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艺作品产生之后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历史记载的最早的文艺评论可能出现在周景王元年，而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我国第一部文艺评论著作，对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后来涌出了大量文艺评论家及佳作。由此可见，文艺评论与文艺创作都拥有深厚的历史内涵，两者对繁荣文艺事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对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把控和遴选上。一部好的文艺作品，应该经得住大众的评判，经得住历史时间的洗礼，经得住时代变换的考验。虽然任何文艺作品都是当下时代文化的产物，但文化艺术终归代表着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通过文艺评论工作可以把那些创作水准不高、艺术价值缺失的文艺作品筛选剔除，并达到提升文艺作品艺术价值的作用。其次，文艺评论对文艺创作的积极作用更反映在对文艺作品创作的积极精神导向上。文艺作品的灵魂在于其中蕴含的精神文化，好的文艺评论不仅会关乎文艺作品本身的创作技术问题，更会关乎文艺作品中蕴含的精神内核。文艺评论可以通过审美导向和价值导向，使文艺创作朝着更合乎主流价值观、审美观的方向进行。

进入新时代以来，多样化媒介及市场经济环境催生了文艺作品创作和传播的热潮。审视当下文艺作品的创作动因，既有当代文艺创作者为表达自身文化艺术理念价值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有迎合商业市场创作的功利性产品。在此种种动因背景下，一些文艺作品不可避免地陷入审美价值狭隘化、内容庸俗化、文化意识薄弱化的境地，其中一方面是客观的外界多维因素所致，另一方面与当代文艺评论的弱化甚至边缘化有很大关系。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文艺领域树立当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以繁荣文艺创作？首先应当聚焦于现实，实现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当今时代位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多元话语体系并存。文艺评论允许不一样的声音，但那些偏离主流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明显相悖、不利于文艺繁荣的声音显然不应有生存的余地。这就需要深刻把握时代的脉搏、把握现实的问题。文艺评论应扎根于本土的理论渊源，在批判和吸收中借鉴外来因素，实现中国文艺评论体系的理论中国化和实践中国化，推动融合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发展。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正确处理市场需求和文艺评论者的文化自省的辨证关系，并建构符合时代特征的话语传播体系。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效益是驱动文艺创作的重要因素，但绝不是驱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的主要因素和出发点。文艺评论者应有强烈的文化自省精神，这种自省精神包括强大的文化自信、独立的文化批判精神以及作为文艺作品批判者、改革者的文化自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要加强文化批评工作，建构出符合中国情况、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和话语传播体系，以文艺评论引导文艺创作的健康风向，最终实现文艺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摘编自毛欣然《文艺评论：与时代同频共振推动文艺创作》）

随着近期脱口秀综艺的崛起，中国喜剧似乎面临着新一轮的变革。在一个碎片化文化消费时代，时长100分钟的喜剧电影几乎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严肃文学，而一度兴起的相声，则因囿于一些程式化表演近乎成为这个时代的传统戏曲。只有中国式脱口秀似乎恰逢其时。

为何源自西方的脱口秀，时至今日在中国突然备受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逐渐习惯于短视频消费的年轻一代文化受众，正逐渐成长为今天文化消费的主力军，他们所关注的文化焦点占据了热搜榜的显要位置。而中国式脱口秀在线上的运作方式总是以十分钟、千余字为基础单位，以笑点堆积为主旨，这在本质上不过是搞笑短视频的一种变种，与这一代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完全相符。其次，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脱口秀，都能以更为快速而便捷的方式触及当下年轻人所特有的生活方式，与其说是凸显了他们生活中的某些笑点，不如说是触碰到当代年轻人生活中诸多不可言说的痛点——奋斗的艰辛、没钱的困扰、情感的不确定性等等。这种切身性所带来的感同身受，催生出特定的群体认同，而群体认同的形成会再度推动这一新的喜剧形式的繁荣。

从深层说，脱口秀背后还有“梗”文化在起作用。“梗”文化已是今天中国喜剧的一个重要元素。网络化时代的笑点与传统笑点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逗笑人的方式并非源于内容本身，而是源于同一内容被多次形式化重复。正如在脱口秀表演技巧上特别强调的call back（扣题）方式，看似是一种内容创造上的自我复制，但却在复制中营造了一种特定氛围，并在这种包含着差异的重复中，将原本略带悖谬与荒诞的情景做了极致化的演绎。

例如被第三季《脱口秀大会》以call back方式再次提及的综艺“梗”——“淡黄的长裙，蓬松的头发”，就属于这一类。这一歌词原本不过是陶喆老歌中的一句说唱，后被《青春有你2》演绎，在被网络无数个版本重新翻拍、配图和再创造之后，却成为一个可以被不断call back的“梗”。用“梗”所构筑的笑点虽然需要特定的语境才能被领会，但对于身处这一特定语境中的观众而言，却成了一条无须铺垫直接引爆全场的便捷途径。

