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的社会普及必然牵动上层文化界，上层文化界可以隔岸观火，也可以偶尔涉足，这就只能使社会普及停留在原生态的阶段；如果上层文化界终于按捺不住，浩荡介入，而且慷慨地把自身的文化优势投注其间，那么就会产生惊天动地的文化现象了。昆曲，是世俗艺术中吸纳上层文化最多的一个门类。在昆曲之前，北杂剧也达到过很高的文化品味，也出现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这样的文化大师，但是如果北杂剧的创作队伍与昆曲的创作队伍作一个整体比较就会发现，昆曲创作队伍里高文化等级的人要多得多。

上层文化人排除了自己与昆曲之间的心理障碍，不仅理直气壮地观赏、创作，甚至有的人还亲自扮演，粉墨登场，久而久之，昆曲就成为他们直抒胸臆的最佳方式，他们的生命与昆曲之间沟通得十分畅达，因此他们也就有意无意地把自身的文化感悟传递给了昆曲。《清忠谱》所表现的取义成仁的牺牲精神，《长生殿》所表现的历史沧桑感和对已逝情爱的幽怨缅怀，尤其是汤显祖的《牡丹亭》从人本立场出发对至情、生死的试炼和感叹，都是上层知识界内心的真诚吐露，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方面组合在一起，完全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的几根支柱。这几部传奇作品与《红楼梦》等几部小说加在一起，构成了明清两代一切文化良知都很难逃逸在外的精神感应圈。

高层文化人在给昆曲输入精神浓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应的审美格调。众所周知，昆曲从文词的典雅生动、意境的营造到心理气氛的渲染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不少唱词段落在文学价值上完全可以与历代著名诗词并驾齐驱。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数昆曲作品在编剧技法上也十分高超， 使得典雅深邃的文词能借助于戏剧性的舟筏通达当时无数世俗观众的接受水平，引起全社会的欣赏和迷醉。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顿挫疾徐的控制，配器的齐全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而取得了柔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效果。在表演上角色行当的细密分工，写意舞姿和抒情舞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成了一门需要多年学习才能把握的复杂技艺。这些自然都与社会性痴迷所造成的激励有关，也与高层文化界对它的精工细磨分不开。高层文化人把他们的全部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注在昆曲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诗、书、琴、画、舞、乐融成一体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因此不妨说，离开了文化精英的大幅度聚合是很难办得到的。

（摘编自余秋雨《笛声何处》）

无爱即无忧       阿 盛

是一副对联，青花瓷字，镶在两片大板上，显得很突出，字体是草书，约是清朝中叶烧制的。问价钱，不便宜，心想以后看着办。过了半年，迁新居，又路过那家艺品店，青花瓷字对联仍置于店中壁边，我再问一次价钱，同样的老板，不同的数目。还是觉得贵了些，摸摸看看，许久才下决心离开。

将近三个月，没有闲暇，直到休年假，整理家具时忆起那一副对联，我特地到艺品店去。

老地方，我一眼瞧及，对联稍惹尘埃，一边拭一边问价，老板微笑着说出，我实在讶异，顺口又问：“怎么比第一次开的价钱少一半？”老板年纪大，缺几颗牙，讲话却不漏风：“你中意就拿去，不满意可以拿回来。”

将对联带回家，挂在客厅壁面，分成左右，中间是大陆画家王鹏飞的达摩祖师画像，右联“有忍乃有济”，左联“无爱即无忧”。远看近看都庄重，我喜欢，同时以之自惕。

于是与艺品店老板熟稔，见面谈这谈那，有时他教我鉴赏玉珮、木雕、铜器，有时随兴聊天。整一年，我没买什么，他也从未暗示要卖什么。

有一次，我说：“古董业有行无市，胡乱开价，不大好吧？”他说：“没错，物件买卖总是如此，有人爱就有人抬———告诉你，那一副对联原价比卖给你的多一倍，为什么？”我摇头，他点头：“像你这般年纪的人，多半在赌博或玩股票，根本没有心情到这个小店坐一坐谈一谈。你，看得出来不会跟着流行起狂———78岁了，我见过很多人。那一副对联很好，清朝青花瓷的字，非常特别———你在教书吗？”

他第一次问我的职业，我们不曾提起这方面的事。我告诉他，我在报社工作。他把话题拉回到对联：“对联很好，你觉得如何？有的商人看准了顾客的心理———一般人都有爱即有忧。唉，这个时代，爱情都买得到，何况是物件，所以啦，爱而不忍，只得花钱当冤大头；你说的有行无市，正是这样起因的……”

“对不起，”我插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便宜卖给我对联？我并不特别，很平凡的一个人。”老板哈一声：“就是了，我也是平凡人。问题是，现在有太多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平凡人反而少见呢。”

我一时无语，喝茶。老板取换茶叶，茶壶空着，眼生，以前没见过；我顺手拿来看，吃了一惊，茶壶是150年前制作的。我细细玩赏，不会错，出自清朝道光年间名家之手。老板将一捧茶叶放进茶壶，漫不经心的样子：“看出来啦？别玩茶壶，假货多，真货贵，让那些有钱人去玩吧，过几天也许就卖出去了，你不妨多看几眼———你不必问价钱。”

我没问价钱，但茶壶确实完美，多看了几眼。老板倒水入壶：“我说呢，你做个参考吧，玩古董跟做人一样。记得，无忍则无济，有爱即有忧，这是倒过来思考，不是大哲理，却是很多人做不到的。”

我至今仍记得他说话时的表情。每每注视家中的那一副青花瓷字对联，就会怀念那个只知姓而不知名的老板。数月前，我到艺品店去，店已不在，问隔壁人家，说是老板“刚走不久”。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妇人说：“他啊，怪人啦！连钱都不爱，乐天乐天的，生前卖掉所有的古董，然后不久就去了。不太了解他，奇怪———问他做什么？”

