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中国美学史的幻象世界（节选）

赵建军

发掘和阐释中国美学史的逻辑本质，要找到合适而恰切的概念维度，这个概念要具备如下条件：作为单词它必须是多音节的，以单字为词，不便于进行现代阐释和学术的理解、交流；作为该概念组合词的构成词素，必须是源自中国本土且能够作为独立词语表达意涵的；最好在世界上能够寻到对应性的词语，其涵意可以各表所指，但所指却具有相通性，这有助于在更大范围对中国美学史的阐释逻辑进行考量。综此几点，我们认为，“幻象”一词很适合用来描述中国美学史的发展逻辑。“幻”和“象”均植根于本土文化，在原始巫文化中便用到它们，以后都纳入美学史的阐释系统。其中的“幻”字，在巫文化中“巫师”便被称为“幻人”。《说文解字》解释“幻”为“不肖”，指通过“变化”、“变幻”性操作实现造生和化成（教化）之意。至于“象”字，渊源甚古，原始图腾和巫术皆为对“象”的文化操作。由物象而生图象、意象，最早的成果就是《周易》中的“卦象”。“卦象”可以理解为综合“天象”（天文）、地象（地文）而成的人化之象（人文）。美学是人文造化的产物，中国美学应当是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和审美经验诠释系统，而最初形成的“卦象”，蕴含有中国美学的逻辑因子和理论模型。“幻象”作为组合词，其构成“词素”的逻辑蕴涵却异常丰富，形成系统，这就为开掘该词的美学蕴涵，基于现代视野赋予逻辑蕴值提供了可能空间。西方美学和佛教美学中也有对应于“幻象”的相应词语，英语的“幻象”写作illusion，梵语的幻象写为māyā，它们与中国传统美学对“幻象”的“不肖”、“恍惚变幻”有某种相通，但由于分属不同的话语系统，中国美学史的幻象逻辑所表达的独特蕴涵，可以通过中西语境中的差异比照，得到更深入的发现和揭示。

就根本方面来说，幻象逻辑是揭示中国美学史深层本质的一个十分合适的维度。从词面上说，中国传统美学对“象”的理解都是“幻”的。这个“幻”在三个层面上离开了实然物象：一是仰观俯察，以意取象，所谓“散点透视”即指对外在物象的主观化意念截取；二是“象”是操作对象，也是意念表达的载体，意念性的“象”，表面上看似乎感性色彩充分，其实已然“形而上”了，理智化了；三是舍象求意，意为象外的审美韵致，这一点使“象”更进一步远离了实物物象。反过来，从“象”这一面来理解，则“象”包含了一切美的感性存在。在主体意念化的操作过程中，对“象”的感受和认知，自始至终保持着“象”的感性特质，在主体直觉的统摄下，它呈现为感性特质、内在品性的意念双向性展开，让动与静、大而小、逝与返、曲与直、刚与柔等对立性涵义，借助“象”的互训互成得以确立。基于此，中国美学以意念对外在的数、景、象、境的感遇为先导，通过意念上的扩张性发散，形成强烈的主体感悟氛围，进而生成对“象”的感悟性立意，所谓直觉性质的幻象生成便由此得以成立。依此轨迹，美的幻象似乎无所不在，不仅主体精神的外化，由意念性的目标扩散至无垠的宇宙，而且宇宙万象也借助主体意念内化为心性直觉和审美意象，生成跳脱于境遇或景象外的审美感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美学史的“幻象”与“幻觉”始终是现时性的在场，美始终是因感而悟，因悟及意。

（选自《光明日报》，有删节）

【推荐2】材料一：

当今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以活化的新形式发扬其深厚内涵，涵养中国精神，滋润现代人生。不论是为当代中国人更好理解传承民族文化，还是为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树立国家文化形象，都需要我们发挥宏大传统优势，开掘文化资源蕴藏的巨大价值，创造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体验。

数字技术为更好再现文化遗产提供支撑。文化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流，每个时代都有特色文化形态，即便那恒定不变的价值，表现形式也不断嬗变。近年，集中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利用数字技术改进展陈方式，优化“用户体验”，强化互动性和参与感，满足观众感知与互动需求，加强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数字敦煌、数字故宫让我们以新鲜有趣的形式，真实可感地体验、徜徉于历史文化场景，感受传统文化艺术精髓及精神。故宫通过与动漫、影视、文学及社交平台全方位融合，设计开发产品和数字内容，使传统文化魅力不断传播发酵，推出一批网红产品，数字技术让传统文化以全新方式获得时空延伸，融入生活日常，提升生活品位。故宫以“跨界”之思和“网红”之势，举办相关文化活动，获得年轻人追捧，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有效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获得更好传播，还要把中国要素与时尚表达有机结合起来。目前这类具有强势文化传播力的文化产品和品牌媒体较少，缺乏像《功夫熊猫》《花木兰》这样叫好又叫座的品牌产品。有待更新思维模式，重视多元文化背景，找到贴切的表达方法，呈现出既具中国文化深远意味又贴近海外受众审美习惯和对中国元素期待的文化产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国门，在交流互鉴中绽放独特魅力，在多元文化合作与竞争中实现共存共荣，促进人类文明共同进步。

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条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内容传播的效度、强度和广度。作为一种战略性资产，传统文化资源如何“活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时代对文化工作者提出的重要课题，还需要我们在国际国内视野中，顺应时代新要求和新趋势，不断实现内涵挖掘与表达创新双向突破，创造具有强大影响力和广泛传播力的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