于是今天被综艺化的脱口秀在本质上成为一个庞大的造“梗”运动的有效推手。这种创造不仅意味着它自身直接造“梗”，更包含着对已流行的“梗”文化的再度创造。因此，它呈现出诸多网络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内容可以短小而空洞，但却存在着固定形式的差异性重复。这种重复构筑特定人设、特定笑点，并最终在一代人的语言习惯当中沉淀。

在此我们一直强调目前脱口秀表演的中国特征，是因为我们很难将《吐槽大会》与《脱口秀大会》等当作是对西方传统脱口秀的一种继承。毕竟这个诞生于英国，并伴随着广播兴起而产生的谈话类型，不仅有其独特的文化生长土壤，而且至今保留着自诞生之日起就有的文化胎记：一种源发于时事政治的评论和访谈，包含着对社会现实事件的实时关注。换言之，脱口秀的属性与其说是喜剧性的，不如说是新闻性的；与其说是以已经完成了的稿子为底稿，以堆积笑点为己任，不如说是以生成性的思想交锋为主旨。

中国式脱口秀一开始就以综艺化形式被人们所熟知。“笑点优先”的创作手法，实际上消解了脱口秀原初的时评特质。尽管在今天脱口秀舞台上较为受人欢迎的演员仍然是一群有态度、立场和特定价值观的演员，但更被强化的是段子手特质。他们的创造与其说是围绕某种特定生活话题所展开的反讽，不如说是一场不自然的造“梗”运动。

正是依赖于这种造“梗”运动，中国式脱口秀将自身转变为一种新的喜剧形式。然而这个意外收获，却也带着隐忧：如果脱口秀仅仅成为一个造“梗”运动，那么它如何能与传统的单口相声区分开来，它又如何能避免自己因为形式单调、笑点雷同而可能带来的审美疲劳？脱口秀的未来，还有没有引入公共讨论的可能，是强调时评化色彩还是继续强调综艺化走向？这些问题，其实正应该是在脱口秀最受关注时探讨的。

（选自夏莹《脱口秀为什么火了》，《光明日报》10月13日）

在今天的中国，网络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学活动，包含几亿读者、上千万写作者、数十万签约写作者、数万部作品、数百家网站，乃至于有人将中国的网络文学与好莱坞的大片、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并称为世界四大大众文化奇观。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以现代精神和现代形式完成了文学的现代变革。时代往前发展，从题材内容上来看，那些被革了命的旧文学——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由才子佳人小说和礼拜六文学组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或多或少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余影。从表面上看，网络文学确实是将五四新文学批判的旧文学重新复活了，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历史的倒退？

首先，网络文学与五四新文学面对的历史语境不一样。五四新文学面对的是晚清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局面。救国、图强是文化先驱们面临的根本任务，从器物之变到制度之变，最后再到文化之变。中国现代文化变革借助于文学，通过文学改变国民的精神灵魂。中国现代文学是写实的文学，普通平民代替才子佳人、王侯将相成为作品的主人公，现代文学作品中充满了祥林嫂、阿Q、觉新、祥子、虎妞这一类角色，整体风格是沉郁的、悲凉的。在精神内涵上，中国现代文学积极向西方学习，以民主、科学、自由、博爱、平等、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对国民进行精神启蒙。在文学形式上，这场求异域新声的文学运动借用欧化的语言和欧化的形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雅化道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网络文学面对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文学开始边缘化。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全民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文学对民众启蒙的意义下降。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文学的世俗化色彩增强，文学的消遣功能增加，网络媒体的普及应用与中国社会的世俗化和多元化发展相契合，作为娱乐化的网络文学应时而生。

其次，网络写作发表的环境与传统文学有根本的不同。在网络上，作者和读者不喜欢一本正经地说话，轻松、戏谑的表达成为网络流行的语言风格。在网络语境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网络流行语、符号、表情等，各种调侃、有趣的表达写进文学作品，带来了鲜明的网络风格。从某种程度说，网络文学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成就的表征：中国有特殊的历史语境，改革开放为网络文学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大批通俗化、消遣性的文学作品通过互联网获得了读者；改革开放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使更多的人有大量的消遣娱乐时间来阅读小说；改革开放以来自由、开放的文化环境，使网络文学广泛吸收、借鉴中外文化与文学资源；改革开放4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现实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力，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文化自信，带来了网络文学积极、开朗、乐观的格调。

（摘编自周志雄《文学史视域中的网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