（选自《中国散文鉴赏文库（现代卷）》）

人生树下

王开岭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语出《诗·小雅·小弁》，意思是说：桑树、梓树乃父母所栽，见之必肃立，心生敬意。父母者，为何要在舍前植这两种树呢？答案是：“以遗子孙给蚕食、具器用者也。”即让子孙有衣裳穿、有家具使用。后来，“桑梓”便成了“故里”的代称。

树，不仅实用，还意味着福佑、恩泽和繁衍；不仅赐人花果和木质，还传递亲情和美德，承载光阴与家世。树非速生，非一季一岁之功，它耐受、持久、长命，春华秋实，像一位高寿的家族长者，俯瞰儿孙绕膝。所谓“荫泽”、“荫蔽”、“荫佑”之说，皆缘于树。有祖必有根，有宅必有树。再穷的人家，也能给后人撑起一大片树荫。这是祖辈赠与子嗣最简朴最牢固的遗产了。

幼时，父亲带我回乡下祖宅，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枣树，上住鹊窝，下落石几。逢孩子哭闹，祖母便将房梁上的吊篮钩下，摸出红油油的干枣来。后来，老人去世，老屋拆迁，“老家”便没了。虽非桑梓，但我知道，此树乃祖辈所植，在其下纳过凉、吃过枣子的，除了我，还有我的父亲，还有父亲的父亲……它是一轮轮人生的见证者，见证了他们从跌撞的蒙童、攀爬的顽少，变成拄杖的耄耋……

这样的树，犹若亲属。

老人们讲，闹饥荒时，都是树先枯、人后亡，因为果腹的最后一样东西，是树皮。人，只要熬到春天就不会饿死了，因为这时候，树抽芽，野菜生，槐花、榆钱、椿叶、杨穗，都是好食材。

几千年来，凡户居，必在一棵大树下；凡村头，必有一棵神采奕奕的老树。民谣中唱，“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树，是家舍的象征，是地址的招魂幡。它比屋高，比人久。离家者，最后一眼回望的是它；返乡者，远远眺见的也是它。

游同里古镇，听到个说法：江南殷实人家，若生女婴，便在庭院栽一棵香樟，女儿待嫁时，树亦长成，媒婆在墙外看到了，即登门提亲。嫁女之际，家人将树伐下，做成两只大箱子，放入绸缎做嫁妆，取“两厢厮守”之意。多美的习俗！女儿待字闺中时，对该树的感情定是窸窸窣窣的微妙，那是自己的树啊，盼它长大，又怕它长大。想想吧，像儿伴一样耳鬓厮磨，像丫环一样贴身随嫁，多么暖心，多么私密，多么亲昵。

我若有女，必种一棵香樟。

如今的家业里，少了样东西：树。没有了庭院，没有了户外，没有了供树根深入的大地，只剩下盆栽、根雕和花瓶。这个时代，可稳定传续的东西越来越少，“不动产”越来越少，“祖宗”的符号和痕迹越来越少。“家”失去了树荫的覆护，光秃秃曝于烈日下。

我们的家什、器皿、陈设，包括果蔬稻粟，几乎无一源于自产和自制。我们的双手不再沾染泥土，我们不再是播种者，不再是采摘者，我们最大的身份是购买者，是终端消费者，我们彻底“脱农”了。不仅如此，我们解除了与草木共栖的古老契约，我们告别了在家门口折朵撷果的劳作和浪漫，我们放弃了对一棵树一株花的亲近与认领，我们失去了对四季和年轮的辨识……大自然里，不再有我们的一方蒲团、一幅凉席、一具竹榻。

 树，在马路上流浪。我们只是乘车迅速地掠过它们，透过玻璃扫视它们。它们身上，没有我们的指纹和体温，没有儿童的笑声和攀爬的身影。人和树，亲情已断，形同陌路。

 大自然中，没有了我们的亲属，我们成了路人。

（选自《古典之殇》，有删节）

世上纵有梨花颂，人间再无梅先生

在初春时节，梅花谢了匆匆，京剧艺术家梅葆玖翩然谢幕，走完了自己精彩纷呈的82年人生历程。从此，世间再无梅葆玖，梅郎世家成往昔。

1934年，梅葆玖出生于上海，是梅兰芳的第九个孩子。梅葆玖10岁开始学艺，13岁正式登台演出，在艺术上深得其父的教诲和指导。

梅兰芳逝世后，特别是“文革”后，“梅派”艺术一度一蹶不振，在这样的危急存亡之时，梅葆玖扛起了振兴梅派艺术的大旗，恢复演出经典剧目，整理父亲的唱片、传记，积极开办梅派艺术学习班，多次组织大规模南北梅派名家汇演……十几年过去了，梅派艺术在梅葆玖的努力下，人才济济，欣欣向荣，逐渐恢复了原来的兴旺局面。

梅葆玖并不是一位开拓型的艺术家，他的一生恢复、整理了不少梅兰芳一生的经典之作，却很少看到他用家传“梅派”排演过哪出新戏。终其一生，梅葆玖始终以维护梅派的正宗、正腔、正韵为己任。可同时他又是一个不断革新的艺术家，从交响乐伴奏版《贵妃醉酒》，到轰动一时的《大唐贵妃》，也包括在晚年顶着各方压力，全力支持陈凯歌拍电影《梅兰芳》等等……可见他也是并不反对创新的。如何看待继承传统和改革发展的关系？梅葆玖总是笑吟吟地用父亲的话回答大家——“移步不换形”。

“那个时候跟现在相比，观众欣赏的眼光变了，咱不能说老先生不好，但是跟着时代的变化，咱们也一定得跟着时代走。”在梅葆玖看来，所谓的“移步不换形”，就是守住京剧艺术、梅派艺术韵律美的根本，却不妨在艺术形式、伴奏、戏剧节奏等方面，做更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改进与尝试。无论其结果如何，《大唐贵妃》是轰动而成功的，特别是一曲《梨花颂》，竟成了争相吟唱的名曲。而对于片段化、娱乐化的京剧表演，梅葆玖本人并不持肯定与支持态度。