（摘编自高宏存《以数字技术创新传播优秀传统文化》）

材料二：

对于任何一种文化传统来说，如何协调守成、创新与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问题。晚清至20世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伴随着侵略、殖民与冷战，增加了问题的复杂程度。多数人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成功范例。之所以认定这是一次成功的文学转换，首要的标志是：相对于中国古典文学，汉语白话文学更适合表现今天的中国经验。这丝毫不存在贬低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中国古代批评家曾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学及其评价依据。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都将受到文学传统与现实世界纵横坐标构成的不同压力。强调来自纵轴的文学传统，还是追求更大限度地再现当代的现实世界？现实主义的宗旨显然是后者。这时，所谓的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再现当代现实的企图改变了文学传统的发展方向。

这就划出了一个区分的标准：如何辨别鲁迅式的“盗火者”与“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分子？尽管二者都对西方文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但“盗火者”的主旨是探索民族的独特道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崇洋分子热衷于将民族历史纳入一个普遍的模式，使之成为西方文化逻辑的具体例证。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盗火者”曾经将西方文化视为现代性的启蒙，那么，现今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化业已成为更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文化浩如烟海，门类繁杂，一批饱学之士始终专心致志地从事清理和阐释工作。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意识到现今中国文化对于“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批饱学之士的学术贡献。也因为意识到这种使命，人们才不会满足于某些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诸如三叩九拜之类。中国文化的真正活力不是刻意维护某种古老的礼仪，而是进入当今社会，力争发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工业社会贯穿生活时，农耕社会的古典诗学（“意境”“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等）保存了哪些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启蒙、革命、利益、市场以及围绕这些产生的社会关系瓦解了古代的乡绅之治后，儒家的“修身”与西方文化的宗教具有哪些不同的社会功能？“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蕴含着哪些重大的启示？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展开，已经显现出中国文化对话历史、对话现实的思想含量与独特价值。

（摘编自南帆《中国文化的活力》，有删改）

材料三：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摘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一：

有数据显示，中国餐饮业人均食物浪费量为每人每餐93克，浪费率为11.7%。2012年以来，“光盘行动”广泛开展，“舌尖上的浪费”现象有所减少，然而生活中不难发现，一些场景中还存在明显的浪费现象，如单位食堂，人们排队倒掉餐盘中余下的很多饭菜；宴席散去，酒桌上留下了不少“未光之盘”；餐厅消费中也时常可见超量点餐……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全国夏粮生产数据显示，全国夏粮生产再获丰收，产量创历史新高。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减少餐饮浪费，是践行绿色低碳生活观念的必然要求。有研究显示，如果人类减少粮食浪费和提高粮食生产链的效率，将对保护地球自然资源和改善人类生活，做出巨大的贡献。节约粮食，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资源消耗，可谓一举多得。

培养节约习惯，需要善于发挥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崇高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政府层面还需加强宣传力度，在全社会培养理性、健康的饮食观和消费观，鼓励和表彰节约行为，倡导餐桌上的文明新风。同时也要重视教育层面的作用，如学校加强相关知识与政策的科普。还可通过新媒介、新平台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引导大众，真正做到让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也不再困难。

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还需餐饮行业共同努力，优化服务与经营模式。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后，湖北武汉餐饮业协会第一时间响应号召，发布包括“N—1点餐模式”在内的6条倡议。北京、江苏、陕西等地行业协会的倡议书也包括多项节约措施。这些举措，从服务侧为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提供了动力，值得重视与借鉴，从而启发社会各环节探索更有效的节约措施。

遏制铺张浪费之风，更需从上到下形成全维度的社会风尚。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只有党政机关、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才更具有感召力与说服力，才能助推全社会自上而下形成节约风尚。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过“紧日子”，节约粮食，杜绝公款浪费，为人民群众做好榜样。“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个人行为层面的问题，还关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与国计民生。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做好实践者与监督者，形成杜绝浪费的良好氛围，文明新风就能吹遍神州大地，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将会成为社会新时尚。

（摘编自王欣夷《让“以节约为荣，以浪费为耻”成为社会新时尚》，有删改）

材料二：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生产的食物中，约有1/3被丢弃或浪费掉，相当于13亿吃粮食，约合1万亿美元的经济成本、7000亿美元的环境成本以及9000亿美元的社会成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球还有大量极端贫困人口营养供给得不到保障。联合国日前发布的《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球饥饿人数可能将在去年6.9亿的基础上增加0.83亿～1.32亿。

强烈反差的背后，是全球购买力不均衡的现实。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世界最贫困地区，消费者的食物浪费程度很低，每年人均约10公斤，而在高收入回家，这一数字超过了100公斤。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指出：“粮食是足够的，今年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人们购买食物的能力。”食物浪费造成的需求过剩会推高食品价格，这对食品支出占比较高的穷人影响更大，令他们难以负担具有充足营养的食物，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

在市场经济中，买多少食物似乎是消费者的个人自由，有人还拿经济学的“破窗理论”为浪费行为开脱，认为这是为食品餐饮行业的繁荣作贡献，就像打破一扇好端端的窗户玻璃能给玻璃厂和安装工人带来经济收益一样。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在其著名论文《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反驳，“你的理论停留在看得到的那些东西，没有考虑那些看不到的”，更换窗户的财富本可以另作他用。

