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东汉末年到魏晋，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文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东汉无名氏文人假托李陵所作的三首抒情诗，及假托苏武所作的四首诗，被人们合称为苏李诗——编者按），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他们唱出的都是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的，它们并不可信或无价值。只有人必然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才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不珍重自己生命呢？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美魅力而千古传诵，也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可分的。
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丕曹植也都只活了四十岁……既然如此，而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突现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现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
（节选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减）
材料二：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创作很自然地形成一些共同的主题。其中之一就是生死主题。
生死主题主要是感慨人生的短促、死亡的不可避免，以及表现如何对待生、如何迎接死的思考。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已有不少感叹生死的诗歌，《薤露》《蒿里》之作，以及“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等诗句，可以说是这类主题的直接源头。魏晋以后生死主题越发普遍了，曹丕的《与吴质书》很真切地表现了当时带有普遍性的想法：“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他因疾疫造成众多亲故死亡而深感悲痛，由此想到少壮当努力成就一番事业，又想秉烛夜游及时行乐。生与死是一个带有哲理意味的主题，如果结合人生的真实体验可以写得有血有肉，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江淹《恨赋》）如果陷入纯哲学的议论又会很枯燥，如东晋的玄言诗。
对待人生的态度无非四种：一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及时勉励建功立业；二是增加生命的长度，服食求仙，这要借助药；三是增加生命的密度，及时行乐，这须借助酒。第四种态度，是不以生死为念的顺应自然的态度。诗人不再是一个自叹生命短促的渺小的生灵，他具有与“大化”合一的身份和超越生死的眼光，因此这类诗歌便有了新的面貌。
（节选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有删减）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如果诗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那么对生死存亡的思考就不可能出现。 |
| B．东晋末至魏晋诗歌中突出生命短暂、人生无常的悲伤，这是人的觉醒在文艺和审美心理领域的表现。 |
| C．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是乱世，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上出现生死主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
| D．在对待人生的态度中，诗人的第四种态度无疑是与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同，从而使这类作品别具一格。 |
| A．《古诗十九首》以及苏李诗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时间的跨度上，也体现在群体的广度上。 |
| B．魏晋时期之所以会产生出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对原先一切事物怀疑和否定的结果。 |
| C．从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对待人生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想见，酒和药在文人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 D．作者以曹操及江淹的诗为例，是要说明：因为对生死主题有了真实的生命体验，作品往往能有血有肉。 |
| A．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 B．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
| C．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 D．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
5．请你以曹操的《短歌行》为例，来说明它如何体现了材料一中画线句子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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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借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老百姓与统治者的关系。历史的演变，王朝的更迭，向来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内容。无论是官方史书的记载，还是民间演绎的传说，我们都能从中窥到历史真实而有趣的一面。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的新作《N个国王和他们的疆土》收录了11篇小说，讲述国王们的故事，却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正史”中那些位高权重荣耀无比的国王，作者把他们从宝座上拉下来，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真实“记录”他们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体验。