坚持传统，继承经典，却绝不拘泥、保守，这就是梅葆玖。他曾这样说：“我觉得其实做演员来说，如何把戏唱好，把人物演好，实际上还是属于一个文化问题。”在梅葆玖看来，唱京剧不能离开流派这个根，离开根，一听什么都不像了，下次观众就不来了。“演京剧，要做到有本之木，有源之水。京剧都是这么传下来的。所以我说只要是我父亲有的这些老唱片、老剧本、老相片，我都愿意提供给学生们，让他们知道，梅派是怎么传下来的。然后继续由他们身上再往下传，这样传承有序，就不会失传。咱们中国戏曲就是讲究所谓的‘戏以人传’，得是靠人来传。”

有位外国专家曾说：“京剧是有规则的自由动作。”所谓规则，就是演员的程式，一旦融化了以后，随便怎么做，只要是戏里头的意思，符合人物的情绪，怎么做都可以。所谓的流派也是如此，那些被封为创始人的艺术家们，其实没有一个人标榜过自己是什么派，都是别人封的。所谓流派，就是经过无数人的效仿，得到了大家的承认。流派流派，不流无派。流派其实是一种艺术风格，各自都有自己的艺术特色。

因此，梅兰芳“梅派”艺术的美，可算作是一种“规范式的美”，一种“范本美”。通俗地说，梅派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讲究的是规范，而不是突出某一方面，真正做到了“大象无形”，“真水无香”，是“中和之美”。

（摘自“人民网”，有删改）

【相关链接】

① 凡是喜爱京剧艺术，喜爱梅派艺术的可造之材，梅葆玖绝对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总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无论男女，不分贵贱，有教无类，一视同仁。（摘自《新民晚报》）

② 梅葆玖在2012年两会上提出以动漫作为手段，让《霸王别姬》、《牡丹亭》等传统剧目以动漫的形式呈现。“我的想法是，把戏曲内容以及好的剧目，通过动漫的形式表达出来，让幼儿、小学生甚至中学生都喜欢”。在2015年的两会上又提出通过现代的传播手段让传统戏曲得到最广泛的传播，让老百姓共享国之瑰宝的文化精髓。（摘自腾讯网）

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高亦吾1881年生于章丘绣惠镇西关村，15岁考取了济南省立高等学堂。在进步教师萧少瑜的启发和引导下，他与学友赵佑贞、徐云甫等组建了“乐群书社”和“玫瑰花诗社”，并投书章太炎，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们在校赋诗、撰文，斗争宗旨为反清灭洋。18岁那年，高亦吾率先加入同盟会，带头组织起声势浩大、轰动省城的罢课学潮，还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震惊校园内外的战斗檄文《伊奴出关》。高亦吾的文章及极富影响力的言行，引起了山东巡抚周玉山的惊恐，他亲笔签署通缉令，定要严惩“肇事者”。闻讯后，高亦吾当即脱掉长衫，剪掉象征“大清”臣民的发辫，连夜逃离济南，远赴东北。章丘县衙接到逮捕令后，立即派人到西关高家进行严密的搜查，未见其人，便将其霜染鬓发的母亲投监入狱，施刑后又锁进铁牢。

高亦吾辗转漂泊半月，经友人介绍，进入奉天东关模范学校。在这里，他初识了入校新生周恩来，见他精明睿智、气宇轩昂且胸怀壮志，课下便常向他慷慨激昂地讲述反清灭洋的革命道理，沉痛地诉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悲壮之举，使其听得义愤填膺、泪光盈盈。高先生还将邹容19岁时写的《革命军》一书赠给他，使其树立起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信念。高先生借与周恩来同桌就餐之机，向其灌输马克思、孙中山等伟人志士的进步思想。星期天，还同他上街“散步”，指着外国领事馆满腔怒火地说：“这些外国列强协同腐朽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瓜分华夏大好河山，简直令人难以容忍！”周恩来时时处处受到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高先生率领师生涌向长街游行示威，振臂高呼：“鞑虏不除，民国不立，四万万炎黄子孙誓不罢休！”周恩来彻底觉悟了，返校后当众第一个剪掉发辫，发誓为中华崛起而读书！1913年，周恩来入南开中学就读。临别之际，高先生为周恩来命字“翔宇”，寓意深远；周恩来则奋笔疾书：“同心努力，前程万里指日登！”署名“翔宇”，表示对“翔宇”的认可和对恩师的敬重。三年后，由于战乱不息、政局不稳，高先生辞校赴京到赵伊公署任职。其间，周恩来曾两度进京探望，高先生警觉地叮嘱周恩来，“你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轰动京畿，据传你的名字业已在册，当局声言要捉拿一切成员，你务必当心！”周恩来返津不久便被捕入狱，高先生闻讯心急如焚，奋力投入营救，终使周恩来脱离虎穴。

岁月如流，人世沧桑。高先生重返济南后，应邀在省建设厅任职。“七七事变”后，他毅然辞去公职，返回章丘，县长郭德夫深知先生学识渊博，邀他出面成立“城关学堂”，先生知其是“亲日派”，力辞不就，却到西关私塾任教。1939年章丘沦陷，高先生赴济避难。有人举荐他去当地的某汉奸公署就职，高先生断然拒绝，出于生计，他便在济南小布政街开馆施教。1941年春节刚过，高先生突患脑膜炎，遂还故乡。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爱子高肇甫：“日后，一定要想方设法和周恩来取得联系，让他指引前程！”2月5日子夜时分，这位深受社会尊重的民主革命战士、一代师表与世长辞，终年60岁。