食物浪费的机会成本和环境成本都很大。粮食生产是资源密集型产业，除了账单上标明的成本，人们在丢弃食物时还浪费了大量看不见的土地、化肥、水、能源等资源。人们本可以把这些资源节省下来，归还侵占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降低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一方面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粮食生产供应受到威胁，一方面食物需求还在不断增长。据预测2012～2050年的人口增长和收入增加将导致全球农产品需求增加35%～50%，这将给全球自然资源造成更大压力。为了保障粮食安全，人类需要采取多种应对措施，制止食物浪费和损失应该是其中最基本和必要的行动。

（摘编自尚凯元《制止食物浪费，不止有本经济账》）

材料三：

从目前看，我国现行法律中虽有一些关于制止浪费行为的原则规定和要求，但比较分散或笼统，缺乏必要的约束措施和惩戒机制。

立法遏制餐饮浪费，需明确职能部门、餐饮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的责任，制定出易于操作的监督措施和处罚标准，并着眼于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督、事后惩罚并重的制度机制。

必须指出的是，餐饮浪费只是粮食浪费中的重要一环，育种、收获、储藏、运输、加工等环节的浪费同样不可忽视。立法遏制粮食浪费必须坚持“全面原则”，涵盖从育种到餐桌的所有环节，确保每一粒粮食都不被浪费。

换言之，千呼万唤的《粮食法》该出台了。遏制粮食浪费任重道远，法治是治本之策。最新消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决定成立工作专班开展相关工作。立法有望提速，令人期待。

（摘编自陈广江《立法遏制粮食浪费迫在眉睫》，有删改）

材料一：

只因为在手机上多看了一眼，从此阅读内容越跑越偏，这大概是当下不少人挥之不去的困扰。的确，凭借智能算法推荐和对用户画像的精准捕捉，平台可以快速完成用户与信息的匹配并进行个性化推送，大大提升了信息分发效率。但久而久之，在算法源源不断地“投其所好”“量身定做”之下，人们的信息接收维度变窄，资讯获取渠道单一，容易在单调的信息交互中不断强化固有偏见和喜好，甚至在不同群体、代际之间造成认知撕裂和对立，最终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

当下舆论普遍倾向于将“信息茧房”效应归咎于算法，但实际上这有失偏颇。“信息茧房”理论由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指的是信息体系个人化所导致的信息封闭的后果：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与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禁锢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无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信息偏食是人的本性，受众往往都会有自己的偏好与选择。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法只是让这一选择变得简单，且容易被我们明显地“看见”和感知，做出信息选择的终究是用户自己。

显然，受困于“信息茧房”，不应只简单“甩锅”于算法，这是对个体责任的逃避和忽视。对于青少年群体更是如此，成年人都难以走出自己的“知识同温层”和“认知舒适区”，更何况自控能力差、更容易沉迷且对内容缺乏鉴别力的未成年人。当然，这么说不代表为算法开脱，提供算法的平台、企业以及监管方有责任做得更好，引导科技通向“善”途。比如，企业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进一步优化推荐算法，对少年儿童等特殊群体推出更多的关爱和保护措施，引导受众提高素养而不是一味讨好用户，有关部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也必不可少。

但归根结底，算法只是一种工具，提供算法的平台、企业以及监管方也都是外部因素，“破茧而出”的只能是自己。青少年要加强获得、分析、辨别信息内容的能力，理解和接受不同的外界声音，敢于直面和辨析不同观点，能够冷静、理性思考问题。只有主动作为，走出舒适区去拥抱更丰富、更多元的信息，才能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家长无疑是第一责任人。家长要做好榜样，不仅要改变“机不离手”的习惯，更要规范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以身作则；引导孩子提高甄别、屏蔽不良内容的能力，避免青少年被网络算法绑架；更重要的是，家长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和关心，与孩子一起阅读、游玩、交流，以更积极健康的家庭教育环境来培养青少年的阅读习惯、思考能力和时间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学校、社会也要形成合力，多方配合加强教育，从价值引导、内容生产等多角度切入，如推动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进学校、进课堂，提供更多科学、多元的优质知识服务等，合力打破青少年群体的“信息茧房”困境。

（摘编自《受困于“信息茧房”，“甩锅”算法是对个体责任的逃避》）

材料二：

互联网平台，无论是腾讯、阿里、头条，还是谷歌、苹果等，只有扩大流量，才能让每家平台下辖的内容服务、商业应用获益，平台经济才能有效运转。

所以，平台变得越来越不敢“冒犯”用户，不会在既有的用户识别、“画像”之外冒险向用户推荐兴趣之外甚至可能引发用户反感、抵触的信息内容，但这本身却可能构成信息内容传播的导向失衡、走偏。举例来说，某些用户是明星艺人A的粉丝，平台识别这项关键特征后会陆续推荐与A有关的最新动态、商业活动以及广告内容。即便A卷入极具争议的事件，在向A的粉丝用户推送相关信息时，平台算法会尽可能过滤掉引发粉丝用户反感的内容。近年来，少数明星艺人的粉丝特别是青少年低龄粉丝频频在公共舆论场合激烈对骂，有关平台的失衡性推送难脱干系。

专家提出，监管部门需制定具体要求，使企业把公共价值观导向的责任落实落深，将正面价值取向作为关键标签纳入产品设计之中。事实上，在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监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互联网网站、社交平台并不仅仅是渠道，更扮演着数字时代的媒体角色，有必要依照更高的编辑和监管要求进行运作。

帮助青少年走出互联网“信息茧房”，监管部门作用很关键。监管部门应当对主流的互联网内容平台的算法推送进行常态化的实时监管审核，推动相关平台企业真正意义上做到履行法律、社会和技术伦理责任。不仅如此，监管部门还要鼓励平台企业改进算法，开展延伸推荐，让用户尤其是青少年能够获得更高质量、更多类别的推送信息，走出“信息茧房”。

