学者们使用着同样的语言——拉丁语。尽管当时的交通并不发达，但知识分子还是可以方便地穿梭于各个国家之间，不受政治分裂的影响。一个最著名的案例是：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代表人物伊拉斯谟出生在荷兰鹿特丹，一生主要往来于比利时鲁汶、英格兰和瑞士巴塞尔，并且曾经在意大利都灵和威尼斯生活。伊拉斯谟之后的欧洲学者，享有着更加便捷的流动性，很少有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的国境线内。

比学者的物理移动更关键的是，他们所生产的知识见解，可以通过更快速的渠道流传。印刷术的发明和邮政系统的改造，让书籍的迅速复制和传播成为可能。这时，统一而非分裂的文化市场就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一本书面向整个欧洲发行，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市场。这样一来，学者得到了更广泛的读者，印刷商则获得了更多的利润。

在当时，欧洲的知识分子视自己为一个广义上的“文化共和国”公民，而不是某一个具体欧洲国家的学者。同时，割据的政治局面又给学者提供了更多的自由空间——万一在一个国家言论受阻，换一个国家就是了。

也就是说，欧洲的知识阶层幸运地占到了两头的便宜，既享受了一个统一的文化欧洲的好处，又从割据的政治欧洲中获益。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欧洲的思想市场迅速发展，其发达程度一举超过了明清年代的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

这种活跃的人文和科学氛围，既孕育了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也间接催生了将知识应用于经济增长的发明家、工程师。在欧洲，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共识：经济发展需要基于可靠的知识，而可靠的知识则要通过科学的方法获取，要获得经验数据的支持。这些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基础的理念，在当时的世界上却是一种革命性的突破。弗朗西斯·培根所言的“知识就是力量”，从那时起被很多人理解为“知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这也为工业革命在欧洲拉开帷幕做好了准备。

Joel Mokyr教授感叹，“今天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欧洲自18世纪起的崛起其实是一系列特殊机缘共同作用的结果”。万一哪一条要素发生了变化，欧洲都可能不会是发生“财富大爆炸”的地方。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