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朱光潜

（1）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游历新境时最容易见出事物的美。在崭新的环境中，事物还没有变成实用的工具，一条街还只是一条街而不是到某银行或某酒店的指路标，一座房子还只是某颜色某线形的组合而不是私家住宅，所以能见出它们本身的美。一件本来惹人嫌恶的事情，如果你把它推远一点看，往往可以成为很美的意象。卓文君不守寡，私奔司马相如。我们现在把这段情史传为佳话。但是在当时人看，卓文君失节却是一件秽行丑迹。当时的人受实际问题的牵绊，不能把这些人物的行为从极繁复的社会信仰和利害观念的圈套中划出来，当作美丽的意象来观赏。我们不受当时的实际问题的牵绊，所以能把它们当作有趣的故事来谈。

（2）一般人迫于实际生活的需要，都把利害认得太真，除了可效用于饮食男女的营求之外，便无其他意义。海边的农夫逢人称赞他的门前海景时，便很羞涩的回过头来指着屋后的一园菜说：“门前虽没有什么可看的，屋后这一园菜却还不差。”艺术家和审美者的本领就在能不让屋后的一园菜压倒门前的海景。他们能跳开利害的圈套，只聚精会神地观赏事物本身的形象。

（3）许多人欢喜从道德的观点来谈文艺，从韩昌黎的“文以载道”说起，一直到现代“革命文学”以文学为宣传的工具为止，都是把艺术硬拉回到实用的世界里去。他们不知道道德是实际人生的规范，而艺术是与实际人生有距离的。艺术须与实际人生有距离，所以艺术与极端的写实主义不相容。写实主义的理想在妙肖人生和自然，但是艺术如果真正做到妙肖人生和自然的境界，总不免把观者引回到实际人生，使他的注意力旁迁于种种无关美感的问题，不能专心致志地欣赏形象本身的美。   

（4）艺术上有许多地方，乍看起来，似乎不近情理。古希腊和中国旧戏的角色往往带面具穿高底鞋，表演时用歌唱的声调，不象平常说话。埃及雕刻对于人体加以抽象化，往往千篇一律。波斯图案画把人物的肢体加以不自然的扭屈。中国和西方古代的画都不用远近阴影。这种艺术上的形式化往往遭浅人唾骂，它固然时有流弊，其实也含有至理。这些风格的创始者，他们的目的正在使艺术和自然之中有一种距离。如果艺术的最高目的仅在妙肖人生和自然，我们既已有人生和自然了，又何取乎艺术呢?

（5）艺术都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决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决写不出《奉先咏怀诗》。《悲愤诗》和《奉先咏怀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位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漫谈说理文

朱光潜

①“摆事实，讲道理”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愈来愈广泛、愈重要的社会活动。开会讨论要说理，作报告要说理，写社论要说理，写教科书要说理，发动群众要要说理……总之，凡是需要开动脑筋的地方，凡是要辩护自己，说服穷人的地方，没有不需要说理的。近几年来我们对于诗歌、小说、剧本的写作提出了很多问题，进行过热烈的讨论，至于说理文怎样写，就很少有人过问，尽管这个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一系列论著里三番五次地郑重地提出过。文学界对这问题谈的少，是否说明说理文容易写，有理自然说得出，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呢？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写过四十多年的说理文，也费过一些摸索，尝过一些甘苦，至今还不能写出一篇称心如意的文字，所以我可以说，写说理文对于我并不是一件易事。

②写说理文究竟难在哪里？在推理还是在行文？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它假定了理在文先，第一道手续是把理想清楚，第二道手续才用语言把理表达出来。这种相当流行的看法是对的，但也不完全对。

③据我个人的经验，把全篇文章先打好腹稿而后把它原封不动地誊写出来，那是极稀有的事。在多数场合，我并不打什么腹稿，只是对要说的道理先有些零星片断的想法，也许经过了一番组织，有一个大致不差的粗轮廓，一切都有待进一步的发展。意思既然来得多了，问题也就复杂化了。新的意思和原来的意思不免发生矛盾，这个意思和那个意思也许接不上头，原来自以为明确的东西也还是紊乱的模糊的乃至于错误的。有许多话要说，究竟从何说起？哪个应先说，哪个应后说？哪个应割爱，哪个应作为重点？主从的关系如何安排？这时候面前就像出现一团乱丝，“剪不断，理还乱”，思路好像走入一条死胡同，这是难产的痛苦，也是一个考验的时刻。

④所以在说理文的写作中，思想和语言总是要维持辩证的关系：不想就不能写，不写也就很难想得明确周全。我发现不但思想训练是写说理文的必有的准备，而写说理文也是整理思想和训练思想的一个很好的途径。因此，我认为理先于文或意在笔先的提法还是片面的。

⑤就我从阅读中所体会到的来说，说理文的写作和文艺创作在道理上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有时我甚至想到理论文也还是可以提高到文艺创作的地位。我很相信说理文如果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如对准确、鲜明和生动的要求也适用于说理文。修辞学家们说，在各种文章风格之中，有所谓“零度风格”，就是______________的那么一种风格。据说这种风格宜于用在说理文里。我认为这种论调对于说理文不但是一种歪曲，而且简直是一种侮辱。说理文的目的在于说服，如果能做到感动，那就会更有效地达到说服的效果。作者自己如果没有感动，就绝对不能使读者感动又怎能叫人发生兴趣，感动人，说服人呢？