（摘编自《如何帮助青少年走出互联网“信息茧房”？》）

材料一：苗绣，苗族的刺绣。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楚绣，与湘绣、汉绣同流而异源。古代苗族妇女养蚕主要是为了获得制作刺绣使用的丝线。苗绣主要用于装饰衣服，也用在裤脚和鞋面。在衣服上以栏杆形式围在肩膀和袖口。黔东南苗族的盛装刺绣，衣饰部位不是栏杆形式。苗绣针法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几种，其中辫绣、结绣是苗绣中特有。辫绣是先将8根或12根同色丝线编成“辫子”，然后再回旋缀于底布成花，多用于“男性之衣”（“乌爸”）的盛装中，绣品风格粗犷凝重。结绣则将丝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成花。苗绣图案多是鸟、鱼、花、果子。在盛装的大型图案中，出现庞大、凶猛的动物，如龙、大象、狮子等。龙在苗绣中有虫龙、水龙、牛龙等形态。黔东南苗绣图案中的蝴蝶多被解释为与神话传说中的图腾有关。苗绣一般先在绣布上绘或贴上图案。黔东南苗族妇女不直接在衣物上刺绣，而是先制成与装饰部位大小相同的绣件，再缀到衣物上相关部位，这样一方面便于操作，也便于单独取下来保护或替换。

（摘编自《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辞典·西南地区卷》）

材料二：苗绣是苗族人的文化读本。从启蒙开始，苗族人就可以从苗绣里学习生活常识，认识草木动物，学习纺线耕田，了解节日习俗，解读神话、宇宙天体等，无所不可。乍一看这本“书”，罗列的事物真不少，率性随意，缺乏归纳，但如果仔细阅读，你便会发现，它所表现的内容也都是经过了严格选择的，而且不乏思想深度。苗族先人把祖祖辈辈获得的人生智慧，都隐藏在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苗绣故事中。

苗绣一直无声无息深藏不露，20世纪后半叶才逐渐被发现。有趣的是，它被发现的时间与读图时代几乎同步，苗绣本身的艺术特质和读图时代的美学趣味显然不谋而合。神秘的气息，独特的想象，呆萌的造型，饱满的情感，让我们惊叹相见恨晚。

（摘编自解如光《十指春风　一绣千年》，《人民日报》2019年2月23日）

材料三：目前，民间手工技艺的主导传播形式多依托出版物或博物馆等相对静态的媒介，传播途径单一。实际上，民间手工艺的文化形态非常丰富。以苗绣为例，其非物质文化形态至少包含三种：苗绣中的图案，苗绣的针法和绣法，苗绣中承载的文化等。这些丰富的内容仅仅依靠静态形式传播显然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尤其是苗绣的刺绣技法十分复杂，无法仅仅依靠静态形式记录，借助摄像和三维动画等形式能更好地记录和还原刺绣复杂的过程。另外，传承主体的口述记录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利用视频记录显然比单纯用文字记录更为方便、生动、鲜活。移动互联网上灵活多样的数字化观看模式可以改变传统出版物和博物馆等媒介相对静态和单一的展示方式，观众能进行个性化的选择，深入、反复地观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

（摘编自罗丹《民间手工艺遗产基于移动终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研究》）

材料一：

唐人徐坚所撰《初学记》卷三十引《任子》之语曰：“楩楠为众材之最，是物之贵也。”然则楠木为君子所贵之德何在？杨汝清的《天才地宝造化所钟：品味金丝楠》一文中做出了解释，“金丝楠的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正与中国传统文人之精神情趣沟通暗合——沉凝大气，华而不奢；从容优雅，含而不露；温润雍然，卓尔不群”。

楠木坚劲刚贞。西晋周处所纂《风土记》中曰：“樟楠诸木，最为坚劲。”成百上千年之风雨霜露，练就了楠木之坚韧挺拔，极难为外物所动。《晋书》：“严霜识贞木。”《贾子·道术》：“言行抱一谓之贞。”

《贾子·谥法》：“清白守节曰贞。”由此可见，文人之爱楠，取其贞节之刚性。诗圣杜工部极爱楠木，于楠木多有吟咏，传世的就有《高楠》《枯楠》等多首。所谓“干排雷雨犹力争”，将楠木与雷雨奋力拼搏之状写得虎虎有生气，而这也正是杜工部百折不挠之坚韧精神的写照。

楠木光润和厚。西汉陆贾在《新语·资质》中对楠木极尽表彰之能事：“夫楩楠豫章，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并不因其“入地之坚强”而损其“在高之柔软”。楠木吮吸着天地间之和气，阴阳协调，上干云霄。楠木之亦刚亦柔，彰显着其深得天健地顺之灵气。

楠木安之若命。与孔子同时代之《子华子》有云：“豫章楩楠之可以大斫者，必在夫大山穹谷岖峿之区。”楠木所生之地总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幽壑穹谷。唐人严武《题巴州光福寺楠木》亦云：“楠木幽生赤崖背”“看君幽霭几千丈，寂寞穷山今遇赏”，数千丈之木需要数千年之生长，数千年后的今日方得诗人之青睐。“寂寞穷山”，其间滋味只自知；时乖命蹇，一直处于“知者所不见，见者所不知”的状态，只能清明在躬了，此亦非具君子之德者不能为也。

正因为楠木坚劲刚贞而不失光润和厚，且有“纵使无人亦自芳”之君子德性，具备了“道在器中、天人合一、曲则有情、君子比德、和而不同、以虚致实、悬象示义等中国文化的大智慧”，才使得它于厅堂之中以器之美彰显木之德，实实在在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之深厚底蕴。