1947年4月的一天下午，章丘警察局局长带领部下闯入高先生家中，以“私通共匪”的罪名将其妻子及儿媳逮捕入狱并抄家封门，二人在牢中受尽酷刑。1949年7月，高肇甫遵照父亲遗嘱给周总理写信，历数期间的境况和怀思之情。不久，总理回信，召肇甫进京，在中南海两人长谈三小时。总理得知恩师早已仙逝，不禁悲恸万分，数次泪流满面……

后来周总理将高肇甫安排于政务院档案科工作。周总理一生高风亮节，身在高位从未照顾过任何一位亲属，对高肇甫的安排可谓“仅此一人”。

（摘编自《齐鲁晚报》王绍忠《高亦吾：周恩来总理一生感念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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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较好的小学，从校长到教员都是社会名流。高亦吾初进课堂，就遭遇到一位浓眉大眼、英气逼人的少年学生的质疑发难，这位少年一连提出许多耐人深思的问题，他就是当时年仅13岁的周恩来。高亦吾对这位气宇轩昂的少年非常赏识，从此30岁的高亦吾同13岁的周恩来结成了忘年之交。 （摘自《章丘名人录》）

奇绅鸿儒刘大鹏

郝岱

一个普通的晚清文人，在国内“名不出乡里”，但在沈艾梯所著《梦醒子》一书中却被称为“第一奇绅士”。一个农村绅士，何以被冠以“第一奇绅士”的美誉？刘大鹏究竟奇在何处？

刘大鹏并非是先知先觉的圣贤，聪明过人的天才。刘大鹏在日记中自述“生而顽钝，年七令甫能言”。他七岁才会开口说话。七年不鸣，一鸣惊人。童年刘大鹏在私塾先生刘丽中门下读书16年，毕业后，他又先后在太原县桐封书院、太原府崇修书院学习深造10年，仅读书就长达26年。在人生旅途的第一站，他读书时间长达半辈，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可谓一奇。

刘大鹏在刘丽中、杨深秀（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等名师的精心培育下，刻苦钻研，勤奋学习，积累了渊博的知识，树立了如何做人做事的高尚道德理念，确立了报效国家和人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日后创业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刘大鹏完成学业后，就到大谷县南席村当了整整21年的私塾先生，后到太原县女子学校任教十余年，他教书时间又占据了人生的半辈。

刘大鹏在世85年，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可谓一瞬间，他在有生之年既要教书，又要种地，还要经营煤窑，忙里抽闲，用毛笔手抄洋洋34部巨著，亿万字手稿。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能够熟练背诵的经典著作达六十多万字。刘大鹏超人的智慧和惊人的毅力，非的创作天才，德高望重的思想品德，实乃奇人奇才也。

刘大鹏34岁时开始记日记，直到临终前五日，连续写了五十一年的日记。日记真实客观地记叙了清末民初、抗战期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天文地理、人情世故等，可谓包罗万象，是中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史料珍贵，堪称百科全书，更被山西省图书馆誉为“镇馆之宝”。

刘大鹏的德才、廉洁名扬省城。阎锡山掌握山西军政大权后，急需人才为其效力，曾多次派人请刘大鹏出山，先生屡屡婉言谢绝，不接受聘任。读书做官，仕人之追求，刘大鹏却是送到嘴边的肉不吃，可谓奇也怪也。

在人生的旅适中，他一直努力拼搏，曾务农、务工（开煤窑）、经商（租赁餐具、轿等业务）教书、写书，走完了光辉的人生历程。

1915年，58岁的刘大鹏当选为山西省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省议会议员选举大会。有些议员为了拉选票，纷纷向代表行贿或宴请。有参选议员对他行贿，他以“不义之财不可取”的修身之道一一拒绝。世上哪有和钱财有仇有恨之人，唯有刘大鹏既不贪财也不受贿，实属奇人也。

日寇占领太原县后，狂轰滥炸，烧、杀、抢、奸无恶不作。每当鬼子进村扫荡，村民纷纷扶老携幼逃难时，刘大鹏却视死如归，独自一人留村，并上到屋顶，指天骂日。有一年，日寇的一名军官久闻先生大名，恳请先生为其题写一副条幅，先生冒着杀头的危险，婉言谢绝，日本人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1934年，山西遭受大旱，阎锡山政府的苛捐杂税却有增无减。刘大鹏看到广大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愤怒至极，他以鲍伯平的化名上书南京中央政府，请求中央政府责令阎锡山减免税收，收到预期效果。

这几则真实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刘大鹏爱国亲民的高尚情操和政治远见，不贪生不怕死的气质和风度，可谓奇人奇事也。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人共乐千秋节；不可无，乐不可极，乐事还同万众心。

这是刘大鹏先生在1897年为晋祠同乐亭题写的一副楹联。2014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谈到改善民生时，现场吟诵多年前在晋祠看到的这副楹联。李克强总理日理万机，在众多的晋祠楹联中，竟然熟记刘大鹏的这副楹联，先生的高尚品德和意境，引起总理的共鸣，飘扬五洲四海，实乃奇事也。

（摘编自《文史月刊》2016年第10期）

【相关链接】

①刘大鹏，字友凤，号卧虎山人，著名的地方史学者、地方文化学家。著有《晋祠志》《晋水志》等地方志，尤其是《退想斋日记》，二百多册，五十多万正楷毛笔字，记述了近、现代中国和晋祠发生的重大变迁。

②乡邦文献，关怀有缘，表扬潜德，著进连篇，天不应遗，杀青何年。晋水潺湲，相与呜咽，千秋万祖，其视此锈。

——刘大鹏先生碑铭

迟子建访谈录

记者：评论界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本色写作”，你是一个人如其文和文如其人的“本色作家“。你认同这样的评价吗？

