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字千之，初名强，束鹿人。永乐十九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持廉奉法，为都御史顾佐所称。宣德末，奉命治彰德妖贼张普祥狱。还奏称旨，赐今名。

英宗即位，迁陕西按察使。遭父忧，命奔丧，起视事。正统三年正月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五年召为大理寺卿。明年与刑部侍郎何文渊录在京刑狱，寻迁右都御史。九年出视延绥、宁夏边务。劾治定边营失律都督佥事王祯、都督同知黄真等罪，边徼为肃。明年代陈镒镇守陕西，平凉、临洮、巩昌饥，奏免其租。寻进左都御史。在陕五年，镇静不扰。

景泰改元，召掌院事。文为人深刻有城府，面目严冷，与陈镒同官，一揖外未尝接谈。诸御史畏之若神，廷臣无敢干以私者，然中实柔媚。给事中林聪等劾文、镒畏势长奸，下诏狱。二人俱伏，乃宥之。

是时，陈循最任，好刚自用。高谷与循不相能，以文强悍，思引与共政以敌之，乃疏请增阁员。循举其乡人萧维祯，谷遂举文。而文得中官王诚助，于是诏用文。寻自江、淮还朝，改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直文渊阁。二品大臣入阁自文始。寻遭母丧，夺哀如前。文虽为谷所引，而谷迟重，循性明决，文反与循合而不附谷。其后以子伦故，欲倾考官，又用谷言而罢。由是两人卒不相得。

五年进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再进谨身殿大学士，仍兼东阁。英宗复位，即日与于谦执于班内。言官劾文与谦等谋立外籓，命鞫于廷。文力辩曰：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也辞气激壮逮车驾主事沈敬按问无迹廷臣遂坐谦、文召敬谋未定，与谦同斩于市，诸子悉戍边。敬亦坐知谋反故纵，减死，戍铁岭。文之死，人皆知其诬。以素刻忮，且迎驾、复储之议不惬舆论，故冤死而民不思。成化初，赦其子还，寻复官，赠太保，谥毅愍。

节选自《明史·王文传》（有删节）

材料一：

仁宗皇帝，讳高炽，成祖长子也。幼端重沉静，好学问，从儒臣讲论不辍。洪武二十八年，册为燕世子。太祖尝命分阅章奏，独取切军民利病者白之。或文字谬误，不以闻。太祖指示曰：“儿忽之耶？”对曰：“不敢忽，顾小过不足渎天德。”

成祖举兵，世子守北平，善拊士卒，以万人拒李景隆五十万众，城赖以全。先是，郡王高煦、高燧俱以慧黠有宠于成祖。高煦从军有功，宦寺黄俨等复党高燧，阴谋夺嫡，谮世子。会朝廷赐世子书，为离间。世子不启缄，驰上之。而俨先潜报成祖曰：“世子与朝廷通，使者至矣。”无何，世子所遣使亦至。成祖发书视之，乃叹曰：“几杀吾子。”成祖即位，以北平为北京，仍命居守。永乐二年，立为皇太子。成祖数北征，命之监国，裁决庶政。四方水旱饥馑，辄遣振恤，仁闻大著。而高煦、高燧与其党日伺隙谗构。或问太子：“亦知有谗人乎？”曰：“不知也，吾知尽子职而已。”十年，黄俨等谋立高燧，事觉伏诛，高燧以太子力解得免。

二十二年践阼，大赦天下，壬午，敕自今官司所用物料于所产地计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戊戌，赐吏部尚书蹇义及杨士奇、杨荣、金幼孜银章各一曰“绳愆纠缪”，谕以协心赞务，凡有阙失当言者，用印密封以闻。癸酉，诏有司：“条政令之不便民者以闻，凡被灾不即请振者，罪之。”辛巳，崩于饮安殿，年四十有八。

赞曰： 当靖难师起仁宗以世子居守全城济师其后成祖乘舆岁出北征东宫监国朝无废事 。在位不足一载，用人行政，善不胜书，使天假之年，涵濡休养，德化之盛，岂不与文、景比隆哉。

（选编自《明史·本纪》）

材料二：

先是，仁宗尝与侍臣论科举之弊。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于外书‘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才，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如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