（摘编自萧伟光《传统家具中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江南是文人荟萃之地，到了晚明，人性解放之风日渐觉醒，这也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文人开始徜徉于山水，漫步于园林，休闲于酒茗，不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但是，他们又不满足于仅寄情于花鸟、山水来抒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的生活融合为一体，开始走向充满活力的民间社会。在家具的设计层面上，文人的直接参与，为古老的家具工艺注入活力，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审美情趣与文化意念融合在家具设计中，从而使家具设计在造型上以优美、简朴、稳重取胜，各个组件的比例与审美一致，讲求实用；装饰上则讲究淡而雅、少而精。而且，有些明式家具上还能留有文人墨客的题词钤印，更成为明式家具文人化的一个具体体现。同时，很多文人还为家具撰写了大量以“古雅”为审美标准的文章，论述之详尽，为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所无法比拟的。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等，内中关于家具设计与审美的描述，为后人研究明式家具提供了宝贵的史实资料。

明式家具肇兴于明代中期，却在晚明时期经由几代文人的直接参与与倡导，风格日趋成熟与稳定。这种独特的风格就是家具本身所透露出的“文人气节”。因此，明式家具是晚明文人在设计造物上的意趣体现。

随着人们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变，简单的模仿已难以传承明式家具所蕴含的文化精髓，也无法契合现代文人的精神气节，但明式家具中的文人气节在现代生活中的传承与发展，既有时代的延续性又有现代生活的创新性。

（摘编自王蓉《明式家具中文人气节的传承与发展》）

材料三：

明式家具很早以前也给西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肯定地说，明式家具是西方现代家具的鼻祖。那种不事雕琢的造型与线条，对西方现代家具的极简风格显然具有启蒙价值。四百年前的明式条案与今天西方现代家具的条案有着克隆般的惊人相似，几乎如出一辙。而中国古典家具独特的榫卯结构，更使中国古典家具在功能及纯粹的层面上出神入化，这种不必依靠钉和胶的组装结构，无疑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个特殊贡献。

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由来已久。清末欧美列强入侵中国，使得中国优秀的硬木家具大量传入西方，开始了在海外的百年流传。现在，西方许多著名的博物馆都有黄花梨及紫檀家具的藏品，世界各地的藏家都以拥有明清古典家具为荣。百年以来，明清家具特别是黄花梨家具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形象、一个代表性的符号，与中国的书法、绘画、陶瓷等比肩，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一条不可缺少的分支，已在世界文明史上获得了无可争议的认知。

（摘编自海岩《中国家具艺术的诞生与进化》）

材料一：

疫灾的发生，既受社会规律制约，也受自然规律制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口密度不断提升，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不仅疫灾流行的频度越来越高，而且疫灾流行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同时，随着人类干扰自然和破坏自然程度的加深，疫病种群不断增多，疫灾的破坏性不断增强。从自然规律看，寒冷期气候变化大，疫灾相对频繁；温暖期气候较稳定，疫灾也相对稀少。同时，有的病原体具有自然疫源性，这类疫病所导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地方性，如鼠疫、血吸虫病等。还有的病原体存活需要较严格的生态环境，这类疫病也有一定的地方性，如疟疾、黑热病、霍乱等。

从春秋战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720 年间，我国至少有 893年为疫灾流行之年。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频度为 20.99%，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北宋以来，疫灾频度不断上升，明清疫灾频度高达 78.34%，是第二个疫灾高峰期。在中国古代，每当疫灾发生，政府蠲免租税，赈济钱粮，施医给药；下罪己诏，祭祀神灵，请求上天宽宥。民间则捐钱捐粮，施医给棺；行巫道术，驱逐厉鬼；抬神巡游，求神保佑。民国时期，疫灾的应对渐渐步入科学的、制度化的轨道。但是，当时公共卫生体系毕竟处于草创阶段，社会又动荡不安，疫灾流行之时，政府和民间的应对效率，总体而言仍然非常低。

（摘自《疫灾的历史地理学思考》，有删改）

材料二：

“新冠肺炎”具有强大的人传人特性，从很大程度上说，普通民众的行动决定了这场战“疫”的成败。关注普通民众在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中的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般来说，在全能型政府背景下，民众的“等、靠、要”思想会比较严重，被动等待政府的“上门服务”，与国家、政府对应的社会能动性不强。但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广大民众主动建群、加群来交换信息，并动员自有资源、协调行动，自主解决了很多问题，充分发挥了各种正式、非正式社区组织的功能。这为全能型政府背景下社会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为了防疫需要，封城、封路等隔离手段，客观上给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城乡民众高度配合政府的统一指挥，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物资哄抢、恐慌式的大量出逃，没有出现对管制政策的对抗。整个城市，运行井井有条。这不仅节约了宝贵的疫病防控资源，而且为疫病防控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在这次疫情中，最初几天出现了一些谣言，这完全符合谣言产生与传播的规律，但这些谣言很快就因政府特别是知情民众主动辟谣而消失，后续几乎没有产生传播范围较大的谣言。这次新冠肺炎各种谣言的消失，除了政府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的影响外，主要还是与广大民众知识的增长、判断力的提升有关。但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显然不是提前储备的，而是海量的民间科普在短期内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在舆情的内容上，建设性的批评逐渐取代了泄愤式的批判，客观的监督行动取代了情绪性的破坏；在应对舆情的行动上，广大民众一改初期的狂躁，非常冷静、谨慎地接受、转发、发表相关信息与言论，以及基于冷静的反思。与此同时，在较多细节的披露和媒体的引导下，民众开始设身处地地思考一线工作人员的处境，不再盲目指责，社会包容度显著提升。

