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1】阅读下列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了世界各国公认的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同时更具有中国的特点。我们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就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成为发达国家。除此之外，还必须实现相关社会性指标，包括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和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社会指标。

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有极强的创新能力。没有创新能力经济社会就会停滞，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就缺乏源源不断的动力。创新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有些国家曾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标准，但是由于创新能力不足，腐败严重，加上政策严重失误，不少国家停留在或退回到中等收入国家，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到发达国家，只有少数国家成功了，韩国是个典型的案例。韩国在上世纪50年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通过近70年的努力，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国家。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韩币大幅贬值，经济萧条。一方面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助的严苛条件，渡过难关；另一方面积极创新，坚定不移地走开放之路，韩国从危机中走出来了，成为发达国家。创新对一个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极为重要。这里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创新。

首先是技术创新。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迭代是基本路径。我们不可能停留在低端产业，也不可能通过资源型企业把中国带入现代化。我们必须进行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的升级换代，提升经济竞争力。除了技术创新外，制度创新、模式创新、观念创新、组织创新都非常重要。我们面对的是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高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组织模式需要创新。试图用传统产业的模式去发展高科技产业，那肯定是行不通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其现代化一定会改变全球格局，会对全球带来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所以，中国式现代化，包含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让中国人民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今天我们所要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

总之，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创新驱动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就成了当期乃至未来的重要任务。只有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财富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才可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摘编自吴晓求《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材料二：

10月31日，第三届“香蜜湖论坛”在深圳市委党校举行。论坛上，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深圳先行示范区研究、自贸区发展等主题进行主旨演讲，并对深圳未来发展建言献策。

“很多研究说深圳‘空心’了，其实不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教授唐杰针对深圳创新驱动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报告，“深圳最近三年的专利技术在增长吗？在国内的重要性有所提高吗？答案是肯定的。深圳创新离不开制造，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制造业向高端攀升。”

唐杰强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战场。

“科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对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处理，科研对象、过程和扩散等越来越与数字技术融为一体，推动了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科学、技术、生产之间的结合往往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因此，我们要坚定不移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促进科学技术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唐杰说。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猛也提到，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动力逐步由要素驱动的数量型向以技术进步、制度变革为主、创新驱动的质量型转变。

“针对深圳未来高质量发展，我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深圳市应加快开启新一轮全方位基础性改革，着眼解决深圳经济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另一方面，正确认识目前深圳技术进步的阶段性特征，克服‘投资恐惧症’。”李猛说。

“大湾区内部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正在逐步推进，整体呈现高端制造服务化与服务互联网化的趋势。”我们建议，科学倡导产业融合发展，不要继续盲目追求要素推动型的旧式产业融合发展逻辑，需要重视产业深度协调发展、深度融合。”会上，深圳市委党校决策咨询部副主任、教授彭芳梅表示。

针对制度创新，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符正平表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经济发展活跃、科技资源丰富，具备战略新兴经济发展的承载和支撑条件，建议以新兴产业与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点，进行制度创新。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回望过去，是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也让深圳跃升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速向全球标杆城市迈进。”深圳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郑秀玉在总结讲话时表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然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摘编自李申《把深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样本》）

【推荐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乡下最小的社区可以只有一户人家。夫妇和孩子聚居于一处有着两性和抚育上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除了军队、学校这些特殊的团体外，家庭总是最基本的抚育社群。在中国乡下这种只有一户人家的小社区是不常见的。在四川的山区种梯田的地方，可能有这类情形，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这一点对于我们乡土社会的性质很有影响。美国的乡下大多是一户人家自成一个单位，很少屋檐相接的邻舍。这是他们早年拓殖时代，人少地多的结果，同时也保持了他们个别负责、独来独往的精神。我们中国很少类似的情形。

中国农民聚村而居的原因大致说来有下列几点：一、每家所耕的面积小，所谓小农经营，所以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不会距离得过分远。二、需要水利的地方，他们有合作的需要，在一起住，合作起来比较方便。三、为了安全，人多了容易保卫。四、土地平等继承的原则下，兄弟分别继承祖上的遗业，使人口在一个地方一代一代的积起来，成为相当大的村落。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远。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材料二

前段时间，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新闻不断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合村并居主要是将一些人口偏少、位置偏远的小村子甚至“空心村”进行整合，将这些村落的人们迁往大村子或城镇并居，从而整合资源，节约土地，提升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合村并居无疑是一件好事。可合村并居后，对一些群众而言，“人住进了城镇的楼房，心却在牵挂老家的祠堂”。这说明，合村并居不是简单的“拆旧房、建新居”的物理迁移，它还应包含“人心搬迁”“文脉传承”等软性内容。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特色。中国人素来就有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终老是乡的习惯传统。乡村是承载中国文化与精神的基石，是乡土文脉赓续的重要空间。

不管是被动的合村并居，还是自然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村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这是客观现实。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约拥有360万座自然村，而到了2010年该数字已下降到270万。长期关注传统村落保护的学者冯骥才评估，中国每天大约有80到100 个村庄消失。

一旦村庄消失，中国传统的乡土精神和历史记忆也将失去依托。比如，遍布乡村的祠堂是乡村中重要的传统文化建筑，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祭祖敬祖、宗亲联谊、家风传承。合村并居过程中，如果村子里的祠堂被简单拆掉，那真的可能会祭拜祖宗都找不到地方，孝亲敬祖的传统可能因此就断裂了。

面临同样命运的，还有那些农村的老房子。不少村子尤其古村落都有极具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或古民居，但有些村落规模较小，离城镇较远，人口也流失严重，如果按照一些地方合村并居的标准，可能会一并了之、一拆了之。 当那些老房子、古建筑，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应声倒下时，我们丢掉的不是几片残砖断瓦或几根石柱木梁，而是老房子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通过老房子与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

不幸的是，合村并居过程中，不少地方将经济价值和商业考量置于首要地位，更多关注合村并居中“钱值”（经济价值）和“颜值”（景观价值）的开发，而忽略了“文值”（文化价值）的保育。有的地方按照城市商业住宅的统一标准，给村民设计房子，楼越盖越高，可原来各具特色的村落格局全都消失了。还有一些，生硬照搬外国风格改造农村的院子，结果使得乡村建筑中出现“欧洲补丁”“美国碎片”等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奇葩景观。乡村景观城市化与建筑西洋化，不仅割裂了乡土原生文化传承，也污染了乡土文化精神。丢弃乡土文化特色，一味地进行克隆，很难将新社区建成让群众拥有独特记忆的精神家园，也很难让搬入其中的村民拥有踏实的幸福感。

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农民要住更新的房子，村庄要修更宽的马路，于是土窑洞被水泥瓷砖取代，青石板路上覆盖了厚厚的水泥，合村并居也成了一种现实选择。只不过，环境变了，生活变了，基于生活之上的习俗、文化、历史等也都会随之改变。因此，合村并居与保护乡土文脉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发展中广泛存在的一个文化悖论。

（摘编自《合村并居，别丢了乡土文脉》）