迟子建：（笑）不太认同。小说其实是用文字搭建的想象的世界，而作家是会思考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可以说既复杂又单纯，用文字反映出来的世界便既客观又离奇。这在某一程度上透露了作家的性情，却不可能完全浸透作家所有的情感。所以说，一个作家不可能完全做到“本色写作“，或者说，用“本色写作”来概括作家的写作风格不够准确。每个作家都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而这不可能通过作品完全展现出来。

记者：还有评论家说，你的小说都是在向追寻人类的精神家园，是一个在追忆中怀想的“逆行的精灵”。你觉得这种评判恰当吗？

迟子建：这篇评论我看过。应该说，评论家写这样的评论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也是有根据的。也许，“逆行的精灵”这一评价在文学审美上是中肯的。可能每个人对历史的理解有所偏差。我的小说是写到历史，但并不是向后看。其实，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不断地逝去，不断地成为当下的历史。昨天的事是历史，即使我的作品在关注当下，完成时也变成了关注历史。只不过我对远的历史比对近的历史更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距离产生美，有距离的历史可以让人看得更客观；而在写近的历史时，历史的客观性受到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

记都：其实，你的很多中短篇都是在关注当下。

迟子建：是的。这个评论家说我在向后追寻，是国为大家对历史出发点的判断不一样，在理解上有偏差。当然，也可能是我作品的气息让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记者：你的小说多以故乡东北为故事背景，你也曾经说过，故乡是你最大的创作源泉，你的创作始终不会离开故乡的那片土地。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你和莫言是把这个特点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两位。不知道在你以后的创作中，你是否会固守在故乡的土地上？是否会有其他的尝试？

迟子建：一个作家，如果能把自己熟悉的地方写深写透，写到八十岁能写完就很不错了。很多作家在评论家的影响之下，总想求大求全，多方突围，到头来可能反而没有一样能做得好。而评论家也常担心作家总是以某个固定的地方为写作背景，文思是否会枯竭。我觉得，完全不必有这种担心。这就像挖一口深井，当井水源源不断地冒出来之后，它就永远都不会枯竭。所以能够打深一口井，是一种福气。

我的作品并非只限于写故乡，但如果评论家把我的所有作品都归入与故土有关的写作，我也不否认。其实，评论家与作家是两个不同的行当，我比评论家更了解自己。我的写作会有渐变的过程，不同的作品会呈现不同的风貌，但不会刻意求变，更不会脱离我的故土去写作。就像我曾经说过的，我的写作不可能一成不变，不同时期的作品会有不同时期的特点，但从总体来说，我的写作永远都不会背离我所熟悉的那一片土地。

记者：无论是在你的小说中还是散文中，都可以看到你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独特的感受，对大自然、对生活甚至对世间万物的心灵感受，那种敏锐非一般人能比。这是不是你可以一直保持高产写作的原因？

迟子建：有一定的关系吧。文学写作是一种安慰心灵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内心感受的推动。写作和感受是相辅相成的。这种感受是与生俱来的。我从小就对万事万物、大地四季的变化特别敏感。这种能力，应该是无法拷贝的。

记者：你的小说，总是由小人物的具体生活构成，即使是《伪满洲国》这样以一段历史为题材的长篇，也坚持“以日常生活去展现历史”。但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你并未放弃过去的风格，却讲述了鄂温克民族上百年的兴衰史。它触及的是民族文化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宏大题材，你是有意向宏大题材靠拢吗？这是不是你今后写作的一个方向？

迟子建：其实，我个人认为，《伪满洲国》才是宏大题材，而《额尔古纳河右岸》写的是一个弱小民族。很多读者写信告诉我，在这之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这个民族。我之所以选择了这个题材，是因为我熟悉这个民族的一切。在我目睹的事实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某些文化和原始的东西正在丧失，一些有味道的东西被人以文明的名义扼杀掉了。因此，我特别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来。在一百年的历史中，我感受到苍凉和悲凉。历史不是断裂的，一百年前的生活，依然还在延续下去，没有被割断。虽然它在现实中退缩，但历史和现实并没有严格地分割。评论家把它看作一个宏大题材，或许是一种误解。其实，一百年并不一定就宏大，而一天也可能是宏大的。正如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我讲述的是这支部落式微的过程，而这本书是一首挽歌。

（原文有删改）

材料一：

一夜之间，官员直播“带货”风靡全国。许多政府官员化身网红，为农副产品代言，成为老百姓眼中的“带货员”。

领导干部“直播带货”的背后，是一个包括物流、存储、包装、配送、售后服务等多个环节的产业系统。领导干部的直播间，对接起农户与市场。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这更是一场政府服务的变革。在新媒体日新月异的背景下，领导干部做工作不能只是文山会海、发号施令、签字审批、纸上来纸上去，还要走出办公室，走到田间地头，深入移动互联网世界，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干实事儿。

不可否认，领导干部“直播带货”，兴起于疫情特殊环境，有其偶然性。但其必然性，是新技术的滚滚浪潮对基层治理理念、方式和效能产生的根本性影响。

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也确实出现官员“直播带货”走样变形的情况。部分领导干部将直播间当成秀场，有的地方专门发文搞摊派，有的地方“亏本赚吆喝”，搞成了形式主义。

然而，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任何一种新兴形式在初期都有利有弊，这并不妨碍基层治理理念更新与改革的大方向。尤其是这种嵌入移动互联网、利用新技术手段优化行政生态、提高行政效能的有益尝试，拓宽了政府与民众互动的空间和渠道，增强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感，值得大力探索并给以一定的容错空间。

（摘编自翟永冠、唐弢《要带货，更要带新思维》）

材料二：

前不久，南昌市民万女士向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称，自己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购买了深圳一家贸易公司销售的虾，收到后发现部分虾已经变质，“虾头都是黑的”，她在直播间向商家询问原因时，竟被污蔑为“专业差评”。

