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读书方法，我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不仅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②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且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③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它至少有两大流弊。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④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⑤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⑥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⑦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摘编自朱光潜《谈读书》）

材料二：

为什么要重提“整本书阅读”？很大程度上是由学生的阅读现状决定的。课堂上使用的语文教材以单篇文章为主，阅读时间短、阅读目的单一，难以建构文章间的意义关联，散点式阅读的倾向比较明显。《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的“文化基础”，在语文课程中主要表现为“人文底蕴”，指向对人文积淀、人文情怀的关注。基础、底蕴和情怀都需要积淀，积淀需要长时间的稳定状态，散点式、碎片化、拼接型的阅读却在不断切割、打断、搅动学生的阅读。我们期望达成的课程目标和目前主要的教学组织形式产生了巨大矛盾，怎样解决呢？增加整本书阅读在语文课程中的权重是比较合理的策略。

单篇课文能够承载的大多只是文化的“横截面”，甚至只是某种文化场域中的一个现象，一个场景。整本书则不同，它更像“画卷”，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彼时彼刻的社会生活图景，演示文化特质形成和发展的“纵贯线”，让学生既能看到“这一点”，也能联系和“这一点”相关的若干点，了解“这一点”从哪里来，可能到哪里去。浸润在整本书提供的文化场域中，学生可以吸纳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对特定文化场域形成完整的认识。

整本书提供的信息量大，信息链条完整，信息关联度高，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需要透过变化的现象发现不变的本质，体验不断建构、解构、再建构、再解构的循环。需要借助联系思维，努力发现事物之间的关系，在对立中看到统一，在分离中看到渗透，形成新的认识和思考，进而树立起事物间普遍存在联系的哲学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整本书内容的展开，学生能够体验到自身认识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体验有助于学生反思性知识的形成与丰富。

“特犯不犯^[注]，同而不同处有辨”是我国传统小说的经典创作手法，作品中的人物做着相似的事情，却有着细微的差别，同中能见异，异中也能见同。相似的人物或事件，被写得各有千秋、毫无重复，让读者在同与不同之中领会人物的独特之处。阅读整部《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学生能够在大量文段中发现这一手法，体会其精妙，并对中国传统小说艺术特色的形成更为深刻的认识。

[注]：“犯”指类似或近似，“特”是故意设置。“不犯”指不同的细节、不同的人物秉性。

（摘编自吴欣歆《阅读整本书，整体提升语文学科核心素养》）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学观念，悲剧真正进入中国，前后不过百年时间。百年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便将西方源远流长的悲剧传统接受并演练了一遍。虽然其间颇多曲折与起伏，但终自成一格，形成了一种既区别于西方悲剧、又区别于中国传统悲情戏曲的“中国”文学观念及“现代”文学观念。当我们以一种动态开放的视野去审视和分析悲剧在中国的接受与成长状况，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发生与发展，虽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其内在却是持续推进且有迹可循的。如果说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展的阶段特征与理论认知、创作实践、社会状况、时代语境等密切相关，那么其内在路向的发生则源自悲剧意识的觉醒，且阶段与路向，一表一里，互为促进。

作为文学观念研究课题，“悲剧是什么”“悲剧应当如何”是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研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言人人殊的论题，此处不打算展开论析，只想重申悲剧观念最核心的两个方面，即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内在的发展路向。

朱光潜曾说，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是“出自哲学家笔下论悲剧的最好一部著作”。原因之一就在于尼采的悲剧观念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二者矛盾的组合，将“酒神原始的苦难融入日神灿烂的光辉之中”。在朱光潜看来，这是尼采的一大功绩，理由是悲剧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具有两面性的自然。悲剧是有感于生活的阴暗、命运的不公等不如意而产生的；与此同时，悲剧又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对于悲剧人物而言，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从观念的角度看，朱光潜的这一评论或者说尼采那看似矛盾的组合，正道出了悲剧的两个最基本层面：直击人类生存困境的悲剧意识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

悲剧意识如同悲剧的内核，体现着悲剧的哲思性；悲剧精神则犹如这内核中的灵魂，展示出悲剧的人性深度。如果说悲剧冲突的必然性和不可解决性喻示着悲剧意识的反思深度与力度，那么悲剧人物对人性理想的合理要求，他们的执着追求、行动乃至毁灭，则彰显着悲剧的精神高度和人性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经典的悲剧作品，都是一首哲学化的诗，深邃的思考和悲壮的情调是其基本风貌——从对人的生存的终极关怀出发，在形而上的思考与崇高的人性精神结合处绽放。所以，仅仅表现出深刻的悲剧意识还不足以称之为悲剧，是否体现出一种执着的悲剧精神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之中，悲剧意识的觉醒是最基本的前提。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百年进程，虽然真正堪称悲剧的戏剧作品不太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其现代悲剧意识却呈现出一种持续的、正向的发展态势，由外而内，由下而上，由社会到个体、由现实到精神，不断拓展和深入。至于其间的悲剧精神则因作者的诉求不同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质感和情调。所以，在这两者之中，作为根基的现代悲剧意识的不断觉醒与发展，便成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发展进程的最佳见证和似断实连的内在路向，贯穿于中国现代悲剧观念发生、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摘编自章池《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百年流变》）

材料二：

我曾在一篇文章的结尾这样谈论汪曾祺：“我不再期待从他笔下读到直面人生的悲剧，我把他本身读作一个悲剧”。后来集中读过他1992年以来的小说，觉得此论未免片面。这些作品所表现的痛苦、挣扎与悲凉，正是我所期望的“直面人生的悲剧”。只有将这惨淡的辉光凸突出来并赋以相应的美学价值，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汪曾祺才能得以呈现。

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表现为末世的败落景象。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处于急剧的变化和动荡之中，无论是社会政治现象还是文化精神现象都在这动荡中瞬息万变。旧的东西无力自持不断走向凋零衰败，新的东西无法自立迅速走向夭亡。这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经历给这个民族染上了焦虑、绝望、悲怆、无奈的心理色彩。有的人一面挣扎，一边出自本能地发出沉重的悲叹，有的人则以其文化优势和精神优势，对这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心理色彩持有充分的清醒与自觉。这些清醒者自觉者如果怀有丰富的情感，必会产生深切而又浩大、灼痛而又寒凉的悲剧体验。近世以来许多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担当这一败落的世界，表现自己的悲剧体验。这样一场漫长而又剧烈的历史动荡中，最受颠簸、最受震撼的当然是士大夫阶层。

（摘编自摩罗《悲剧意识的压抑与觉醒——汪曾祺小说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