虽然广大民众表现出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仍然需要冷静、客观地关注和反思与普通民众进步不匹配的一些问题。民众参与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缺乏制度支持，渠道仍需拓宽。同时，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疫情信息由于种种原因披露不及时、细节不够，才酿成后续的疫情危机和舆情事件。这是我们以后在应对各种危机时需要重点关注的。

（摘自《新冠肺炎战“疫”中普通民众的转变与进步》，有删改）

材料三：

2019 年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此次疫情可谓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

随着收入和学历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提高安全、健康、智识等方面的生活质量，而长期以来在这些方面的投入欠账和重视不够，需要尽快扭转。特别是要转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民生公共服务的投入和管理。与此同时，要加强跨地区、跨层级和跨部门的价值共享，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领导和协调有力。

目前我国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但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等方面还有待补足相关制度。要加快弥补这些领域的制度盲点和制度漏洞，避免由此可能诱发的潜在风险。与此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增强制度的权威性，避免制度停留在纸面上，使制度真正发挥预定作用。

此次疫情应对，广大医护人员、领导干部、基层人员和每一个中国人在此次疫情防控中都展现出了巨大的集体意愿，使全政府和全社会的防控策略得以奏效。但是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比如，湖北等地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中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乃至一问三不知现象，暴露出责任意识、专业知识和治理能力的明显欠缺。要提高领导干部的执政本领，使其在专业知识和综合能力上能够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此次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必将在各个方面加快国治理转型，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摘自《疫情大考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下了“快进”键》，有删改）

材料一：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学习过程从线下转移到线上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据统计，目前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已超过了1.5亿人。2020年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规模预计会实破3000亿元的关口。知乎Live、分答、得到、喜马拉雅、微博问答、微课等线上知识分享平台，风靡一时。

在线教育掀起的变革，使得教育变得愈发开放、多元。教育理念的变化带来的不只是知识付费等商业模式和学习方式的推陈出新，随之而来的，还有授课者和接收者在教学相长的过程中，思维形态与生活状态的改变。

（节选自《工人日报》）

材料二：

在线教育市场尚未饱和，发展潜力巨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普及率的急剧升高，在线教育已经渗透到教育行业的每个细分版块。涵盖的教育阶段从胎教幼教到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等各个阶段，涵盖的内容也包含了语言培训、学习辅导、兴趣培养、技术训练等各个门类。根据艾瑞数据，2019年在线教育的市场规模达到2351亿元，2020年截至目前已达到2727亿元，增长率已达16%。基于中国在线教育市场的发展现状，用户市场庞大，以及技术手段尚未成熟，在线教育市场远未饱和，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改编自《中国教育发展报告》）

材料三：

在线教育中一个较为活跃的细分市场是在线知识付费教育市场。随着用户对知识需求的深化和消费意识的觉醒，以“轻知识”为产品的教育付费模式相继出现，出现了喜马拉雅、千聊、荔枝微课这些知识付费平台。

在线教育风口之下亟须解决发展“痛点”。一方面，资本入局带来行业发展红利，但另一方面，教育要下“慢功夫”，未来在线教育的市场机遇与挑战并存。事实上，获得融资其实只是在线教育平台的起点，但以仅有资本很难长久生存，同时教育行业发展不能用急功近利的做法，否则会适得其反。

德勤中国的报告显示，相对于传统学校，教育机构面临的环境和情况将更加复杂，一方面要遵循教育规律实现对知识的创造、传递和应用；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市场和盈利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才发展问题和运营效率与风险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起来。

（节选自《金融时报》）

材料四：

目前，几乎所有的在线教育公司都会提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否会让在线教育再次提速？王强认为，看更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在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效率上会带来一场革命，老师将变为一个知识整合者，而不再是知识传授者，将帮助学生从互联网纷繁复杂的文字、图片、音频、虚拟等信息中筛选出优质内容。许达来则担心人工智能一词被滥用，目前他很少看到人工智能真正在教育行业进行应用，喊出来的是否真的是人工智能也存在疑问，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很多数据。

（节选自《中国企业家》）

陈道明：让世界无奈于我

沈青黎

陈道明一直被视为演员中的“异数”——在这个媒体热衷于制造话题的年代，他鲜有话题，也不迎合他人制造话题；而作为国内身价最高的男演员，他时常以演艺圈边缘人的姿态自居，对自己的身份若即若离。而究其原因，是因为“演员”这个身份是命运强加给他的，他一直“很被动，总是被推着往前走”，也正因为如此，他不像许多同行那样执着于自己的身份，始终怀有“出离心”，懂得用内省的方式看自己。

陈道明有着公认的好演技，却经常以戏子自居，他珍惜上天赐予自己的安身立命方式，拍戏时迟到早退、不做功课、现场摆谱等情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身上。

陈道明是从慢时代里走过来的，沉默冷峻如他，他常常会在接受采访时情不自禁地提及早年的拍戏经历：那时候，一部小电影拍上四五个月，是常有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演员变成了一个高负荷高回报的职业，拍戏也变成了一件非常浮躁的事。很多剧组一开工，大家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提高效率，演员们也越来越关心合约完成后有多少钱打入自己的账号。起初他屡屡强调：我是文艺圈的人，不是娱乐圈的人，但旧时的文艺圈逐渐分崩离析，让他无所依凭，内心的纠葛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冲突，陈道明只好选择了精神上的遁世：他不再看电视，也不读报不看小说，而是寄情于书画和钢琴，并努力钻研古籍，将自己修炼成了最具文化修养的艺人。