无独有偶。今年，某明星主播一场直播下来销售额超1亿元，但其中多个产品此前涉虚假宣传曾被处罚过。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也显示，消费者对于虚假宣传和商品来源渠道不正等乱象颇为担心。“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板”，是消费者反馈较多的内容。

而直播带货频频“翻车”的背后，是部分主播运营公司和主播缺乏足够的产品鉴别能力，有的甚至不问质量、给钱就播。

今年5月，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将“互联网营销师”列为10个拟新增的职业之一，并专门下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业内人士希望，相关部门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行业标准，引导直播带货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促进行业长远健康发展。

（摘编自《半月谈》2020年第12期）

材料三：

在传统商业体系中，基于用户心理和消费行为，商业模式包括：20世纪早期出现的“饵与钩”模式，即“搭售”模式；50年代麦当劳率先推出的“特许经营”模式；60年代沃尔玛的“超级市场”模式……这些传统零售业的基本商业模式和关键成功因素主要基于LDF: Location(位置）、Detail(细节）、Franchise(连锁化）。

而在新的商业形态里，零售业的关键成功因素变成了SSS: Social(社群化）——企业与顾客不能只是交易关系，必须是社群化的生活伙伴关系，才能生存；Service(服务化）——传统零售的服务仅限于卖场内的便利，未来零售的服务必须提供直达家庭的服务；Supply-chain(供应链）——在渠道决定购买的阶段，供应链体现为采购的强权与压价，未来供应链则体现为对优质供应资源的争夺与供应链关系的维护。

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快速发展之后，全球商业模式革新的速度始终在加快。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移动支付、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兴思想和商业模式的诞生，对传统商业模式产生了巨大冲击。商业模式从最早的线下实体商店，到后来的线上电商，再到移动互联网电商，此番疫情进一步催热直播电商模式。

直播电商是对传统电商的一场颠覆。这不仅体现在渠道、终端、传播、支付等方面，更体现在流量格局的重新分配。流量就是网民的自然访问量，是所有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传统电商需要靠其他网站引流，但是直播电商把直播过程做成内容，本身自带流量。究其原因，是商业生态背后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变。社会化媒体、即时通讯媒体的出现，使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信息的无障碍、自由、高保真、即时化的传递及互动。这让每个人都可以不受地域、生活圈的限制，与互联网上的任何个人实现交流。自此，商品售卖不用跨越万水千山，也无须在强势媒体上大搞宣传，只要掌握新媒体的社交化属性，便可相对容易地与目标顾客建立关系。

（摘编自吕本富、王静云《直播带货风靡，商业模式升级》）

材料一

新冠肺炎的科学命名

全球研究与创新论坛2月11日在日内瓦开幕。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记者会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命名为“COVID-19”。谭德塞解释，“CO”代表冠状（Cornona），“VI”代表病毒（Virus），“D”代表疾病（Disease），“19”则因为疾病爆发于2019年。谭德塞表示，这样命名是为了避免与地理位置、某种动物、个人或群体相关联，拥有一个正式名称很重要，可以防止名称使用不准确或是“污名化”。

世卫组织同时在官方推特上解释了命名准则：“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商定的准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命名，不涉及地理位置、动物、个人或人群，而且这个命名也要易读，并与该疾病有关。”世卫组织表示，命名很重要，可以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或具污蔑性的命名。

（综合相关新闻）

材料二

2月11日晚，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发表声明称，其委员会的冠状病毒研究小组(CSG)根据系统学、分类学和惯例，正式将该病毒命名为“SARS-CoV-2”，并认定这种病毒是SARS冠状病毒的姊妹病毒。此前，CSG曾将新型冠状病毒暂命名为“2019-nCoV”，“2019”指代病毒被发现的年份，“nCoV”是“新型冠状病毒”英文翻译的缩写。CSG表示，这次新的命名较为准确地表明这种特定病毒与 SARS的关系，而以“2019-nCoV”为名的术语“新型”也可能表示该基因组与其他先前已知的冠状病毒之间的基因组不完全匹配。21世纪研究冠状病毒的病毒专家多次遇到冠状病毒新颖性的问题，例如2003年在中国广东省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和 012年在中东地区爆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这两次疫情事件，都将病原体最初称为新的人类冠状病毒，在此后都是通过相似结构进行命名，就像本次爆发期间的SARS-CoV-2一样。

SARS-CoV-2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相关冠状病毒物种中的另一种病毒，它的发现与21世纪引入人类的人畜共患冠状病毒 SARS-CoV有很大不同，是冠状病毒属的一个亚类。与SARS-CoV 相比，SARS-CoV-2的名称并非源自 SARS 疾病的名称，并且绝不应该使用它来预先定义疾病的名称。而由 SARS-CoV-引起的疾病，将由WHO决定为何名，也就是新命名的COVID-19。

（摘自新浪财经《新冠病毒被正式命名为SARS-CoV-2，命名乱象终止》）

材料三

冠状病毒（coronavirus）是一个病毒大家族，因为忙于公共卫生应对，给新病毒的命名通常都会滞后许多，这可以理解，但是，病毒命名工作应该高度重视，优先处理。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克丽丝特尔·沃森解释说，媒体和公众都在使用病毒的别名，非官方的名称很容易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流行起来，这很难撤回；而没有正式名称的危险在于，人们开始使用诸如“中国病毒”等表述，这会导致人们对部分特定人群产生强烈抵制。

其实，给病毒起名不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已有前车之鉴。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曾另被称作“猪流感”，结果导致埃及屠宰了境内全部的猪。其实这种流感病毒是由人传播，而不是猪传播。正式名称不合适也可能引发各种潜在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就曾在2015年批评过“中东呼吸综合征”这一名称，命名中含有地区信息，这就可能招致不必要的地域歧视，毕竟病毒只是在这一地区偶然发现的，没人能够证明世界上其他地方就不存在这种病毒。世卫组织在一篇声明中说道：“我们注意到某些疾病的名称煽动起了对特定宗教或是族裔成员的抵制，对旅行、商业和贸易造成不正当的障碍，并且引发了对食用动物不必要的屠杀。”