小说中的国王有一些有历史依据（比如李煜亡国的故事），有一些是作者的想象或“重构”。11篇自成故事，却又仿佛可在各篇章中找到彼此的身影，好似勾画了各自雄踞一方的地图，作者借助想象，以文学虚构抵达“历史真相”。
（摘编自张燕峰《在文学虚构中抵达历史真相》）
材料二：
文学与历史是人类两种源远流长的文化形态，两者有着紧密的联系。通常“历史”既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也指关于历史的记载即历史学，还指与“自然”相对而言的人类“文化”或“文明”。文学可以对历史进行表征，对历史典籍所记载的故事进行借用与演义，书写过去发生的事件，甚至可以成为历史的见证等，更为重要的是文学可以表达对历史的判断或者反思，但是文学又有解构历史和超越历史的冲动。
我们先从文学与历史的关联处来考察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历史与文学一个显而易见的相通之处是叙事性。实际上，大多数历史著作的确有自己的叙事特征与文体风格。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在表达对法国大革命反讽性的认识时，就将史实与评价、哲理与文思融为一体，运用了不同的叙述角度与叙述语调。
历史与文学相通处之二似乎是想象性与情感性。“编年史的作者编撰较长历史阶段的著作时，必然面临许多空白之处，他只能利用自己的才智和猜测来填充这些空白。”这里所说的“猜测”就是想象。我国古人认为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说起历史的情感性，我们自然会想起陈寅恪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柳如是别传》所勾画的集悲苦、刚烈与才情于一体的传奇女子柳如是，以至于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怀特认为历史也是诗性的行为，是一种想象性的文学活动。
但是历史终究是以记述事件为主，叙事技巧与想象在历史编纂学中还是处于比较低的位置。而情感性在历史写作中的作用更是带有比较大的争议。可以说，叙事性、想象性与情感性对于文学来说是整体的、必备的，而对于历史来说则相对是次要的、附属的。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历史的对象是实在的，文学的对象是虚拟的。历史并未在时间中消失，恰恰是叙述赋予混沌的历史以我们所熟悉的形貌。历史可以做到认识论与本体论二者合一，因为在历史书写中表现与被表现者同时到场，因而历史具有建构性。所有历史阐释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比较、批评和判断。文学则是虚拟的世界，无法比较、批评和判断。
培根认为，文学超越历史甚至哲学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历史那样依赖记忆或哲学那样依赖理智，而是凭借想象，可以不根据事物的逻辑，既可以把自然状态中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又可以把联系在一起的事物分割开来，造成事物不合法的匹配和分离，形成一种“伪装的历史”。
首先，文学可以借鉴历史著作中的题材塑造历史人物，描述历史事件。其次，小说常常以过去发生的事件为对象，采用过去时，特别是历史小说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和事件为原型，其叙事的逼真性可以起到类似历史读本的作用。再次，从一般意义上来看，作家创造的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融通性，文学或多或少要参照现实世界，特别是再现型文学的纪实性可以形成准历史风貌及认知属性。此外，在特定的情况下，文学可以补充微观史实，保留集体记忆，成为历史的见证。在西方的法律传统中，见证相当于目击。文学艺术，不但有传达见证的功能，更有以自身为见证人的任务。从上述几个方面来看，文学的历史表征从不同的角度重述了历史，凸显了事物的多种存在样态，宣扬了美德，增加了美感。
（摘编自汪正龙《重审文学的历史维度——兼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
材料三：
文学和历史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都是精神生产的产物。文学和历史具有不可分割的相通性和互融性，这是因为历史著作、历史叙述与历史话语往往渗透着文学式的虚构、文学式的夸张语言及文学家的观察与思考；而文学家、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的产物，也无法摆脱对历史的依赖。
从读者和后人的角度来说，叙述历史时掺进了虚构的成分似乎是难以苟同的，因为在他们的记忆深处一向认为历史是真实可信的。从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关系来看，中外很多史学家分析判断历史著作中虚构的成因、文学的色彩，从而可以揭示出历史与文学在“虚构”这一问题上的共同性，进而探讨文学创作与历史写作中的一般规律或相互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是神话和民间故事入史的例子。它说明由于时代久远，史料本身就是虚构的。上古时代距今几千年，人们难以认识，而神话和民间故事在人民口头相传中像滚雪球似的逐渐形成。它以幻想的形式，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所以神话实际上是上古劳动人民思想观念的反映。这既是文艺，又是历史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上古历史就是依靠对神话传说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才构成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上古世界。
（摘编自张玉雁《试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定位》）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具有相似性，历史通常只具有低度文学性。 |
| B．历史是以实在为依据的建构，文学则是以虚拟为基础的创造。 |
| C．文学和历史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分割的相通性和互融性。 |