1990年拍完《围城》之后，陈道明一直保持着一部戏歇两年的节奏，不想演的片子，给再高的价钱他也不演，但一旦接下一部，就会踏踏实实待到杀青，相比那些四处赶工的年轻演员，他反倒成了全剧组最清闲的人。他拍戏还有个癖好，那就是不带工作椅，有时一站就是一天。看到这么大牌的艺术家都站着，整个剧组只好全体陪站，陈道明也因此落下了“难搞”、“不好合作”的名声，但他对此不以为意，只是淡淡地解释说：“我并非不好合作，只是觉得你首先要尊重职业，这个职业才会尊重你。我无奈于这个世界，只好让这个世界也无奈于我。”

陈道明的名字取自《道德经》，暗合“道常无名”之意，但陈道明认为自己不算个得道之人，“按照老子的境界，得道的人身上应该有一种包容万物的平和，无为而无不为，而我还残存一些金刚怒目之气，对于大多数事情我可以避开、忍让，但是对于我参与的事，我就得把自己认为不对的那部分都统一好。”

陈道明在许多事情上特别有原则，比如他要拍戏，那么从进入剧组到拍摄结束前，他会一直穿着戏服，在他看来，每件衣服都应该有自己的神韵，必须要想个办法，让没有感情的戏服“附着”在自己身上，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楚汉传奇》拍了六个月，陈道明就把里面的几套戏服穿了六个月，拍完戏回家，他依然穿着刘邦的衫裤，期间从未穿过别的衣服。拍完戏把衫子一脱，他才变回了他自己。

圈内的人都知道，陈道明演戏对片酬并不计较，但假如对方开出的片酬过高，他反倒要再三斟酌，更加留心剧本的质量。因为“如果本子质量太差，制作成本也低，你给我这么多钱，那其他演员会请些什么人？这戏的质量能好到哪里去？如果剧本足够好，对方开出的价码又很高，我会跟他们谈，不要给我那么多钱，你们把钱拿去多请些好演员，大家齐心协力做一个好戏，至于我没那么重要。”

只要剧本合适，时间和心情配合，陈道明接戏并非不爽快，至于后期的宣传，他乐意配合，但绝不迎合。有人说他太傲，他也照单全收，认为“傲不是一件容易事，谦虚倒是容易——只要弯下腰就行了，傲却要挺直腰板，总得有什么撑住腰吧……”

陈道明常说自己是个对人生的设计感差也不想有设计的人，而节制和疏离是他与世界交流的方式。至于这种交流带来的副产品，比如褒贬，比如毁誉，他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别人怎么看怎么说都可以，就像天冷里就加件衣服，暖了就脱一件，这么多年我早已经适应了，容易受刺激的是那些没有准备的人。”

（选自《读者》，有删改）

材料一：

①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所写的《洛阳名园记》，记述了19处名园。这些私家园林各具特色，其中的文人园林已相当显眼。比如富郑公园是富弼的园子，大字寺园是白居易的旧园，独乐园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地方。

②北宋之前的园林是权贵阶层财富与势力的象征，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北宋的文人园林走出了另一派风格，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小园小山，便可达到老庄思想中逍遥游于物外的境界，成就了中国独特的园林美学。比如司马光的独乐园，“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日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然而这样的小园，却颇为世人所欣慕，以此为题的诗文也风行于世。所谓构园必题名，司马光的园子名为“独乐”，体现了他的价值取向：“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栀，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

③苏州的沧浪亭亦然。今天我们去参观沧浪亭，依然觉得这里一步一景移步换景，亭台水榭相得益彰，假山古木妙趣横生。不过我们最在意的也许还是它背后的故事。北宋庆历四年新政失败后，苏舜钦在汴京遭贬谪，翌年流寓吴中，见孙氏废园，以四万钱买入，在北面筑亭，名“沧浪亭”，取屈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其后沧浪亭曾废为僧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多次整修。2000年，作为苏州最古老园林的沧浪亭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④欧阳修笔下的醉翁亭、苏轼笔下的超然台、王安石笔下的半山园、范仲淹笔下的岳阳楼……这些古建筑都有与之相关的诗文典故流传，屡废屡建，成为今天仍能惠泽我们的文化遗产。

⑤宋代文人对于中国园林的影响是深远的。“亭中待月迎凤，轩外花影移墙”，造园如作诗文。“远山无脚，远树无根，远舟无身”，这是画理，亦是造园之理。诗情画意的园林在宋代真正得到了发展。建筑学家曹汛在《中国造园芑术》一书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先后有三批人将诗情画意写入亭园：一批是山水田园派诗人、散文家，他们以诗文描绘自然之美，也以此主导园林建造；第二批是画士，他们崇尚具象之美，对园林进行精细的布局和摆设；最后一批人是职业造园匠师，在园林艺术形成后，将之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深耕细作。

（摘编自闻白《宋代文人园林的神韵》）

材料二：

①明清的宫苑都为艺术水平很高的山水宫苑，是我国古代造园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古典园林创作的总结。这一时期，大江南北的园林蓬勃发展，名园辈出，形成了南北艺术的融合。