（摘自中国日报网 《世卫组织：“新冠肺炎”命名为 COVID-19》）

【推荐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美学的核心概念不是美而是意境，这一点已经成为中外学者的共识。那么，什么是意境？

从中国美学史来看，意境与意象、象等概念相关。在《易传》中，象是与形对照起来界定的：“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象与形相比，有虚与实、动与静的区别。象比形更虚灵，更生动。象还有另外一个用法，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想象”。《韩非子·解老》中对象做了这样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比较起来说，眼见的形为实，意想的象为虚。正因为想象的介入，象变得更加虚灵、生动和非现实。

顺着这个思路，可以说意象比形象更虚灵、更生动。正因为如此，意象专指诗歌和绘画等艺术形式所创造的审美对象，它可以是虚构的、想象的，总之，是非现实的。形象多指现实中的事物的形状。形象可以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从而转化为意象。比如，在文学形象这种说法中，形象就是审美对象，可以包含虚构和想象的成分。不过，形象也可以是非审美活动的对象。比如，在测量活动中，形象就表现为客观的形状。

意象是审美对象，也是艺术创造的目标。通过意象，我们可以将审美与非审美、艺术与非艺术区别开来。既然意象已经将审美和艺术从其他人类活动中区别开来，为什么还需要意境？究竟什么是意境？尽管境与象关系紧密，但它与象不同。中国传统美学中，有“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等说法。由此可见，境不是个别的象，而是个别的象的放大或延伸，是不能对象化的境域或者世界。世界不是对象，不能与自我相对，因为自我始终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不能越出世界而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意境比意象要大。

意境不仅大于意象，而且高于意象。与具体的意象相比，非对象化的意境更加抽象和虚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境也有境界的意思。有意境就意味着境界更高，更有形而上的意味。对意境的欣赏，能够使人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和领悟。

意境不仅是虚灵的、动态的，而且是超越的、神圣的。它不仅往广大的方面蔓延，而且往高深的方面伸展，由此意境类似于古人心目中的宇宙，即“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意境是宇宙，但它不是物理学上的宇宙，而是心灵的宇宙，是精神生活的宇宙。中国艺术家创造出有意境的艺术作品，目的是安顿我们的心灵，安顿我们的精神生活。

意境理论让我们从个别事物中超越出来，进入更加广大的周遭世界，进而与历史和宇宙发生关联，这对于将今天的艺术实践从对物体和个体的狭隘专注中解放出来尤其重要。现在已经有不少西方美学家开始用气氛、氛围、灵韵等具有中国美学色彩的词汇来描述艺术圈，我想它们都不如中国美学中的意境那么准确。在意境范畴启发下建构起来的艺术圈，将如同时下生态圈和经济圈一样，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种新现象，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

（摘编自彭锋《意境论的重生》）

材料二：

说到意境，我以为，意境是现实生活重压下可以让人们的心灵暂时得到抚慰的一剂良药。人们旅游，或寄情于山水，或暂驻风雪，或赏花问月，为的就是远离人际关系如葛藤一般纠缠在一起的现实生活。董其昌的山水特别高远清澹，一笔一笔安详宁静。这种意境，是他心上笔下的追求，更是他对于动荡不安动辄便可罹祸的官场生涯紧张心情的互补。以董其昌那样的身份，以他那样的身份派生出的那样的心情，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追求这样宁静的意境，是有意要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既是一种休息又是一种抚慰！这就是艺术的妙谛所在。有唐一代，安史之乱那一段，草木厌兵民不聊生，倒出现了许多意境优美的田园诗，为什么会这样？那几乎是民众们的集体向往，是诗人对民众的一种大抚慰！而在盛唐时期，歌舞升平，“小邑犹藏万斛金”，却产生了以建功立业思想为基础的边塞诗，边塞诗的苦寒意境是人们不乐意经历的，但因为它与人们当时的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所以既变成了一种审美，又被人们称道！艺术的妙谛就是要与生活拉开距离，如果生活是什么样艺术便是什么样，那我们还要艺术做什么？意境是理想化了的，是人类精神的休息场所，让人们于现实生活中看到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的美。

意境之美，是画面给人们提供更多联想的可能，是由此及彼，于似与不似之间给看官尽量留有广大的想象余地。艺术必须要由此及彼，如果艺术不能完成这一个飞越便不是艺术，只不过是说明文，或是——看图说字。文学中的意境之美也如此，文字要在读者的脑海里变成海市蜃楼般的画面，如《简·爱》，你似乎都能感觉到主人公生活的环境，感觉到那种阴冷和潮气。说到营造国画的意境，不是画家自己在那里营造，画家只不过提供了某种可能，只是通过笔墨对看官们的生活经验做了指点和引导，然后由看官去营造。意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意境的标准不会随时代产生多大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画。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只是某些人的事，就国画而言，你也可以笔墨不必随时代，你可以死死固守传统，固守本身便是一种美，是一种精神！中国画技法形成于农耕时代，你要它随时代发展，现在是什么时代？工业时代好像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你来画宇宙飞船或手机电脑不是不可以，但也同样需有意境。关于国画意境，没有什么评判标准；说到笔墨，却有标准，那就是笔墨一定要变化丰富而状物精微。

（摘编自王祥夫《意境之美》）

新华社北京2月13日电近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提出，从2019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经过5-10年时间，职业教育基本完成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格局转变，由追求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转变，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方案》提出了进一步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一是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推进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二是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完善教育教学相关标准，狠抓教学、教材、教师，培育和传承好工匠精神；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三是促进产教融合。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经验，坚持工学结合；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四是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国际先进标准接轨，做优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摘编自2019.2.13新华社）