| D．文学创作不能形成类似历史的认知效应和超越历史的叙述效果。 |
| A．神话和民间故事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生活 |
| B．文学家、文学作品作为历史的产物，有可能摆脱对历史的依赖。 |
| C．文学无论何时都可以补充微观史实，保留集体记忆，成为历史的见证。 |
| D．文学应根据事物的逻辑，把自然状态中不相干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
【推荐2】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这一切特点都有一定的风格和手法，为匠师们所遵守，为人民所承认，我们可以叫它作中国建筑的“文法”。建筑和语言文字一样，一个民族总是创造出他们世世代代所喜爱，因而沿用的惯例，成了法式。中国建筑怎样砍割并组织木材成为梁架，成为斗拱，成为一“间”，成为个别建筑物的框架；怎样布置并联系各种不同的个别建筑，组成庭院：这都是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惯例法式。无论每种具体的实物怎样地千变万化，它们都遵循着那些法式。构件与构件之间，构件和它们的加工处理装饰之间，个别建筑物和个别建筑物之间，都有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建筑上的“文法”。至如梁、柱、墙、瓦、栏杆、斗拱、正房、厢房、游廊、庭院等等，那就是我们建筑上的“词汇”，是构成一座或一组建筑的不可少的构件和因素。
这种“文法”有一定的拘束性，但同时也有极大的运用的灵活性，能有多样性的表现。也如同做文章一样，在文法的拘束性之下，仍可以有许多体裁，有多样性的创作，如文章之有诗、词、歌、赋等等。建筑的“文章”也可因不同的命题，有“大文章”或“小品”。“大文章”如宫殿、庙宇等等，“小品”如山亭、水榭。文字上有一面横额，一副对子，纯粹做点缀装饰用的。建筑也有类似的东西，如在路的尽头的一座影壁，或横跨街中心的几座牌楼等等。它们之所以都是中国建筑，具有共同的中国建筑的特性和特色，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中国建筑的“词汇”，遵循着中国建筑的“文法”所组织起来的。运用这“文法”的规则，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用极不相同的“词汇”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创造极不相同的类型。
（节选自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
材料二：
曹雪芹一生主要生活在北京、江浙一带，《红楼梦》中的建筑创作素材也主要取自于这两地。大观园类似于江南园林，它以“间”为构成特点，组成单座建筑，再以单座建筑构成单个庭院，进而由单个庭院构成错落有致的院群，主次分明，不拘一格，在直线和曲线的相结合下，呈现出多维的美感，院群空间变化丰富，同周围的自然环境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红楼梦》中对于建筑位置的设定极为讲究，它将主要的建筑安置在对称轴上，而次要的建筑则安置在中轴线两侧的位置上，这种平面设计的布局原则来自于北京故宫的组群布局和北方四合院，它更是我国古代封建宗法和等级观念的集中体现。《红楼梦》中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是最高等级，为贾母起居处，其他建筑则按照尊卑、长幼、男女、主仆等关系依次排列。每个房屋外部都有界限分明的围墙，前院有倒座，后院有东西厢房，厢房院落左右对称，次要的其他殿阁则以正厅为圆心环绕排开。
我国自古有“天圆地方”的自然观，认为自己处于天地的中心，所以“中”字特别能代表古代中国人的处事态度，儒家文化更把这种“中”的概念升华提炼，创造出“中庸”思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因此《红楼梦》中的建筑在空间布局和平面设计上都遵循了对称的规则，以中轴线对称均等布置，严谨规整，恪守强者居中，等级严格的儒家之“礼”，这样不仅使建筑在构图上取得一种均衡，给人以天然的安全感，而且建筑的对称之美，更突出了中国人民崇尚家庭团聚，国家统一的文化观念，是中华民族伟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集中体现。
《红楼梦》中的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例如贾母等在缀锦阁吃酒，命梨香院的女孩子们在藕香榭奏乐，贾母说“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实现了建筑和水的有机结合，实乃精妙。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现在更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发展理念。建筑要想获得整体和谐的美感，也必然要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自然环境为建筑起到点缀和烘托的作用，建筑赋予自然环境新的生机与颜色。《红楼梦》就是贯彻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一艺术与美学的原则，从而塑造了一副和谐美丽的豪门巨宅画卷。
另外，《红楼梦》中的建筑不仅仅只有居住价值和审美价值，更是一种媒介和桥梁，它用姿态万千的府邸和园林来描绘纷繁复杂的人物性格，刻画人物的性情和行为，使人物形象更丰满生动，个性更深入人心。
（摘编自袁孝颖、宋国庆《论<红楼梦>建筑文化中的美学意蕴》）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中国建筑的“文法”即我们建筑上两三千年沿用并发展下来的所有建筑都遵循的惯例法式。 |
| B．梁、柱、墙、瓦等建筑“词汇”依照一定的处理方法和相互关系组合成一座座建筑物。 |
| C．《红楼梦》中的建筑均结合了江南园林和北方四合院的特色，呈现出变化丰富、多维的美感。 |
| D．《红楼梦》中的建筑位置彰显了我国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观念，它们按尊卑等关系依次排列。 |
| A．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了我国建筑的特点，材料一主要用比喻的手法来阐述。 |
| B．运用相同的建筑“文法”和不同的建筑“词汇”，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中国建筑。 |
| C．对称的建筑，在构图上有均衡性，给人以安全感，体现了中国人中庸的处事态度。 |
| D．“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原则证明了《红楼梦》中的建筑物蕴含天人合一的思想。 |
| A．“荣禧堂”位于荣国府的中轴线上，匾额为皇帝所书赐，它是贾府的当家人贾政的住处。 |