（选编自《明史纪事本末》）

宣德三年二月，上御文华殿，谕侍臣曰：“治民有本末，制田里，设学校，本也。不幸而有愚顽者，然后刑之。然观肉刑，则过于惨。”侍臣曰：“古人用肉刑，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至汉文帝除之，自是人轻冒法。”上曰：“古人教民之道周备，故犯法者少，后世教民之道不至，故犯法者多，未必系肉刑之存否。隋、唐以后，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亦良法也。汉文除肉刑，唐太宗观《明堂针灸图》，禁鞭背，皆后世仁政。汉、唐享国长久，有以哉！”六月，谕朝臣：“贪浊奈何？”杨士奇对曰：“贪风始永乐末，今更甚。”上问：“何如？”对曰：“太宗自十五六年，数疾不视朝，息从之臣，请托贿赂，公行无忌。”杨荣曰：“当是时，惟方宾有贪名。”上即顾荣问：“今日贪者谁甚？”对曰：“莫甚刘观。”士奇曰：“风宪所以肃百僚。宪长如此，则不肖御史皆效之。御史奉巡四方，则不肖有司皆效之。”上叹息曰：“除恶务本，顾观去，谁代观者？”士奇曰：“通政使顾佐康公有成。”荣曰：“佐为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顾佐乃能如是！”阅数月，乃命观巡阅河道，而以佐代之，寻下观狱。四年秋七月，户部上户口登耗之数，上曰：“隋文帝户口繁殖，自汉以来，皆莫能及。议者以当时必有良法，享国不永，故无传焉。此未必然。夫法存乎人理财国之大务汉唐初政立法未尝不善而子孙力役繁兴费用无度天下不能不凋敝。隋文克勤克俭，足致富庶，岂徒以其法战？大抵人君恭俭，则生齿日繁，财赋自然充足。”五年春正月，吏部奏选辟。上曰：“省辟，安民之道。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秦、汉以下，设官益多，何也？”侍臣对曰：“时不同也。”上曰：“唐、虞、三代，事简民淳，不可比拟。唐太宗定内外官七百三十员，去古未远，亦可为法。”侍臣对曰：“然必君心清，则事简；事简，则官可省；官省，则民安矣。若政务庞杂，小人幸进，则冗食者多。”上嘉纳之。

（节选自《明史纪事本末·仁宣致治》，有删改）

赞曰：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庚充美，闾阎乐业。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

（节选自《明史·本纪九》）

贞观元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使官员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玄龄等由是置文武总六百四十员。太宗从之，因谓玄龄曰：“自此倘有乐工杂类术逾侪辈者，只可特赐钱帛，必不可超授官爵，与夫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令诸衣冠以为耻。”

贞观二年，太宗谓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天下事重卿宜分朕忧劳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待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德彝惭赧而退。

贞观三年，太宗谓吏部尚书杜如晦曰：“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如晦对曰：“两汉取人，皆行著乡闾，州郡贡之，然后入用，故当时号为多士。今每年选集，向数千人，厚貌饰词，不可知悉，选司但配其阶品而已。铨简之理，实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将依汉时法令，本州辟召，会功臣等将行世封事，遂止。

贞观十一年，著作佐郎邓隆表请编次太宗文章为集。太宗谓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则书之，足为不朽。若事不师古，乱政害物，虽有词藻，终贻后代笑，非所须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陈后主、隋炀帝，亦大有文集，而所为多不法，宗社皆须臾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竟不许。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太平后必有大乱，大乱后必有太平。大乱之后，即是太平之运也。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公等既不知贤，朕又不可遍识，日复一日，无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举，于事何如？”魏征对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为难，自知诚亦不易。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长浇竞之风，不可令其自举。”

（选自《贞观政要》，有改动。）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也，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群聚相随，挟持弓弩，负毦带铃，民闻铃声，即知是宁。往依刘表，因居南阳，不见进用，后转托黄祖，祖又以凡人畜之。

于是归吴。周瑜、吕蒙皆共荐达，孙权加异，同于旧臣。宁陈计曰:“今汉祚日微，曹操弥憍，终为篡盗。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宁已观刘表，虑既不远，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财谷并乏左右欺弄务于货利侵求吏士吏土心怨。舟船战具，顿废不修，怠于耕农，军无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权深纳之。张昭时在坐，难曰:“吴下业业②，若军果行，恐必致乱。”宁谓昭曰:“国家以萧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忧乱，奚以希慕古人乎?”权举酒属宁曰:“兴霸，今年行讨，如此酒矣，决以付卿。卿但当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则卿之功，何嫌张长史之言乎?”权遂西，果禽祖，尽获其士众。遂授宁兵，屯当口。

宁虽粗猛好杀，然开爽有计略，轻财敬士，能厚养健儿，健儿亦乐为用命。建安二十年，从攻合肥，会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余人。并吕蒙、蒋钦、凌统及宁，从权逍遥津北。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宁引弓射敌，与统等死战。宁厉声问鼓吹何以不作，壮气毅然，权尤嘉之。宁厨儿曾有过，走投吕蒙。蒙恐宁杀之，故不即还，后宁赍礼礼蒙母，乃出厨下儿还宁。宁许蒙不杀。斯须还船，缚置桑树，自挽弓射杀之。毕，敕船人更增舸缆，解衣卧船中。蒙大怒，击鼓会兵，欲就船攻宁。宁闻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谏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属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杀甘宁?宁死之日，纵至尊不问，汝是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闻母言，即豁然意释，自至宁船，笑呼之曰:“兴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宁涕泣欺欷曰：“负卿。”与蒙俱还见母，欢宴竟日。

（节选自《三国志.甘宁传》，有删改）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仇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仇所擒，祖父汎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处上虞。

（节选自王充《论衡·自纪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