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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先生的《新原人》从追问“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这一问题开始，指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而为人者，在于人有“觉解”；而“人之所以能有觉解，因为人是有心的”。由此可见，“心”在冯友兰的境界论中占据首要地位。

概括起来，冯友兰一般从功能的角度来解释心。他讲到心有四种功能：感觉、思议、了解、自觉。其中，了解和自觉又合称“觉解”。冯友兰论述人生境界的依据是心的觉解程度的高低，而觉解的过程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过程：第一，运用心的思议功能得到事物之理及其知识形态的概念（思）；第二，站在事物之理的高度“以理观物”（观），并在实践过程中用经验、知觉去印证名言的概念知识（悟）。观与悟合称“了解”（解）；第三，将心的“了解”的活动作为意识对象进行反观，使心处于明觉状态（觉）。第四，觉解其觉解。因此，思、观、悟、觉等概念所表达的都是心的不同功能或不同状态，冯友兰将其合称为“觉解”。这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自明诚”“转识成智”的意思是一致的，其根本底蕴在于如何通过认识、知识的途径来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也就是以增进知识的方法改变自己的心灵状态。冯友兰所关注的正是由理论上的知识转化为切身体验，由常人的心理转化为圣人的心理。而所有这一切之所以可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有“心”。他将人心的觉解比喻为一盏“宇宙灯”。

宇宙间有觉解，与宇宙间有水有云，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事。不过宇宙间有水有云，不过是有水有云而已。而宇宙间有觉解，则可使其他别的事物被了解。如一室内有桌椅，有灯光。就存在方面说，灯光与桌椅的地位，是相等的。但有桌椅不过是有桌椅而已。有灯光则室内一切，皆为灯光所照。宇宙间之有觉解，亦正如是。宇宙间的事物，本是无意义的，但有了觉解，则即有意义了。

这是一个非常精妙的比喻。近代科学兴起以来，原本充满神奇色彩的宇宙变成了物质性的“自然界”。冯友兰非常明确地说明，哲学上的宇宙不同于科学上的宇宙，哲学上的宇宙是一个意义宇宙，一个由心灵的价值意识之光所照亮的文化宇宙。如果我们把心灵理解为“意识”的话，这个宇宙就是一个“意照之境”——意境。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冯友兰的境界论与中国古代的意境论产生了共鸣。冯友兰所说的文化宇宙就是一个充满价值的意义世界；他之所以讲觉解，就是要在现实世界中体验出一个价值世界来，并在这个价值世界中安身立命，体现人生的意义。冯友兰将这个觉解而得的意义世界称为“境界”。他说，人对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可有不同。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的意义，亦有不同。人对于宇宙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觉解，因此，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的某种不同的意义，即构成人所有的某种境界。

我们知道，佛学一般否定客观世界的存在，认为与心相对的只是依心而起的“境界”。与此相近，冯友兰所说的境界也是“依心而起”的。因为境界是由意义构成的，意义是从心对事物的觉解而产生的，没有心即没有觉解，没有觉解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没有境界。但是冯友兰并不否定世界的客观存在。他承认在心之外有一个世界，这个客观世界是公共的，每一个人都生活于这个客观世界之中。但是，每一个不同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是不同的，因此，各个人所拥有的意义世界——境界就是不同的。

（摘编自程相占《冯友兰人生境界论的审美维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这个重要论断，既具有深邃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深思。

从起源上看，人民才是文艺的真正创造者。文字是文学的载体，而文字正是劳动者的发明。造字的方法最初就是象形、会意。 史官出于记事的需要，将民间的文字采集起来，以代替之前的“结绳而治”，文字开始被专门化。至于文学家用文字来写“佳句”，完全是坐享其成。

当然，也存在不依赖文字的文学和不识字的作家。鲁迅说过：“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诗经》里的很多诗作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经文人采录和润色后，留传下来的。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是对文艺创作方法的高度概括。人民是文艺的创造者，不仅是指人民是狭义的作家、画家、表演艺术家。更是指人民及其实践活动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泉。中外文艺创作实践表明。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来自人民群众生动、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不可能是关在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产物。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并非其作为作家的“创作”成果，而是其深入农村的“副产品”。抗战胜利后，丁玲主动请缨，先后赴河北怀来、涿鹿农村深入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她感受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领略了农民的淳朴、热情，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并产生了写作一部小说的冲动。当丁玲从涿鹿县离开时，一幅当时中国农村的壮丽图景在她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丁玲又数次参加深入农村的活动，以检验自己的构思是否妥当，判断是否准确，人物刻画是否真实。

古今中外，有名目繁多的文艺评判机制。表面上看，充当“审判员”的往往是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但历史证明，只有经得起人民评判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成为经典作品。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但他生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评价。杜甫42岁时，殷璠编纂的《河岳英灵集》出版，共收录24位唐代诗人的234首诗，没有杜甫的一首诗。杜甫去世九年以后，高仲武编纂的《中兴间气集》，依然没有收录杜甫的任何一首诗歌。直到中唐时，杜甫才引起诗坛有限的注意。毫无疑问，是贯穿于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史”之作中的人民性思想，最终为杜甫赢得“诗圣”的地位。

人民文艺观既是一种崭新的文学实践，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和政治实践。当代中国作家艺术家需要虚心拜人民为师，沉潜到生活深处，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与幸福放在心上，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笔端，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华彩篇章。

（摘编自李茂增《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