高职扩招，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这一涉及1418所高职院校的消息，在两会会场内外引发强烈关注。

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到2018年8月我国高职院校首个“世界一流”建设方案获批通过，再到近日国务院印发“硬核”文件《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正在昂首迈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2019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今年高职院校扩招100万人，提出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更是让不少高职院校师生感慨：“高职的春天来了！”

随着职业教育重要性的日渐凸显，高职招生也水涨船高。据教育部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663所（含独立学院265所），其中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比上年增加30所；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招生790.99万人，其中普通专科招生368.83万人，比上年增长5.16%，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6.63%；全国普通本专科共有在校生2831.03万人，其中普通专科在校生1133.70万人，比上年增长2.60%，占普通本专科人数的40.05%。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高职扩招主要招生对象不是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是中职毕业生。我国高职目前的生源主要来自普通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少数中职毕业生。但高职的生源在逐渐减少，以至于在普通高考招生中，部分高职的生源危机显得比较突出，高职完成招生计划颇为吃力。而中职毕业生升高职继续深造，发展，这一块还潜力巨大，根据201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496.88万人，因此，只要将中职毕业生进高职深造的比例提高20%，就可以实现扩招100万的目标。

（摘编自2019年3月6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高职毕业生收入不断提升：

2013—2017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不断提升。

2017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3860元，连续5年稳定增长。与2013届相比，月收入提高了31.3%。

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超95%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超95%，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90%。

（摘编自2019.3.15《人民日报》）

宁夏师范学院院长马宗保委员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要以现代职业教育的大改革大发展，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近年来，我国在发展多层次职业教育，推动部分普通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开展专业硕士教育等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但也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当前，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方面未取得实质性突破，部分普通高校或部分专业向应用型转变缺乏可持续性，现有以专科为主的高职院校毕业生，升入本科阶段学习缺乏有效政策支持和常态化机制。比如宁夏每年“专升本”人数不足200人，一些开展得比较好的省区市，“专升本”比例也只有5%左右。

当前，我国产业正在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而以专科层次为主的职业教育，无法适应先进制造业对技能型人才知识结构和创新素养的要求。建议制定职业教育类本科院校办学条件和人才培养国家标准，加大对专科职业院校与应用型本科院校联合办学的支持力度，为职业院校优秀学生成长成才，人生出彩创造更多机会。

（摘编自2019.3.15《光明日报》）

沈从文：耐得住寂寞的纯正之人

1902年，沈从文出生于湘西的一个山洼小镇里，由于家境贫困，高小毕业后，就过着流浪式的生活。1922年，他来到北京报考燕京大学，未能如愿。于是，他租住在一间霉味刺鼻的小房里开始自学写作。而写文章对于他这样高小毕业生来说，无异于老虎吃天，就连最起码的标点符号也用不好，但他并不气馁．然而，投出去的稿子都如泥牛八海，这仍未动摇他的决心。为尽快发表作品，他决定去报刊编辑部当面请教。一次，他拿着写好的十几篇稿子，去了经常投稿的一家编辑部，那位编辑极不耐烦地看完后，从每篇稿子中摘出一段来，连成了一长段，当着众多编辑的面大声念起来，挖苦他：“世界文坛上从此将会出现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就是这位名叫沈从文的人!”奚落完后，是把那些稿子揉成一团，狠狠掷于废纸篓中。

沈从文并没有表现出一丝愤怒，而是微笑着对那位编辑说：“谢谢您的夸奖，我会努力的！”

依然是在那间霉味刺鼻的小房里，沈从文以顽强的毅力，终于于1924年，在《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写下了《边城》《湘行散记》等，很快名噪文坛。当年他曾报考而没有被录取的燕京大学，于1927年派专人上门，聘请他去该校任教。

沈从文先后在上海、武汉、青岛、北京等地的大学任教，并编辑多种报纸的文艺副刊。繁重的教学任务，并没有让他放弃写作，反而促成了众多作品的问世。汪曾祺生前曾说：“沈先生耐得住寂寞的功夫，非一般人所能达到。他能在陋室中对文学的社会功能产生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逝世后，瑞典的汉学家马悦然感慨道：“沈先生如果再活上半年，那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非他莫属。可这个老人，却对此毫无热情的。”

1950年后，年仅47岁的沈从文再也不和文学“较真”了，突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一时间，各种猜测纷至沓来。

谁也不会料到，从文坛突然“消失”的沈从文，却转入了陌生领域——文物考古和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这让许多人如坠云雾。

沈从文之所以如此，正是他对人世间蒙辱的超然。他曾在写给荒芜的信中说：“几十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的生命，多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

于是，他避开熙攘的世事烦扰．一头钻进了故纸堆里，专注于文物考古和古代服饰方面的研究，沈从文历经多年潜心研究，写出了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内容林林总总，巍巍大气，流动着祥和之美，填补了我国古代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

史学家马长风评价道：“沈先生的学识来自苦读后的顿悟，他对文物中呈现出的人性的魅力，其直觉与理念翕合无间，天然无伪，自成一格。他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纯正之人，无论他先前的文学作品，还是后来的考古研究，都达到了雄浑苍凉，物我古今兼忘于刹那的境界！”

①他（沈从文）是一个受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的作家。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自己的良心，不断地对他加以歪曲和误解。他写过《菜园》《新与旧》，然而人家说他是不革命的，他写《过年》《丈夫》，然而人家说他是脱离劳动人民的……（汪曾祺《<沈从文传﹥序》）

②沈从文之所以宁愿待在历史博物馆，这有他多年来养成的迷恋文物考古的因素在起作用，同时也是为了与多事的当代文坛保持必要的距离……沈从文当年选择退隐于文物研究，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对自己独立人格的某种坚守姿态。即使在“十年浩劫”期间，个人生存都成了问题，但沈从文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依然痴心不减。（李遇春《沈从文晚年旧体诗创作中的精神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