（选自《朱光潜全集》，有删改）

考据、批评与欣赏

朱光潜

①把快感、联想当作美感，是一般人的误解。有一种误解是学者们所特有的，就是把考据和批评当作欣赏。

②拿我在国外大学读的莎士比亚这门功课来说，英国的教授整年地讲“版本的批评”；莎士比亚的某部剧本在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木”，哪一年印第一次“对折本”，各有几次翻印，某一个字在第一次“四折本”怎样写，后来在”对折本”里又改成什么样……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对来源和作者生平也很重视：莎士比亚大概读过些什么书？《哈姆莱特》是根据哪些书写的？他和戏院和同行的关系如何？“哈姆莱特”是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埋头于灰封虫咬的故纸堆中，寻找片纸只字以为至宝。

③这些功夫都属于中国人说的“考据学”。这门课的教授只做这种功夫，对我们也只讲他研究的那一套。至于学生能否欣赏剧本本身，他并不过问。从美学观点来说，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考据工作呢？

④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欣赏之前要有了解。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但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非常重要。

⑤但若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通常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难免犯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是穿凿附会。他们以为作者字字有来历，便拉史实来附会它。第二种错误是因考据而忘欣赏，他们好比食品专家，把一席菜的来源、成分及烹调方法研究得有条有理之后，便袖手旁观，不肯染指。而我是饕餮汉，对于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十二分地敬佩感激，但我以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⑥在考据学者们自己看来，考据就是一种文学批评，但是一般人所谓的文学批评，意义实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学者向来有派别的不同，所认识的文学批评的意义也不一致，区分起来，除开上述帮助了解的文学批评，主要还有两类。

⑦第一类是“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法官”要有“法”，也便是“纪律”，“法官”式的学者心中预存几条纪律，用来衡量一切作品。符合它们的就是美，违背它们的就是丑。但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限制活作品？

⑧第二类就是近代法国印象主义的文学批评。这一派学者可说是“饕餮者”；只贪美味，尝到美味便把印象描写出来，他们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艺术的、主体的，各人应以自己的嗜好为标准。

⑨“法官”式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批评的态度”，印象派的文学批评所持的是“欣赏的态度”，它们是相反的。

⑩我是倾向于印象派的，不过我也明白它的缺点，比如看一幅图，内行有内行的印象，外行有外行的印象，它们的价值是否相同呢？文艺虽无普遍的纪律，而美丑的好恶却有一个道理，遇见一个作品，只说¨我觉得好”还不够，还应说出觉得好的道理。

⑪总之，考据、批评都不是欣赏，但是欣赏不可无考据与批评。有的人太看重考据和批评的功夫，有的人又太不肯做脚踏实地的功夫，以为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这都是很 大的错误。

（原文有删改）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他的各项政治主张都是从这一总目标出发而提出的。明“夷狄”、“诸夏”之别，就是其中之一。孔子这方面的言论虽不多，却牵涉到“民族意识自觉”的大问题，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周礼”成为周王朝建立领主制封建国家政治机构的组织原则之后，其作为周族的典章、制度、仪节、习俗的总称的意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被扩大、推广到整个华夏族的势力范围。

在当时，用不用“周礼”，已成为区分“夷狄”与“诸夏”的主要标志。如楚是南方大国，文化发展程度并不低于周族的姬姓各国，只因为不用“周礼”，而被“诸夏”视为“蛮夷”。齐桓公建立霸业时，还专门以“包茅不贡”为借口对楚进行讨伐。可见， “周礼”在区分“夷狄”与“诸夏”时的重要意义。由于当时在“夷狄”与“诸夏”之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斗争，这种区分就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周到春秋末，尽管华夏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居主导地位，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华夏诸国与少数民族杂处的局面，如“王畿”附近就有伊雒之戎、陆浑之戎。诸侯大国卫国在卫懿公时，和邢国一起被狄人“残破”。救卫存邢、南伐荆楚、北伐山戎，是管仲辅佐齐桓公所建立的重要霸业。所以，尽管孔子对管仲僭越违礼颇为不满，但对其“相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十分称许，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觉察到当时民族斗争的严重性，从维护周礼到自觉维护“诸夏”的团结统一，充分肯定管仲这方面的功绩，这说明孔子自觉地把维护民族利益作为第一位的大义，把管仲的贡献提到了“如其仁”的高度。比起“民族大义”来，管仲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在孔子看来，都是可以原谅的。

这可以说是最早的体现了某种朦胧状态的民族意识的自觉，这种民族意识的自觉的继承和发扬，就成为一种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它的出现应当说与孔子所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自觉有着一定的思想渊源关系。关于区别“诸夏”与“夷狄”，孔子还有一段议论，即“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意思是说，“夷狄”虽“有君”，却不行“周礼”，君臣上下的名分有等于无；而“诸夏”哪怕无君，但君臣的等级秩序照样存在。可见孔子以明“夷狄” “诸夏”之别表现出来的朦胧的“民族意识”的自觉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他的君臣等级观念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决不能给以过高的、违反历史真实的估计。

孔子的明“夷狄”、“诸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到秦汉以后逐渐以“明华夷之辨”的命题为历代儒家所继承和发扬。积极方面，每当民族危亡之际，总有一批民族英雄以此为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挺身而出，伸张民族大义。消极方面，也总有人以此为借口，对内欺压少数民族，变成大汉族主义；对外则以天朝大国自居，流于狭隘的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