| B．贾政等人游大观园时，说：“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 |
| C．贾宝玉的住处“怡红院”种有芭蕉和海棠两种植物，作者借此来衬托他的性情及地位。 |
| D．大观园原系十二钗栖止之所，工程浩大，故借元春之名而起，再用元春之名以安诸艳。 |
5．梁思成在《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里说：“我们有些住宅的标准设计‘千篇一律’到孩子哭着找不到家。”请结合材料一分析出现此现象的原因。
材料一：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每一种文明都是美的结晶，都彰显着创造之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文明之美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等经典著作和文学、音乐、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之中。现在，大量外国优秀文化产品进入中国，许多中国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国愿同有关国家一道，实施亚洲经典著作互译计划和亚洲影视交流合作计划，帮助人们加深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为展示和传播文明之美打造交流互鉴平台。
中华文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摘自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在唐代，中日文学交流空前繁荣。随着遣唐使团的来华，大量的唐代诗歌传入日本。其中，白居易的诗歌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日本汉学家大江维时编纂的唐诗名句选《千载佳句》中收录唐诗1110联，仅白居易一人之诗就占了535联。
大约在９世纪初，白居易诗歌就已经传入日本，深受日本宫廷的喜爱。当时其诗集还比较稀缺，以致竟有官员因献白诗而获提拔。嵯峨天皇将《白氏文集》视为“枕秘”，爱不释手，在宫中专门设立侍读官开讲《白氏文集》。此后，《白氏文集》成为几代天皇的修身课程。宫廷的这股潮流也渗透到了知识阶层。当时的儒学者庆滋保胤说：“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还有文人对白居易朝思暮想，以至于在梦中与其相遇：“系情长望遐方月，入梦终踰万里波”。这些都反映出日本平安时代文人奉白居易为师的现实以及对白居易的崇敬之情。
对白居易诗歌的推崇，也影响到了平安时代文人的创作。在这一点上，女作家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其开篇《桐壶》中，桐壶帝与其妃子之间的凄美爱情与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里的故事情节颇为相似。桐壶帝在爱妃死后感叹“天命如此，抱恨无穷”，让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名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除《长恨歌》外，这部日本古典文学名著还多次借用白居易的其他诗歌。在《须磨》一回中，被流放的源氏公子在仲秋之夜望月思乡，吟诵了白诗“二千里外故人心”。此处的借用流畅自然，毫无生涩之感，足见紫式部对白居易诗歌的熟识和掌控力。
白居易的诗歌之所以能在平安时代的日本获得广泛认同，一方面是因为其诗歌通俗易懂、贴近生活；另一方面，白居易诗歌中的感伤诗和闲适诗契合了日本人的审美需求，拨动了宫廷贵族和知识阶层的心弦。在平安时代中期，由于天皇大权旁落和社会动乱频发，宫廷贵族的进取心大为减弱，他们通过寄情山水、宴饮行乐以逃避世事。白居易的感伤诗和闲适诗在此时传入，恰好引发了他们的情感共鸣。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后，思想和创作风格发生极大变化。他自称“天涯沦落人”，创作了大量的感伤诗、闲适诗。这些诗歌追求与自然融为一体、心物合一的美感，表现出远离官场、随遇而安、人生无常的心境。正是这些诗歌，成为平安时代日本文人的心灵慰藉。
白居易诗歌在平安时代的流播持续了近400年，谱写了中日友好的璀璨篇章。平安时代之后，仍不乏文人墨客从中汲取营养。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了《我在美丽的日本》演讲。演讲中，他用“雪月花时最怀友”来概括日本传统文化和艺术中的美学特征。他解释，“雪、月、花”指的是四季时令变化之美，“最怀友”指的是由对美的感动而诱发出的对人的怀念之情。这句话就化用自白诗《寄殷协律》中的“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一句。
白居易诗歌以其超脱宁和的意境、唯美伤感的情调、平易细腻的文风让不同时代的日本人从中寻找到心灵的抚慰和情感的寄托。这种穿越时空的力量，使得白居易诗歌等中国古典诗词不断沉淀，在新的时代仍然深入人心、焕发新的光彩。
（摘自杨延峰《白居易诗歌在日本》）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
| B．我们在不断继承创新中发展中华文明的同时，又要创造他国文明发展的条件，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 |
| C．中日文化交流密切，在中国文学家中，白居易对日本文化影响最大，谱写了中日友好的璀璨篇章。 |
| D．白居易感伤诗和闲适诗中远离官场、随遇而安、人生无常的心境引发了平安时代日本文人的情感共鸣。 |
| A．从佛教东传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 |
| B．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
| C．材料二以《源氏物语》为例，论述日本平安时代文人对白居易的喜爱和崇敬。 |
| D．川端康成的化用表明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平安时代之后依然深入人心。 |
| A．钱锺书：“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
| B．鲁迅：“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
| C．泰戈尔：“知识是珍贵宝石的结晶，文化是宝石放出的光泽。” |
| D．季羡林：“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
5．两则材料的论述视角有何异同？请结合材料概括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