②如今，我们看到的苏州、扬州那些名园，原本都是私家拥有，不为大众所建。私家园林属于皇帝之外的私人所有，以皇亲国戚、高官、地主、富商居多，他们往往寄情于景、以园言志。明清时期，私家园林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多具诗情画意。在意境创作方面，更近含蓄，用截取大山一角的写意代替全景山水，便是见证，形成了南、北、岭南不同风格的园林派系。

③私家园林往往通过一湾溪水，曲折蜿蜒，穿小桥、度柳荫，是尽头却又了无尽头的手法，创造出自然生动活泼的美好意境。明清私家园林对树木花卉的处理与设计，讲究表现自然。松柏高耸入云，柳枝婀娜垂岸，桃花数里盛开，乃至于树枝弯曲自如，花朵迎面扑香，其形与神，其意与境都表现自然，富有永久生命力。

④明清私家园林中诸多景观运用了园林植物本身的姿态、季相变化和其他自然人工要素的结合，将其自身所涉及的文化和艺术相结合，创造出园林所具有的独特意境。如苏州拙政园中的枇杷园、远香堂、玉兰堂、留听阁、听雨轩等均直接以观赏花木为主题，借花木之姿间接抒发心中情趣。林中花木根据场合、具体条件的不同，与山、水、建筑等几大造园要素有机结合，相映成趣。

⑤明清私家园林所追求的是高度情景交融的境界。在《红楼梦》第十七回中，贾政说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题名要恰当，才能充分表达意境。如上海豫园内园大厅匾额为“静观”两字，引导游人欣赏厅前假山景色，大可玩味。

（摘编自杭东《明清园林的诗意之美》）

材料三：

①东坡说：“园无石不秀，斋无石不雅。”石和中国人的艺术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一片顽石，成为几案上的清供；叠石成山，成为园林营造的基础。

②中国人爱石，赏它，玩它，品味它，将石当作朋友，甚至当作自我生命的象征，以石来安慰心灵，并通过石头来看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品石，不光是对石的欣赏，所看重也不全在其审美价值或者实用价值，很多人是通过石来玩味生命，从中寻找生命智慧的启发。

③有一句流传久远的赏石名言叫作“千秋如对”——石者，永恒之物也，而人只有须臾之身，以须臾之身独对永恒之石，油然产生对自我生命的怜惜。石顽然不动，无声无臭，而人则每被困境所缠绕，观此石，时而起生命理想的驰骛。

（摘编自朱良志《顽石的风流》）

医者仁心、肝胆相照的吴孟超

林蔚 雅商

“医生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吴孟超常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这么说。因为这份爱，吴孟超几十年来坚持只给病人开价格最便宜的药，就连给病人问诊的听诊器都会细心地先用手焐热。他是无数患者心中妙手回春的“老神仙”。“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他们可能已经花光了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

有一次，病房里收治了一位来自浙江农村的妇女。手术后五六天，吴孟超去查房。他仔细检查完病人，又认真看了她的病历，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半晌没吭气。那时，在场的人都很紧张，“看样子，‘老爷子’准是又看出什么问题来了。”果然，吴老把值班医生叫到走廊里，劈头便问道：“这个病人为啥要用先锋6号？还是进口的？”值班医生答道：“作为常规术后抗感染，现在大家都在用先锋6号，这个病人也就用了。”吴孟超一听就火了，大声说道：“现在有的医院、有的医生不好好给人治病，光知道给病人开贵重药品，凭此赚钱、提成，完成利润指标。你不要学他们！”

平时，吴老总是反复强调，要求医生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B超能解决问题，他决不会让病人去做CT或者核磁共振检查；如果病人带来的片子能够看清楚，他也决不会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查。

每次手术结扎，他都是坚持用手、用线。他说：“我们要多用脑和手为病人服务，用一次缝合器械，1000多元就没了，那可是一个农村孩子几年的读学费用啊！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正是这般精打细算，吴孟超和他的团队切除一个肝脏肿瘤的手术费、治疗费等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人曾劝他松松口，也进一些自费的耗材和药品，这样医院一年至少可增加上千万元的利润。可是，吴孟超毫不松口，他说：“我们不能把医院开成药店，把病人当作摇钱树。”

可就是这位医学泰斗，吴孟超一生中虽然成就卓著、功勋无数，却始终保持着谦逊质朴的本色。他特别强调，为医之道，做人很关键，要善于做人。“一是要做一个善于团结人的人，二是要做一个善于思考和总结的人，三是要做一个善于服务的人。”

在吴孟超的从医生涯中，最让他鄙视的是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失的“太平医生”。他说：“救治病人如果怕担风险，前怕狼，后怕虎，那么禁区永远是禁区，病人只能在医生的摇头和沉默中抱憾离开人间。”

如今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名医了，吴孟超依然不忘恩师裘法祖的谆谆教诲，表示自己的成就更多是因为能踩在巨人肩膀上而获得的。他对记者说：“肝胆外科的发展是各级领导的关爱和全体同志一起努力的结果。任何一台手术的成功也不是手术者一个人的功劳。一个病人痊愈出院，护士的功劳占百分之七十，医生只占百分之三十。”

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天都会亲临“战场”，不是当指挥官，而是做一名荷枪实弹的战士，用自己的双手向肝癌发起歼灭战。已经年逾九旬的吴孟超，现在每年主刀完成的手术也要将近两百台。每每看到一个个康复者露出久违的笑容，他常常情不自禁地喜悦，发自内心地高兴。他曾自嘲说“这可能是手术依赖症”了。

老人动情地对记者说：“人老了，力气也越来越少了。但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刀我还是要开的，前提是不能拿病人的生命逞强。医疗安全是第一位的。如果有一天我倒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